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的疾病隐喻

第一章  丁玲小说疾病书写的出现与暂退

第一节  疾病书写的出现——女性接近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中国现代作家们愈来愈乐意去关注属于“生命的阴面”的“疾病王国”并不是无迹可寻，他（她）们在存在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各类问题的驱动下，受着一种“合力”的影响实在已经无法“平息想象”而不得已成了各类疾病隐喻的制造者、利用者和传播者，甚至反受其害。由此，疾病书写大规模地出现在各类现代文学创作中：“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王富仁语）鲁迅悲哀愤怒于“铁屋”之中民众的昏睡与死寂，为“医”中国文化之病便化身“病人”写下《狂人日记》，开启了声势浩大且倍加坎坷的“呐喊”之途，此途又常使其陷入彷徨、迷茫与困顿之境；素有“疾病大全”之称的郁达夫在灵与肉猛烈冲突的平台，真挚地表达着现实生活迷局里的感伤情绪，受辱于病态身体的生理现实与沉沦于病态灵魂的心理现实又使他成了异乎众人的救赎对象……

这种“合力”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学等各色“佐料”的调配与融合，当然，中国的社会现实及现实下的人文环境更是促使“合力”最大化而催生“书写疾病热”与“特色疾病书写”的不可或缺的熊熊大火。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小说的各色疾病书写为读者勾勒出的不仅仅是“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折射”，更是“现代中国作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总体而系统的思考。”丁玲作为中国现代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不免受到此“合力”的影响，其作为中国现代少数知名女性作家之一又不免区别于男性作家而独具特色。丁玲作品的疾病书写正是她身为女性去接近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延续传统与借鉴外来文学疾病书写的实践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审美活动，不存在某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在不同时空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又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显而易见的是，前者的观点强调的是文随时易、情随事迁的“变”（譬如余华早期创作将血腥、暴力与死亡植入现实生活中而为非常态、非理性的存在转向 90 年代后走历史民间叙事道路而具历史文化意义）；后者的观点则强调永恒而无关时代风云变幻、虽“人面”易改“桃花”却依旧的“不变”（正如“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无论命运如何坎坷悲苦，身体如何被肺病摧残折磨致死，在她虽短暂却丰硕的创作生涯里，始终有着一股浓浓的化不开的东北地域风味）。然而，在各自强调点不同的背后却都暗藏着“变”与“不变”的交互作用，这正是余华不论如何“变”其非常态与非理性仍为余华而非其他先锋作家、萧红尽管一如既往地固守其地域特色“不变”仍为萧红却非萧军与端木蕻良之故。且唯有这“变”与“不变”的交互作用愈大，作家们才得以凿出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墓穴而成为恒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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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疾病书写的暂退——女性参与政治、革命生活的形式选择

在社会集体意识与女性主体意识的互动现实下，丁玲小说疾病书写的出现作为女性接近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不仅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疾病书写特色，更是女性开掘自身别具一格的肥沃土壤来培育外来文学疾病书写的实践。在“五四”雨露之后、大革命催生下迅速成长起来并结出丰硕果实的丁玲着实使得当时的文坛心惊肉跳，仅仅在 1927 年至 1929 年两年间便有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三个小说集子。此时丁玲的多产就好像一个久经孤独的人在难得的机缘之下终于交到了知心朋友时，便迫不及待地想把那压抑着的一切一股脑儿地倾倒给对方。初涉（干预/参与）社会的欣喜伴随着恐惧与焦虑使她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病态/非常态的形象：梦珂的背叛与回归、莎菲的肺病与孤独、阿毛的失眠与自杀……她们无一不为改变自己或物质或精神上的贫瘠生活而不断找寻着各式出路，结果最终却又都默默地回到原点甚至“病情”恶化直至死亡。譬如梦珂因红鼻子教员侮辱女模特而愤然离开学校，暂居姑母家却历经爱情等种种谎言与冷漠只得最终走进“圆月剧社”成了类似被侮辱女模特的演员，继续“隐忍”“这纯肉感的社会”；而《暑假中》的教员们不论暑假中的种种言行如何喧嚣与自我，一到开学便又似一切回到了原点而重复着过往的生活。

