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3)

安维复：在20世纪出现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问题的冲突或讨论，从相关文献看，20世纪学界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有“冲突论”、“相关说”和“历史观点”等。这种争论的实质主要源自方法论的不同进路。一般而论，持逻辑经验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往往持有冲突论的观点，而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学者更看重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相容关系，其他立场往往介于二者之间。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好，和谐也好，都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逻辑经验主义夸大二者的对立是对思想史的无视，而相对主义往往拘泥于历史的某一片段也不可取。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从中世纪走到现代，基本上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人类个体及其整个社会或民族而言，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功能”以及“人类解放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缺失精神生活的“单面思维”、“单面人格”和“单面社会”，任何有利于维系并积极营造发自内心的和谐以及马克思、帕森斯等所说的“健全的社会结构”或“和谐社会”的社会存在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应尊重事物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当前历史阶段，科学并不能直接消除宗教，宗教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那种想急功近利地废除宗教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刘孝廷：人类已经走过了宗教时代，也就是宗教引领的时代，而进入科学引领的时代。这种判断整体上是正确的，指出社会发展主导要素变了。但由此也应看到，科学与宗教如同人类文化中的其他任何因素一样，并不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替代关系，也有空间上的并存关系。关于科学与宗教的问题尽可以在思维方式和体验认知等层面上展开讨论，这是非常有益的。若涉及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则至少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第三者”——社会系统，这是一个更大的存在。古代社会关系简单，彼此的主从关系容易显得十分对立，现代社会内容更丰富、空间更广大，已经远不止是科学与宗教两个要素，它们都可以成为社会系统建设的积极力量。近年来，科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宗教更多地代表正在逝去的传统，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必须时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鉴于中国社会的传统，短期内也不会看到类似西方那样的科学与宗教之争，但某些具有原始宗教迷信性质的现象还需要科学去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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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宗教的论争

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宗教，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人们大多以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主要信仰依据，以人的理性思想为基础，建构了著名的上帝存在本体论的论证，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产生着重要作用。

近代西方的经济发展依托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进行，故其与社会政治间的冲突，也往往以自然科学与宗教思想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来。于是，看似无关的科学与宗教间的冲突，也以其备受关注的形式，出现于社会之中。这样的冲突以当时的三次大论争为标志，它们分别为：1．哥白尼“日心说”与“创世说”之争；2．牛顿和自然神论之争；3．达尔文进化论与持续创造之争。

哥白尼的主要观点是“日心说”，它认为地球是个时刻在运动的球体，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行星围绕太阳在转。哥白尼在其《天体运行论》中批判了于基督教义中占权威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天体运行的现象，从而对基督教上帝创造一切的说法有所否定。同时，他的学说也促成了天文学的变革，使近代天文学的体系构建在此基础上进行，并由此开创了西方自然科学一个新的时代。

牛顿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构建了完整而严密的经典力学体系，将天体力学与地上的物体力学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他证明了地上的规律与天上的运动规律是统一的，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基督教关于“天堂”与“地狱”的说教。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自然界生物的进化，在生物学意义上全是靠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和生存竞争。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进一步确立了生物进化论在科学中的地位。他否定了上帝创造说，认为人和低等动物从生物学的起源来讲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些观点直接冲击与批评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上帝创世说，同时也使“原罪说”、“赎罪说”失去了意义。上帝“目的论”也被推翻了，因为生物的适应性不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或设计，而是自然界对物体变异进行有利选择的结果。

（摘编自潘德荣、童世骏、付长珍《六十年哲学的反思与六十年的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本报记者吴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