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车最流氓的照片_叶永烈谈《陈伯达传》：仅一处毛泽东讲话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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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五十二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明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五十二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五十一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四百一十七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怏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样书到北京……

“危机”总算过去。

《陈伯达其人》在1990年5月总算出版。我感到遗憾的是，书被删去十二万字，显得很不完整，而且用小三十二开本印刷，显得小气。不过，不管怎么样，书终于印出，就是很大的胜利。

《陈伯达其人》出版后，理所当然引起各方注意。发行量近百万的《南方周末》全文连载《陈伯达其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陈伯达其人》责任编辑告诉我，他在拜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的时候，胡绳说，他过去曾与陈伯达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他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以为“叶永烈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

另外，我在北京曾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家拜访。他是《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的主编。谈起《陈伯达其人》一书时，他对我说，他平时是不看纪实文学的，因为像他这样接触中共中央大量档案的人，当然不值得花时间去看纪实文学作品。但是，有三个从事不同工作的人，跟他不约而同地说起，《陈伯达其人》这本书值得一看。他们研究室也买了这本书。于是，他也就破例看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他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有保存价值。因此，他说，如果你送我一本《陈伯达其人》，我会收下——他的藏书逾万，对于无用的书是不保存的。

我很感谢金冲及教授的鼓励，给他寄赠了一册《陈伯达其人》。

我深为《陈伯达传》被删而感到遗憾。于是，在香港出版了全本，书名就用《陈伯达传》。

香港版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注意。

当时客居美国的千家驹先生看了此书，写了万字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一书》，发表于1991年6月12日香港《信报》，后又载于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1年9月第三四二期，并收入他的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文集《逝者如斯夫》。

千家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

“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有关资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的，请读一读叶永烈这本《陈伯达传》。”

千家驹先生以为，《陈伯达传》实际上也就是陈伯达的一部回忆录。他写道：

“读这本《陈伯达传》的回忆录，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为叶永烈题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悔之已晚，追也无及了。”

《陈伯达传》全本，虽然在香港出版了，但是在中国内地未能出版，仍是憾事。1993年，当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叶永烈自选集》的时候，我把香港《陈伯达传》交给了他们。

由于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所以《陈伯达传》是一本十分敏感的书。作家出版社履行了严格的报审手续。

《陈伯达传》全本，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同意出版。审读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谦。我在看望他的时候，他说，他过去跟陈伯达曾一起共事于红旗杂志编辑部。正因为他熟悉陈伯达，所以就由他来审读《陈伯达传》。

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陈伯达传》全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总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99年，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叶永烈文集》的时候，作为文集的一卷，出版了《陈伯达传》新版本。《陈伯达传》新版本作了仔细修改，比1993年版本增加了十三万字，全书达五十八万字，分上、下卷出版。

从1988年开始采访陈伯达，到1999年出版《陈伯达传》新版本，前后经历了十一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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