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篇小说的青春叙事

第一章  激情岁月的理想

第一节  国家想象与集体记忆

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 1953 年，就已经开始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主要是为了缓解国家经济与教育事业的压力。先是“动员”家在农村、未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回家务农，然后再“号召”生活在城镇但是未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到边疆垦荒，后来“组织”城市中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到农村“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物资紧缺之中，国家制定了“精简城市人口”的应急方案，这其中，“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农场、兵团和农村插队被作为“精简城市人口”工作中的一项内容被保留了下来。作为“应急”方案，它原本只是临时性的。但是，在难关过去之后的 1963 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被从城市精简人口工作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项长期“国策”确定下来。这样，本来只是由于经济原因，具体地说，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与教育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与就业率下降的矛盾关系而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色彩。也正是因为政治元素的注入，其根源性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被淡化了，甚至被完全遗忘了。直至今日，当人们再次谈及那场关乎青年命运的运动之时，仍然更多地将焦点集中在其政治层面上。从 1968 年底开始，大批城市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到乡村（或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去插队落户，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知青插队的地区，多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比如新疆、陕北、云贵、内蒙草原、东北北大荒等地。

1950 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尤其是那些“回乡知青”，以及 1960 年代前期的“支边青年”中的“知青”，他们是广泛意义上的“知青”。他们作为同一政策下的同时代人，面临过相同的问题，有过一段共同的人生际遇。但是，这一时期“知识青年”的人数和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没有构成一代人的代名词。从文学角度来说，他们的“声音”也很是微弱，尚未形成气候——这当然与当时知青运动的规模与人员的文化素质有关——远没有日后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群体及其创作那样声势浩大、蔚为大观，这一社会群体的个别的文学形式的话语没能构成“一代人”的文学主题。这类社会学意义上的“知青”没能在文学上构成“代”的关联，体现“集体性”的文学记忆，所以，像路遥的《人生》这样的作品并不在本章的考察范围之内。而那些狭义上的“知青”，尤其是“文革”之后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才是知青群体中影响最大的一群。他们的文学创作真正引起了文坛的瞩目，特别是知青小说的创作汇聚成了“一代人”的“声音”，他们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称为“知青一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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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旷野之上的红色英雄

许多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对象这一身份上的骤变，以及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在这样的境遇下，个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思考，都成为了宝贵的经验和情感记忆，作为日后写作的动机和材料。需要指出的是，知青一代深受上世纪 50 年代理想主义精神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时期的红色革命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集体记忆，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理想主义”成为他们那一代作家最初的“标识牌”，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绕不开“理想情结”的影响。虽然年轻的生命在经历过艰难的文革岁月之后很难不去怀疑和动摇，但理想主义仍然是“知青小说家无法回避的一种心理情结，……无论知青小说家是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反思主流意识形态，他们都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在上世纪 80 年代，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主要有：张承志、王安忆、张辛欣、梁晓声、张抗抗、阿城、铁凝等。而他们的作品，如《黑骏马》《本次列车终点》《在同一地平线上》《今夜有暴风雪》《北极光》《棋王》《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不难发现，作品的命名大都选择了“象征”的方式，而这恰恰是表现了这一代人对青春、对未来、对理想的不确定和模糊性，他们试图通过这些可以依托的象征性意象来结束精神上的漂泊，这也许也是激情岁月中的理想吧。

张承志一直是理想主义的坚守者，“他固执地漫游于心中的圣地，以强烈的宗教情怀表达他对人民和大地的由衷礼赞和感动之情。这些多少有些偏执情绪的作品，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张承志个人的‘心灵史’。”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黑骏马》《绿叶》《老桥》，再到后来的《黄泥小屋》《金牧场》《金草地》《心灵史》，张承志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心中的希望，可以寄托一生的“信仰”。

