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

近代西方科学逐渐摆脱神学的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方面，西方基督教对科学产生过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抑制过科学的进步。科学是如何在这样一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独立的发展的？

刘孝廷：是的，宗教与科学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欧洲文化的自我分娩或挣脱过程。经过中世纪一千多年，宗教已经成为欧洲的文化传统，但科学是具有扩张性的内生事物，二者之间的协调需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蔡仲：在方法论层面上，中世纪之后科学开始与基督教神学分道扬镳。为了避免同经院哲学的冲突，伽利略首先对“自然的数学”的本性作了一种自己的宗教解释：上帝把严格的数学必然性注入自然后，就通过自然，创造出人类的理解力，随后退出自然的舞台，让人类的理解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后，可以探寻出一点自然的秘密。伽利略大胆地宣称，应按照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神学的方法去解释自然。用默顿的话来说，这就是科学家的天职。为此，伽利略把科学研究限制在描述事物是“怎么样”运动的数学关系上，至于这一数学关系后面的“为什么”的神秘原因，却交给神学用圣经去解释。这是从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角度实现了科学与神学最初的分界。上帝被请到自然科学的后台。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迈出的关键的、最困难的一步，从此，科学脱离神学的束缚，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创世科学”是不科学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上，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对西方有神论的宗教文化造成很大冲击。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科学与宗教时常有类似冲突发生。

习五一：近代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其他科学理论所引发的科学革命不同，其影响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达尔文的理论主要体现在《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两部著作中。其核心思想是：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达尔文的理论——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原理和人类的起源，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支柱之一。进化论否定了人和生物是上帝创造的。基督教的神创论遭遇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峻挑战。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持续地向宗教神学发起挑战，引起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波澜。达尔文的进化论至今仍是宗教保守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历史进程和现实情况都表明，宗教是不会放弃对击中其要害的科学理论发难的。如今，甚嚣尘上的“智能设计论”正是“上帝创世说”的现代翻版。1987年以来，美国发现研究所提出“智能设计论”，向生物进化论发起挑战。他们认为，世间各种生物构造如此奇妙，必然是在超级智能设计下产生的，而并非经过自然选择的进化产物。1991年，菲利普·约翰逊的《审判达尔文》一书出版，标志着“智能设计论”正式向进化论发起挑战。

刘孝廷：在当代，科学与宗教的严肃的学理争论主要体现在智能设计论或创造论与进化论之间，可看作是科学与宗教争论的新形态。智能设计论的前身就是中世纪以来的自然神学，但当科学兴盛以后，智能设计论由于其自身的宗教性而愈益显得与科学不适应而捉襟见肘、应付不暇。比较典型的是号称“世纪审判”的1982年美国“创世科学”案。当时，联邦法官奥佛斯通主要依赖于原告方生物学学者鲁斯的证词，宣判了1981年3月阿肯色州参众两院通过的“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进化科学”议案（也称“590法案”）中的“创世科学”不是科学。这场判决通过媒体传播，影响巨大。于是，1983年前后围绕这一案件在科学哲学家中也引发了一场有关法官奥佛斯通判决的证据合法性的问题之争。一般说来，科学哲学家们都认为创世论不是科学，但却各有不同的理由。其中，拉里·劳丹的观点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认为由法官奥佛斯通推翻的“平等对待”法案，其判决基本是正确的。

蔡仲：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创世科学”或“智能设计论”本质上反映出宗教在当下社会中的一种困境。表面上来看，它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目的是为了清除创世论进入公立中学的法律障碍。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是为了使其在科学化的理性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何进入科学的话语，这一直是宗教感到棘手的主要问题，因为主流的科学哲学已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意义的实证原则。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现，特别是随后出现的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一些人把目光转向社会语境，转向科学共同体中的政治本性与文化传统，把科学视为对范式的权力，而不是对自然的反映。“创世科学”正是利用这种后现代资源对科学进行解构，把科学视为对圣经或相关宗教团体的宗教信念的直接反映。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菲利普·约翰逊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声称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其“审判达尔文”提供了哲学的辩护工具，因为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已经切断了这种科学与自然之间的真理关联。从结果上来看，这种解构无疑是相当有害的，它使科学与宗教可能处于长期的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不仅会危害到科学事业的发展，还会危及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因此激起众多科学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宗教学家，甚至神学家与神职人员（当然出于不同的目的）的强烈抨击。事实上，当把科学附属于范式、附属于宗教传统时，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界线就会完全消失，结果是科学也就不会成为科学。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创世科学”，因为，在当下社会，正是在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中，伴随着对“地方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为非理性与反科学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否认宗教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然会导致宗教甚至迷信与神话披上科学的外衣，从而打开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大门。

全面系统考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察西方历史上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以及相关研究，给我们处理当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五一：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众说纷纭，可以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一，二者是协调一致的、和谐的；其二，二者是矛盾对立的、相互冲突的；其三，二者是毫不相干的、非冲突的；其四，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应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寻找原因。事实是，它们在历史上有过相安无事的时期，也存在过势不两立的斗争。两者涉及领域有差异，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可以相安无事，然而在认识论与世界观上，两者有本质的差异，又难免会发生冲突。当科学与宗教没有明显冲突时，信仰宗教的科学家在科学方面能取得成就，是因为宗教教条对科学活动没有多大影响，科学家在自身实践中，坚持着科学精神并运用科学方法，因此才得以成功。总而言之，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受宗教教条影响越少，他们能取得的科研成果就越多。西方中世纪宗教对世俗权力的控制，使得科学不得不依附于宗教取得自己的发展，但实际上科学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规律。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导致在世界观、知识论方面迥异于宗教思维方式的科学受到宗教的打压。马克思从批判宗教走向批判社会，提出“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在近现代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的推动下，欧洲实现政教分离，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对人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同时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里既包括信教自由，也包括不信教的自由。我们仍然应该倡导理性的科学，免于受宗教的干涉，并继续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宗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