历史中的传播与隋唐时代的国家认同建构

1绪论

1.1选题来源

传播与中国”认同建构之间更为明显的联系则发生在公元六世纪末。中原社会在历经了南北朝三百余年的离乱之后,随着杨隋完成重新统一中国的功业,中华第二帝国,得以建立,继而又在唐朝得到了复兴。基于帝国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驿道和古代中国相对成熟的政治传播的系统,帝国的复兴呈现出的突出局面,就是族际流动混血和文化碰撞融合这两大趋势之下的“中国”认同的强化。从传播学的意义看,交通资源共享、族群文化混血往往与政治大一统相互作用,使得盛唐时期的“中国”在国力鼎盛的同时亦累积了令后世称羡的文化“软实力”,即使是在国力衰微的帝国晚期,这种文化“软实力”依然持续性地发挥着影响力:比如唐德宗时期,南诏仍赠皋金、丹砂,以示顺革和赤心;又如唐武宗会昌年间,远国點噴斯(古昆坚国,今哈萨克)在使者见杀于回偶可汗的情况下,仍坚持遣使注吾合素行程三年至京师以通中国;再如唐文宗开成年间,来自新罗的鸿妒寺籍质子和学生竟仍然多达一百零五人。

本论文拟以《历史中的传播与隋唐帝国时代的“中国”认同的建构》为题;研究本身将围绕导师主持的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而展开,论文完成后将作为这一重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这一选题另一初衷还在于回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在论述民族主义起源过程中缺乏对中国案例分析的缺憾。“安德森将民族视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这种论断使得他收到了“原初派”的批评;而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学家杜赞奇教授也坚持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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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本选题拟以公元五世纪中叶至唐朝终结这一历史时期典型的政治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文本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隋唐历史上有关传播与“中国”认同建构的两方面问题:一是帝国内部在传播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集体认同”建构和中国内部各族群“自我中国化”的两个始源问题。二是在“中国”本部群体与“他者”的“我——他”关系中,“中国”的“社会认同”建构,和来自外部“他者”群体建构“中国”认同的两个始源问题。其中,第一,政治传播主要涉及官方信息的发布、制度法规的扩散及内化、官方对传播渠道的建设、官方主导性社会规范和文化政策的推广、祭祀活动等等;第二,中外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国书往来、贸易、朝贡、和亲、遣使、宗教、通婚等等;第三,内附民族与中原本部群体间的跨文化传播则涉及外族移民入内地、汉民移民实边、胡汉通婚、以蕃将胡兵的身份进入成为帝国功能性群体,等等形式。

体而言,本研究目的在于,以“传播”为脉络,其一,考查隋唐帝国领土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在客观上在实现族群凝聚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同时,主观上是如何形成“中国”的自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其二,将“中国”的认同问题,置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下和更为广阔的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进而深入分析“认同一一传播”的关联模式和作用机制。其三,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深入分析传统中国是如何在“我——他”互动关系中,实现“中国”这一共同体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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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朝的传播与传统中国的“周天下”观念、“大一统”意识和“汉人”认同

2.1“周人”的传播与“周天下”共识的建构

研究周王朝的历史,我们会注意这样一个现象:“众邦拱卫的周王只在其国祚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维持着军事上的威慑优势”,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周王国的军事力量幵始由盛转衰,甚至迫于边陸战乱和中亚蛮族(戎人)的入侵而东迁洛阳。但是,尽管如此,东周王室作为名义上的宗主,在褪去军事实力后仍然继续存在了五百多年。究其原因,治史者发现,“周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人立国之后就积极地致力于在其统辖的中原社会之中发展一种新的以“周天下”为核心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建构的方式就是基于今天所谓的“文化宣传”比如,他们“强调商周两朝的祖先同根同源,都是源于一个高度神话化了的祖先,从那里分出商周两支王族的谱系”,他们制定了宫廷的仪礼、规范和国家体系,“利用当时尚在发育的中国文化的一切来声称自己取代商朝的合法性”。

周人以建构“周天下”认同为目的的文化传播活动,具体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周人通过宣扬其祖先谱系的东方族源,以获得合法的“东方”统治者身份。其次,他们通过大力传播殷商人驾信的“天命观念”和“众星拱北辰”式的“天下”价值本源,建构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国家象征符号和权威认同。第三,周朝通过以“朝贡”和“巡守”为具体形式的政治传播活动,推广了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国家规划方案和理念,进而谋求周人在解决如何整合和维稳“中国”(王叢的所在)与“诸夏”、“夷狄”秩序问题上的政治话语权。

这样的历史叙述表达了两个统一的核心思想:其一,周人在文化上不是如“西土”诸蛮夷一样“他者”,而是在促进中原农事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功绩、对上古时期“东方”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积极参与者。其二,从文化和祖源上,周人都是“东方”族群的一员,虽然居处不同,然而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族群性格等特征方面都保持着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即重农事,筑城以居,设官而治;好和平,骂仁重德、爱民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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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秦帝国的传播与统一中国的初创:“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

春秋时代,所谓“中国”者,其疆土之西仅以秦为限(今之陕西东南部,南则以楚为界今之湖北西北部,北至于晋、卫诸国(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东可达于齐、鲁,“治化不及于海滨”。此时所谓“国”者,“家”也,即一宗族所封之城邦。所谓国家观念者,对于庶民百姓而言多为以宗族城邦意识为主导的归属感而已。春秋时代,周朝所建构的“天下”认同至于此时已经逐渐淡化成为了一种大宗族之间共有的传统记忆,大大限于朝贡、祭祀、会盟等仪式活动。从社会文化上看,“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是这一时代的明显特质。