《黑骏马》的主人公“我”——白音宝力格幼年丧母，被父亲送到草原上的奶奶家，在那里，还有一个名叫索米娅的小姑娘。一个风雪之夜过后，家里来了一只刚出生的小马，自此这匹名叫“钢嗄·哈拉”的黑骏马就和两个孩子一起成长。两人青梅竹马，彼此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爱慕之情。奶奶不愿两个心爱的孩子离开自己，便把索米娅许配给白音宝力格，而白音宝力格打算出城学兽医之后，回来迎娶索米娅。本来，这是个让人羡慕的故事，但黄毛希拉破坏了这一切，索米娅受辱并怀孕。年轻气盛的白音宝力格当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但在这崇尚自然的草原上，他无力改变这一切，最后，只好离开草原，离开心爱的姑娘和黑骏马。多年后，一曲古老的蒙古民歌把白音宝力格从城市带回了草原，他想寻找失去音讯的奶奶和索米娅，但是，物是人非，草原还是那个草原，奶奶已不在，而当年的小姑娘也早已成为他人妻，九年过去了，岁月不会为任何人停止流逝。好在，白音宝力格本就是草原的儿子，他想念草原更理解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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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启蒙时代的寻找

第一节  “新启蒙”的生成与人道主义论争

“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分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文学又将进入这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新时期文学正是在“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建构自己的话语空间，并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拉开了自己文学叙述的帷幕。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在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实践中的否定性安置，使对文革的反思和清理成为新时期文学新的逻辑起点，以民主、科学、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想成为新时期文学内在的思想支撑。在此背景下，新时期文学通过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和批判形成当代文学史上新一轮的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所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精神和实践的同步。

如果要为 19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寻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话语的重新启用将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和案例，它在本质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推行的“人的发现”和“人的文学”构成了精神的传承。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人的生命价值，到人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思想，再到人与国家、人与阶级，人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涉及到的关于人的话语都在新时期文学中进行了再一次的激情喷发和实践操练，“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的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展开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49 年，随着新的朝代的更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原有的文化符号进行了修正，在历史的空隙中，讲述“人”“个人”的故事也得以出现。比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等作品，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意识的觉醒，可惜的是立即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打压，而这种以阶级对立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主义”话语或“人道主义”思想的思维范式一直延续到文革。在新时期的“新启蒙”话语的推动下，“个人主义”话语逐渐复兴，比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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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欲望的放逐

一、性与暴力

1980 年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诉说始于文革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地下文学”和“潜在写作”，穆旦、胡风、唐缇、黄翔，“白洋淀诗群”等人的诗歌，赵振开、靳凡、礼平、张扬等人的小说，张中晓、丰子恺、朱东润等人的散文在指向上已经展露了人道主义话语的端倪，但真正被文学史所认同，赋予其正典地位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并成为新时期初期“人道主义文学潮流的滥觞。”在此之后，新时期的文学叙事都沿着《班主任》和《伤痕》所开创的路径，对文革的政治异化和非人运动进行批判和解构。

美国著名的人道主义哲学家保罗·库尔兹(Paul kurtz)曾指出：“在人道主义捍卫的价值标准中，个体的自由是最基本的” ，同时进一步指出这种“个体的自由”是一种“世俗化”的自由，从而提出了“完全世俗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当然，人道主义有多种形式，有宗教的和世俗的之分。我主要关注的是保卫世俗的人道主义，即认为无需相信有神论的宗教或牧师的恩惠，便能导致幸福生活，并对人类福利和社会公正做出积极贡献。作为自由的、自治的、个体的人，会发现生活是美好的、充实的。”

如果我们以保罗·库尔兹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一种理论的参照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状的话，不难发现这样的叙事路径：在初始阶段——如我们前章所述——很多“青春叙事”作品对文革时期非人状态的血泪控诉，以及对美好人性的热烈呼唤，在话语功能上基本实现了“人”的觉醒，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后来的阶段，这些小说逐渐淡化以至抛弃这类带有宗教和社会寓言性质的人道主义叙事，而将小说的叙事重心不断下移，转向对个人的世俗化的人道主义的书写之中，借此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个人的真正觉醒。这种个体的自由和个人话语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人的欲望，另一部分是人的理性情感，“人性应该是感想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也就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

1980 年代的“青春叙事”文本中人道主义话语的一个维度就是建立在对不受任何专断意志压抑的世俗化的个体欲望的叙述上，将个人从对本能欲望的愚钝麻木、严酷节制的感知状态中救赎出来，使个体生命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生命的自然属性给人带来的世俗化的幸福和欢愉，“感性欲望的强烈，是健康的表现，是具有生命活力的表现。人的才能，人的创造力，人的伟大本质，都首先导源于他本身的感性欲望。最优秀的人物，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一些至情至性的人，都是一些充满着欲望的人”，而这一时期“人性启蒙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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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变动时期的成长 ...................... 82