然而，随着丁玲对社会的主动突入与认知，最初的恐惧与焦虑在她把社会现实、旧道德文化等一层层揭露后便慢慢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政党阶级等的繁杂混乱以及政治、革命生活的催促，都要求她作出阶级与立场的选择。我们不难发现 1930 年初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长篇小说《韦护》不仅在形式上与丁玲以往的创作不同且内容上更是大相径庭。丁玲 1927 年至 1929 年间的作品均是用短篇的篇幅来承载小范围群体的活动，围绕的环境甚至常常小到只在一间小房里，小说要突出表现的主人公均是病态女性主体，男性出场仅为提供分析女性受困、彷徨、突围的成因要素，病态/非常态女性主体无一能恢复常态。而《韦护》用长篇篇幅涵盖了多层次人物形象并新添进有关参与革命的内容（虽然丁玲本人曾说“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但最终还是承认韦护“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韦护作为男性主体又成了作品表现的核心对象，女性成了影响甚至阻挠男性主体进步的因素，，韦护的病态是短暂的，到广东去进行革命让“他已有铁的意志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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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丁玲小说疾病书写的多样展示及其隐喻

第一节  社会现实隐喻——疾病是对病态社会现实的审判与抗议

 一、梦珂“依样”地“隐忍”“这纯肉感的社会”

《梦珂》是丁玲真正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第一部作品，且还不到一年时间便与其后续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共同收入而成《在黑暗中》短篇小说集，她给这个小说集写跋的原题为《最后一页》，可以想见丁玲是多么想迅速翻过这最后一夜的黑暗去追求光明的普照的。然而，这些似匆忙却是蓄势已久写下的作品中的社会现实，仍然在诸多女性主人公的努力下毫无改变并一度陷入更深的苦闷之中，女性历经坎坷磨折闯入社会的路途竟无一不是绝境。

梦珂，这个在“那常常喝醉，常常骂人”“夹着焦愁，忧愤”的没落封建家庭退职太守看管下长大的女性，从“古屋”里走出来并辗转到上海学习，然而因着她的热烈与无畏，她勇敢地向侮辱女性模特的红鼻子男性教员挑战，这种对弈却最终以侮辱女性人格尊严的“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蹬来”、捍卫女性人格尊严的梦珂愤然离校结束，学校及学校里的人“那无用，那冷淡，那事后的奋勇”所构筑的环境如“古屋”一般再次使梦珂失望了；茫然的梦珂来到最要好的朋友家，听着匀珍母亲细数着故乡的种种好处便开始犹豫着是否回到“古屋”之中，然而接受了“五四”浪潮与新女性思想洗礼的梦珂最终还是打消了回“古屋”的念头，选择仍旧留在上海去闯一闯新的路并选择暂居于姑母家；当梦珂来到姑母家“被一种浓艳的香水、香粉气紧紧拥着的时候”，她又跌入了充满着物欲与肉欲的环境之中：“客厅，地毡，瘦长的花旗袍，红嘴唇……便都在眼前舞蹈起来”、“辗转在那又香又软的新床上”、“梦珂却一心一意在盘算自己的棋，也没留心到对面还有一双眼睛在审视她纤长的手指，几个修得齐齐的透着嫩红的指甲衬在一双雪白的手上；皮肤也像是透明的一样，莹净里面，隐隐分辨出许多一丝一丝的紫色脉纹，和细细的几缕青筋”、“表哥坐在一个矮凳上看梦珂穿衣，在短短的黑绸衬裙下露出一双圆圆的小腿，从薄丝袜里透出那细白的肉，眼光便深深的落在这腿上，好像还另外看见了一些别的东西”……梦珂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逐渐认清了姑母等人热情面目下深藏的亲情的冷漠、“所谓的朋友情谊”的虚伪、澹明与表哥晓淞费尽心思讨好梦珂只为满足各自肉欲的爱情谎言，于是，不似那既知“旧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便等于卖淫”的可悲、在“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的”环境中虽“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弄得更坏些，更不可收拾些”却迟迟没有行动的表嫂，梦珂不堪忍受种种虚伪与侮辱毅然地离开了姑母家并“开始她的游荡生涯”；然而，梦珂的离开虽似以决绝的勇气去蔑视男性的欲望并暴露出“姑母家”的堕落实质，但她却并没有因此就“走上光明的大道”，“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她简直疯狂般的毫不想到将来，在自己生涯中造下如许的不幸。”一心想找一份工作独立生活、解放自己的梦珂最终仍是被卷进“圆月剧社”这个社会更大的漩涡，被推上了“被看”的舞台，而这“被看”又仅是男性欲望下给人以“浅薄的快意”的“国色天香”“闭月羞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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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心理隐喻——疾病是个体矛盾与冲突状态下的对话与诉求