当历史进程至于战国时代,中国内部逐渐形成了诈力相尚、权力相侵的政治局面:“国”与“国”则兼并日盛、封疆废她,邦国内部则大夫篡夺、世袭坏乱,以宗族世袭为特征的诸侯封国模式渐为军政国家模式所取代。随着一“国”的势力范围由城邦发展为区域,“中央——郡县”的权力辖制模式始行于战国,此时所谓“国”者,军事集团也:军政一体,农兵合一,工商博兴,地权私有,立私学,兴游士、养武士食客,建城郭渠道等等这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国家观念至于此时则多为基于“七国”各自独立政权的政治认同。在长久的分裂和战争中,中原社会源自于共有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华夏观念(“理论上说,诸国都是千年前西周的臣子,则开始回归人心,发展为强烈的四海归一的愿望。这种建立在多元政治认同之上的“一”元式文化认同,无疑成为日后中国“大一统”意识萌发的肥沃土壤。

随着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统一中原,改封建为郡县,“中国”开始由封建之世进入帝国时代。秦帝国时期的“中国”,随着始皇拓土开边,其规模已大异于往昔,根据《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述秦疆土云:“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挑宪中;南至北湘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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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隋唐帝国的传播与“中国”的集体认同建构.............82

3.1隋、唐帝国的传播与“王畿一基层”的整合:统一国家的想象..........82

3.2地域文化交流与“南人一北人”的融合:地方意识的消解.............117

4隋、唐帝国的跨文化交流与“中国“的社会认同建构...........131

4.1中原各族群的跨文化交往与华夷意识的演化............131

4.2对外传播与唐帝国在前近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意识建构..............157

5结论

5.1隋唐时代的国家集体认同建构:内生的自我意识和国家观念..........171

5.2隋唐中国的社会认同建构:基于他者的共同体”意识............174

4隋、唐帝国的跨文化交流与“中国”的社会认同建构

4.1中原各族群的跨文化交往与华夷意识的演化

4.1.1背景:北朝时期胡、汉族群间的文化融合

观察中国的民族关系史和对外关系史可以发现,虽然西汉王朝已经与诸方外族发生了频繁的政治、民间往来,但是外域移居内地者鲜少,而中原居民受到外族之影响亦尚浅。东汉时期,匈奴、鲜卑、羯、氏、等他者族群幵始南下塞内或附塞地区,塞下居民由于异族内迁之临逼而纷纷移入内郡;汉人的内迁又为外族进一步南下中原提供了极佳契机。至于晋朝初年,西北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者已不止于塞下诸郡,即便是陕西(关中)、甘肃(晚)、山西(纷、晋)等地界亦可频见其踪迹。

大量外族聚居内地必然会因为胡、汉身份认同的差异而引发对权力和资源的竞争。故“及八王之乱起,胡人乃伺机而动;永嘉祸作,诸胡遂纷纷并起,一发而不可收拾”:北方此后所建立的政权,前后凡十六国,即“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及夏成汉”,除前凉、西凉、北燕为汉人政权外,其余皆为胡人所统。中原不堪外族之临逼倾乳者则迁播江左以避纷乱,据《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华、夷族群之间之碰撞有何等激烈。在经历了族群间交往互动的激烈阶段之后,留居北方之汉人则开始在日常生事中与内迁的“他们”群体持续性地展开了跨文化交往活动,在文化风俗上亦因之两相浸染。至于北魏以降,外族群体的汉化和汉人群体的胡化,成为了北朝社会的显著特征。陈寅恪先生议之曰:“汉人与胡人之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究其原因,盖隋、唐之前,“中国”之民族主义意识尚未大昌;更重要的则是,入居中原的异族群体因文化上“汉化改宗”、汉人因浸染胡俗,而促成的双向的族群凝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人”和外族逐渐形成了“我们”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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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5.1隋唐时代的国家集体认同建构:内生的自我意识和国家观念

所谓“中国”的集体认同(详见绪论,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诸文化群体在不断地交往互动过程中,基于中原社会内部的传统文化语境,同时借助统一的政权整合力、文化传播载体(汉字符号)以及便利的交通驿道,不断地对所属社会内部的疆土结构、传统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民特征进行解读和内化,进而逐渐积淀形成对于“中国”自我身份和国家观念的意义。这样一种基于自我特征和经验现实而形成的对主我“”的观念想象,即是“中国”的集体认同。

隋统一中国之前,观之于内生于北朝精英阶层的“中国”集体认同,两晋时期的易学名家郭瑷曾有一句预言:“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隋书薛道衡传》、《北史薛道衡传》均记载,隋臣薛道衡在向高颖论述隋取陈代之的必然性时,引用了此话,其云:“《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际,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隔。自尔以来,战争不息郭璞有言:‘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高颈闻之,析然认同曰: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薛道衡认为南方之地本为中国“九州”的一部分,永嘉南迁后的南方政权虽然暂时与中国分隔,但是位于北方的中国正统王朝终会完成统一之业。以此观之,在隋统一中国之前,在以郭璞、薛道衡、高颖等人为代表的北方精英阶层的观念中,“中国”的集体认同,在疆土意义上应该是以《禹贡》九州为基础的南、北统一社会;在政治意义上则应该是以汉文明起源地之北方作为“中国”王权正统的所在,故其以“中国”指代北朝,而言“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