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原型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小说研究

第一章 民间母题的革命演绎

第一节 革命叙事中成长母题的转世赋形

“成长”是中国民间叙事中的一个主要母题，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小说，从来不乏英雄在磨难中成长的故事，以主人公成长为核心，表现其思想和性格上的变化：主人公一般幼年遭受各种经历，青少年时期历经一系列的磨难，并饱受精神孤独与信仰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从生理到心理慢慢成熟，最后长大成人。从中国版“灰姑娘”故事到《西游记》中的种种磨难，成长母题揭示了人生一步一步的蜕变过程，从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慢慢进入有规约、有责任的成年时代，并在这个过程中长大、成熟。读红色经典小说，我们能感受到”成长”这一重要母题，成长模式也成为十七年“红色经典”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红色经典小说塑造了许多“新人”形象：新的农民、新的战士以及新的知识分子。从人类学视角来看，这些“新人”之前的身份正是一个个即将步入革命殿堂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此时他们的内心并未成熟，对革命缺乏认识，他们即将面对革命人生中的种种磨砺，需要通过人生“成人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这使他们符合成年礼中受礼者的特征。在革命成长道路上有许多丧失肉身之父的“孤儿”，父亲角色消退的目的，正是期待男主人公成年品格的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通常在一种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生活，革命者的离家出走投奔革命正是完成了这样的分隔礼仪。至于红色经典小说中什么人是英雄成长道路上的“父亲”呢？党、组织是革命者成长路上的“代父”与“精神之父，他们之所以被赋予这种资格，是因为他们有如部落中主持成年礼的的长老和有威望的人——能够让受礼者的身份获得终极转换，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一直引领受礼者接受各种考验。“受刑”是成长道路上普通人转变成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的重要考验仪式。主人公在历经各种血与火的革命考验后，最终会取得神力和神圣因素——成为共产党，并历练为智勇双全、富有感召力的领军人物——抗日英雄、县委书记、合作社领头人等，这一过程十分接近“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可以看做是传统民间文学和演义小说中的英雄成长模式的现代变体。对于革命者而言，成长已不是他们的私事。他们与世界一同成长，他们自身的个体成长喻示了整个国家的建构神话。

......................

第二节 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的复仇嬗变

中国人向来主张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尤其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早在《礼记·檀弓》篇记载：“子夏问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苦，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也称：“父母之仇，不与共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因此，“复仇”是中国古代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的母题，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雪耻，伍子胥为父复仇，赵氏孤儿复仇等这些故事都是超越时空的复仇经典。

红色经典小说，不管是革命历史小说，还是新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一开始就将传统小说中“复仇”模式引入作品中。《红旗谱》中朱老忠的父亲被冯兰池害死，二十五年后千里还乡，就是替父亲和姐姐报仇：“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林海雪原》从“血洗夹皮沟”的故事展开，青年军官少剑波目睹姐姐鞠县长被土匪杀害。《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少年杨晓东的父亲被地主害死。《平原枪声》中主人公马英的姐姐到地主苏金荣做帮工，遭到二东家的凌辱，吞烟土自杀，父亲马老山报仇不成，反落得“共产党暴动”的罪名，判处了死刑。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些看起来不尽相同的故事背后嵌入由角色、功能构成“坏人的作恶导致伤害——斗争——胜利——主人公新生”的复仇老套路，人物经历了“平衡——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的命运过程，复仇者通过“参加革命”的成人仪式，实现了由“复仇者”向“阶级战士”的身份转换，在个体式报私仇置变为群体式雪公恨的宏大叙事中表达了新出路。在红色经典叙事中，古老的复仇传奇演变为言说“解放”、“革命”、“阶级”的宏大叙事，但它仍然认同并继承了父仇子报的复仇策略以及“邪不压正”的复仇价值观。

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原初性的、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的意象、象征、主题或人物模式。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稳定不变的特征。比如说，在一些母题叙事中，可能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在此，借用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叙事学来分析红色经典小说复仇母题。普罗普曾说，虽然小说的故事表面看上去不尽相同，但仔细分析，发现讲故事的方式只有那么几种。他在搜集的俄国故事中发现，故事中的人物性别、职业、身份虽然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在故事中的行为却具有雷同性。因此，他提出了“功能”这个概念，即童话总是把一些相同的行为分配给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物看上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童话中行为、作用却变化不大。这种不变的因素即“功能”。“功能的重复是惊人的”，“变化的永远只是角色名称，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和功能”。关于这一点，用一些民间传说来举例说明。比如，大官坏透了，马良帮助人们；国王坏透了，阿凡提帮助穷人；地主坏透了，花神帮助弱者。在这些故事中，“帮助”是不变的因素，谁坏透了，谁去帮助是可以变化的因素。

......................