本文已在第一章探讨了丁玲小说疾病书写的出现缘由是女性接近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是社会集体意识与女性主体意识的互动现实。在此需要对这一缘由进行些许补充。精神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1856-1939）发现了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即个人无意识，当个人因社会种种现实使得本能欲望（如性本能）无法得到满足甚至被压抑时便会在无意识中形成各种“情节”，譬如剧本《武媚娘传奇》里童年丧母性格懦弱的李治（稚奴）与武媚娘初次相遇被安慰及马上被救被保护等都使其感受到类似母亲给予的情感，不难解释他倾心爱慕比自己大的武媚娘所暗含的恋母情结；曹禺《雷雨》标志着现代话剧的成熟,剧中周萍在与四凤发生爱情之先，与其作为后母的繁漪之间已存在畸形的爱恋。自幼无母的周萍所具有的“恋母情结”及“闷”得“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的繁漪在周朴园的压抑之下“生命‘热力’”被“郁结”后的“恋子情结”在文本均有所体现；张爱玲的《心经》更是为读者具体形象地展示了许小寒爱上自己的父亲而嫉恨母亲的“恋父情结”下的悲剧，其《金锁记》中在情欲压抑、金钱支配之下的曹七巧对儿子长白畸形占有与控制、将女儿长安视为对手地折磨亦处处显示出“恋母情结”及“恋子情结”下的“苍凉”与残酷；台湾女作家琼瑶的《窗外》记叙了被同学们公认为才女的江雁容与相差二十岁的语文老师康南之间的爱情，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在其作品《长恨歌》中叙述了王琦瑶似乎难逃劫数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恋而终被失手杀死……中国现当代作家们对本能冲动的冷静书写明显认同并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则认为“个人无意识还有赖于更深一层的、由先天或者说由遗传得来的‘集体无意识’（又称种族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节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或称‘原始意象’……文艺创作的根源和动机来自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艺术家本人不过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工具、俘虏或代言人……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传达集体无意识的行为”。那么，将弗洛伊德有关“个人无意识”的观点和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观点（在此本文对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形：限地域为中国而非所有民族，限时间为将近两千四百年的中国封建历史所形成的心理文化结构而非所有时代或原始人生活经验下的基本范型，譬如女性的心理复杂与难以揣摩不仅在《金枝欲孽》《美人心计》《甄嬛传》等虚构古代封建历史的当红作品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连有关现代战争题材作品《红高粱》中也时不时穿插九儿、淑贤、恋儿之间的斗争，凡是有女性的地方就有是非，此观念时常融入各类作品中生生不息，这实际上与整个封建时期女性地位低下且生活范围狭小等而构筑的女性心理文化结构密不可分）进行融合实际上可以解释很多文学创作复杂的心理现实。当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封建的种子（集体无意识）遇着作家个人独特的被压抑的生活土壤（个人无意识），在时刻变化着的气候和耕作手段下（时代环境），各个作品才能触及灵魂深处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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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丁玲小说的疾病书写价值.........................52