第一节  青春成长与疼痛 ................... 83

第二节  青春成长与温情 ................. 98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中的青春成长 ................ 104

第三章  变动时期的成长

第一节  青春成长与疼痛

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家在对 60 年代作家群体的命名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新生代”“后生代”“五年级”“后文革一代”“晚生代”等等命名都曾经被用来阐释这一创作群体，但最终被普遍接受并最具有典范性和意义性的还是“晚生代”这一命名，“他们是当代生活的‘迟到者’，摆脱不了艺术史和生活史的‘晚生感’。”

这一判断无疑是精准的，但同时这一阐述也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解读和想象的空间，“当代生活的‘迟到者’”，当代生活是指什么，它的表象和深层意义是指什么，为什么说他们与当代生活在时间上拉开距离，“迟到”又意味着什么。在命名者的精神思想空间中，当代生活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间，即 1950—1970 年这一段时间范畴内的红色的革命政治生活和宏大的历史岁月言说和红色的革命政治生，这一作家群体所“迟到”的也正是这一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尤其是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的“文革岁月”。作为“晚生代”作家的共同经历，也许就是他们都是站立在激情主义理想的废墟之上，50-60 年代的政治激情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 70 年代中后期政治激情的废墟却成为了他们成长的共同背景，“在我们的成长中激情、理想、正义……统统成了贬义词，我们失去了对这些正面词汇的理解力，就像一个也同是 60 年代出生的歌星张楚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些逐渐崩溃的时候。”

但是事件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也许正是因为“晚生代”的“迟到”，使得他们在面对“当代生活”，尤其是“文革生活”的时候，能够感知到历史的真实面目。对于他们来说，文革历史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激情主义的话语功效，退化为人的青春成长的历史背景，作品中的宏大叙事主题，及其所携带的批判功能也逐渐被青春成长的历程，青春的欢乐、迷茫、孤独、疼痛、压抑等内容取代，正如郜元宝所说的那样：“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灵魂领地。60 年代出生作家往往守住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记忆作为心灵的栖所。”他们极力逃避公众经验和集体意识，专注于创作主体自身的个体经验，强调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受，维护个体的内心真实，以个人化得叙述阻止了大众经验的渗透。他们的作品中，核心叙事发生了转变，对那段历史的主体感知和认同感与其他代际作家相比也大为不同。所以，在审美意味和精神走向方面，60 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展现了独特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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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考察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当社会政治文化出现重大转折时，文学也会出现裂变。此时往往会有一批极具强烈青春文化色彩的文学作品出现在文坛上，这些作品大多以成长中的青年人物为想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抒情色彩，而这种展示青春文化姿态的文学现象往往伴随着一种新的文学时期的开启。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生命体的成长过程就在我们眼前展开，并渐渐走向它的成熟。

通过对 1980 年代“青春题材”的小说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当代作家对于“青春”的持续追问是遵循着政治意识形态——人性本能的缺失——文化之根的挖掘——“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道路方向演进的，由表及里地逐步走近内在的精神世界，并在这种不停的探寻中，在身份意识上形成了启蒙者——叛逆者——探险者——疏离者的身份认同，在文化心态上形成激情——反叛——寻找——成长的流变。我们通过对高晓声、张承志、王安忆、王小波、余华、苏童、铁凝、韩东等作家的个案分析来验证，并试图勾勒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格局和一个大致的轮廓。从结果来看，这个轮廓尚不清晰，但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虽然对于个体的“人”来说，青春总会逝去，但是文学却可以永远处于“青春”的行走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与青春是有着不解之缘的，文学是人在未知中探求理解，在纷杂中寻找真实的一种尝试，这难道不正是“青春”的某种隐喻吗？

对于青春的书写是具有当下性的，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天的语境中去还原青春的真相，另一方面，关于青春的讲述也应具有现实的意义。青春，是生活赋予我们的无限巨大和高贵的礼物，它充满着力量、期待和志愿，充满着求知和斗争的志向，充满着希望。

最后，我们不妨用果戈理的名言来结束本篇，“青春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它有前途。”愿每一个人都能在前进途中收获自己的幸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