第二章 民间人物原型的乔装改扮

第一节 革命外衣下拯救者原型的置换变形

在十七年“救世”母题的叙述中，“英雄—群众”关系与神话传说中“神—人”关系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形象身上有民间拯救者原型的影子，他们中有为国献身的英雄、党员、工作组长、小分队队员。他们打日本，缴土匪，奉命于危难之间；他们行侠仗义、体贴民情，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和谐的乡村秩序面临崩溃的危难时刻，革命英雄具有神灵一样神乎其神的本领，足智多谋的才干，再大的困难最后也能迎刃而解，英雄主神在关键时刻会发出拯救神谕，让拯救对象获得某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相应的，违背神谕禁忌，必然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古代神灵、清官、青天等在“党”，以及代表党的“组织”、“英雄”等人物躯壳内获得了置换与再生。但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又不是民间拯救者原型的照搬照抄，革命英雄和阶级、集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角色的“阶级”身份，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功能。阶级身份置换使其获得现实的力量，经过一番现代性的改造后，突破了以往的封建性局限，使过去通过宝物魔力、清君等不切实际的拯救变成可能。

一、“英雄/群众”与 “神/人”关系的对应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说：“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一旦时代发生动乱，人类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错误，他就会被重新唤起。”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拯救者都在重大的动乱、灾难中出现。比如刘安在《淮南子》中记述羿射九日是因为“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中记录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从此老百姓免受疾病的困苦。《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大禹治水的故事，洪水滔天……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从这些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当重大的灾难来临时，人类总幻想有神灵的降临来免除痛苦，拯救灾难。应该说，这样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直潜藏在人类的灵魂中。

在红色经典小说中，叙事开始的地方都是和谐的乡村社会遭到破坏和瓦解，以日本侵略者、日伪军份子、汉奸、地主、土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分子、特务等为代表的作恶者，用多方面的恶性行为冒犯和破坏平安、和谐的乡村文化意义系统。如《林海雪原》开篇第一回题名就叫“血债”。深山匪首许大马棒和蝴蝶迷，集二百余人，突袭杉岚站，大肆烧杀：杉岚站一片惨景，令人胆寒。《红旗谱》第一节的引子：“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冯兰池的恶行导致护钟人朱老巩被活活气死，女儿被恶人霸占后自杀，年幼的儿子只身远走关东。

........................

第二节 脸谱化人物模式的革命化转换

新中国红色经典小说采用二元对立的人物刻画手法，导致类型化人物塑造模式十分明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共产党与反动派，好人与坏人，从外貌特征到言谈举止、甚至绰号，都带有深深的脸谱化印记。即使是在工、农、兵的“我们系统”中，人物从穿衣打扮到言谈举止都贴上类型标签，一望而知。观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等。（当然，也有少数的人物塑造得十分复杂与生动，如《山乡巨变》中亭面糊等。）这里的脸谱化，不仅指外貌的类型化，也包括服饰、姿势、声音等身体形态以及外在道具的程式化。

如何让广大民众快速而直截了当地辨认、区分敌我，快速整合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并完成教化与引导百姓的任务。脸谱化人物模式设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民间文学中的善恶对立的人物刻画与等式化的想象成规，能够为现实的阶级认同提供确定性和力度。不管是英雄人物从人到神的“洁化”处理，还是反面人物流脓划水的刻画，这是典型的箭垛效应铺成的人物书写过程。敌人脸谱的恶魔化书写与“以善为美”的英雄人物范式的形成，是脸谱化人物模式的革命化的成功转换。这样的人物塑造模式，一方面受到“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的艺术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迎合了红色经典小说受众——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欣赏习惯。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小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广大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当时占全国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作为最大的消费和接受群体——农民，他们的欣赏习惯是很难被忽略的。红色经典小说想要影响的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他们。但是，他们的文化阅读水平在当时来说还是十分有限的，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文学作品发挥社会教化人心的作用呢？直接迎合他们潜在的欣赏习惯与集体无意识，应该是最佳的办法。在人物塑造上，简单的、类型化塑造模式符合他们快速辨别敌我，区分阶级身份的需要；人物形象漫画式的出场，暗合了民众对丑化恶者、美化英雄的潜在认知；在美与善为邻，丑与恶伴随的价值观念中实现对英雄的颂扬、对恶者的鞭笞；在人物造型上，体态夸张、稚嫩，充满想象，符合民间“有看头”、“有讲头”的审美习惯。

.....................