第一节  重寻“人”的尊严与价值........................52

第二节  “隐形结构”的另类探索..................53

第三章  丁玲小说的疾病书写价值

第一节  重寻“人”的尊严与价值

我们知道丁玲文学的起步是她于1927年秋至1929年末之间创作的三个小说集子《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共十四个短篇，这一时期的创作很明显地都是关注女性的生存环境。中国历时将近两千四百年的封建思想尚未完全祛除，女性主体意识还刚刚萌芽，封建伦理道德仍然紧紧束缚着女性而使她们依旧处于附属地位，女性的尊严与价值是被男权定义的，她们更多地以男性身边的“性”伴侣/生殖工具的价值存在，生存空间被强行占有而无女“人”的空间存在。丁玲笔耕不辍地从有着不同家庭经历、职业处境的各类女性突入，赋予她们各类精神上的苦闷与身体上的不适，这一切血肉之躯的苦痛发现恰恰使得女性更加敏感而真挚地体味自我的生命个体，并主动赋予自身作为女“人”的尊严与价值，这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

中国步入二十世纪以来，各个领域都发挥着极大的努力在追求所谓的现代性，现代文学也不例外地努力开掘着“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并试图“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促使人类生存空间逐步现代化的同时，人在社会之中却愈发丧失了个体主体意识甚至成为被动存在的空洞物，人的异化、生存价值危机等病态接踵而至。如果说丁玲前期小说的疾病书写是旨在更好地“挖掘”出女“人”的尊严与价值，那么她自 1930 年初发表《韦护》开始的中后期作品便是运用疾病书写方式来尽力“保留”作为每个个体（不论男女）“人”的尊严与价值。尤其是在革命话语日益强大的四十年代，她的作品诸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因各人物形象所葆有的精神世界或矛盾世界而区别于集体的人。尽管此时的人物已不如前期创作中有那么鲜明的性格特征，但却或多或少“保留”下了些许个体/主体“人”的尊严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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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也许正如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丁玲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其一生贯穿着革命者与文学家的矛盾，她的信念与理想驱使她走向革命，而她的个性、天赋、诗情、才华更富于文学家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因其矛盾思维的灌注而常获得不同的解读视角与此起彼伏的争论，疾病书写作为其矛盾思维灌注的方式之一也渐渐被研究者发现和言说。本文以丁玲 1927 年至 1979 年的小说创作为观察对象，系统地分析了其小说创作疾病书写的出现与暂退的缘由：丁玲作为女性作家试图在接近和解释世界之余，主动参与政治、革命生活的形式选择。而为更好地展示出丁玲作为人生（心灵/精神）探险者的种种疑问与坚持，在论述过程中又较为详尽地指出丁玲小说疾病书写的种种魅力以及疾病隐喻之深广。如果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那么，丁玲小说的疾病书写则从带毁灭性质的无价值的疾病中挖掘出它能承载和蕴含的无边的隐喻义（社会现实隐喻、文化道德隐喻、心理隐喻、政治隐喻等），并由此丰富且深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涵。    

我们发现丁玲小说疾病隐喻的“成功”与“失误”，常存于其政治思想的“突飞猛进”和艺术气质的“沉潜低吟”的博弈之中，然而，不论她的“成功”与“失误”却至少是一种置身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之中为葆有其女性矛盾心理特质所做的努力与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起到了“抵抗”与“开创”的作用：抵抗了彻底暴露鞭笞或吹捧依附政治的文风，开创了曲意言说政治或处政治浪尖之际曲意言说“人”的隐秘灵魂的文风。

诚然，本文探讨丁玲小说的疾病隐喻主要选取的是其小说创作，尚未能与丁玲其他体裁的作品进行关照（比较）阅读，也因此不够全面而缺乏论证力度。论证过程中又较少将其小说放置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大环境中，较少或较模糊地指明与其他同类疾病书写作品的区隔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也为继续探讨和深入研究丁玲的疾病书写与疾病隐喻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