第三章  民间意象的政治象征................. 83

第一节  乐土：革命家园的想象..................... 83

一、明朗的天 ...................... 84

二、幸福的生活 ................. 87

第四章  民间原型视角于红色经典小说的意义与局限............ 111

第一节  民间原型视角下红色经典小说的再认识 ................. 112

一、通俗读物的归属 .................. 112

二、民间因素对主流意识僵化的消解.......... 116

第四章 民间原型视角于红色经典小说的意义与局限

第一节 民间原型视角下红色经典小说的再认识

一、通俗读物的归属

有一个问题，必须讨论，对红色经典小说的重新认识，必须把它定位到通俗读物上来。因为它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老百姓的知识层次、文化程度与精英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80 年代以后建立的那种对文学性的理解来看待红色经典小说的文学性。

我们知道，红色经典小说创作的理论纲领沿袭了 1942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讲话》虽然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小说如何为工农兵服好务的问题。②这里的“工农兵”是当时广大的民众，周作人曾在早年间对“民间”做过说明：“‘民间’这意义，本指多数不文的民众”。③虽然，经过现代启蒙精神洗礼后，“民”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建国初期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民众，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不高的。那么小说作品怎么真正做到为这样群体所接受呢？通俗的手法是最好的途径。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戏曲、神话传说、小说等资源的借鉴、包装、再运用就成为一件很顺利成章的事情。

如侯金镜在 50 年代曾经提到：“在农村，有几位热心阅读长篇小说的读者告诉我，看了中国古典小说能记住故事、人物的脾气秉性也能有板有眼地背得出来。可是看了外国小说后感觉许多小说记不住，不能讲给别人听。对于长篇小说的描写，群众提了几个希望。第一、故事要有头有尾、能够分章节、成段落。不一定要有回目，而是希望采用这种章回结构方法，让人物有来龙去脉，故事有源头和归宿（刘流的《烈火金钢》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这样的形式让说书人在农村和曲艺厅表演，是很吸引人的）。第二、希望人物描写要传奇，故事发展要跌宕起伏，不喜欢太平淡、太单一的描写。第三、人物的刻画要靠行动的描写，比如强烈的行动、人物冲突的戏剧性等。不喜欢大段的心理描写，即使需要心理描写，也希望是人物行动的补充。群众所要求的，差不多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手法上的一些重要特点”。

....................

结语

荣格原型理论表明:艺术创作看起来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但是却受到全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支配；艺术活动看起来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表现，其实是人类原始意象的自发显现。所以弗莱说，文学的发展都与其传统有关，也就是与原型有关。只是有的作品“高度传统化”，有的作品“潜在传统化”，也就是原型在文学作品中的“置换变形”。

没有一种叙事是真正的飞来之物，革命叙事也不例外，其叙事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作者根据他们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去生动地“讲故事”，而读者依据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在静静地“听故事”，“读者从文艺作品中欣赏到的正是自己的白日梦,从而收到心理释放的效果”。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情绪共鸣，达成了一致的思想共识。我们不能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经典小说曾经产生过超乎寻常的、巨大的社会影响，有些作品几乎家喻户晓，有的经典段落一时为人们竞相传颂。不得不说，这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比较少见。民间原型的再造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成为沟通“民间”与“官方”、“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一座的桥梁，在当时很好地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政治鼓动力量。①民间文化传统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后粉墨登场，成为十七年官方意识形态与读者大众的一个桥梁，展示了它们强大生命力。也许，这正是原型的力量，是一场古典情怀和种族集体记忆在新中国初期的暗渡陈仓。因此，红色经典小说是以“民间”形式去承载“庙堂”意志，是“民间”与“庙堂”合二而一的必然结果，浓郁的政治气息中却不乏泥土的芳香。

但是，作者在对民间原型的接受和改造中，力图拔高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这使得民间原型原本的生命意味、象征意义反被削弱了。民间在被征用的同时，政治权力按照既定的规范改造民间，约束民间，这逐渐导致民间的自在状态开始消失，②民间文化的功能也在被改变。换句话说，民间系统在被纳入强大政治权力体系的同时，必须为这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地位偿付一定的代价。比如，赵树理曾谈到他在 1955 年看的一出《柳毅传书》的戏。这本是一出传统戏，讲龙宫中的龙女和书生柳毅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出戏被强行加进了阶级斗争的内容，龙女和书生柳毅属于农民阶级，他们的爱情遭到地主的压迫，，最后通过柳毅领导农民起来清算地主的恶行，揭露他们之间的剥削关系，龙女和书生柳毅的爱情才算告终。赵树理看完这出戏说，一个情节优美的《柳毅传书》，非得塞进阶级斗争的框架，这属“强奸”民间故事。像这样的案例非常多，民间故事在红色经典小说中很多时候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