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发展及其走向探讨（精品）

156世界文学是近几年文学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世界文学从歌德开始直至今日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处于动态界定过程中的概念，其历史发展脉络在世界主义、全球化、古希腊文化传统及其域外传播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被展示，突出其多重属性的梳理。歌德世界文学的“超民族性”具有前瞻性，为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赋予了深刻的政治理想，与后理论思潮的深入结合，将为世界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有机融合提供必备条件；戴维·戴姆罗什提出世界文学的三层含义，拓展和丰富了世界文学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对促进世界文学的深入发展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世界文学的经典行列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和老成员的退出，新的重构模式即超经典、次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正在形成中；评判世界文学既有普遍性，又有相对性，不能顾此失彼，强调两者兼顾。一当下的文学理论界，世界文学作为全球化产物，正得到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世界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出，但是追随世界文学的思想源头，却是与世界主义、古希腊文化传统及其域外传播都有一定的关联性。1827年，歌德正式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开启了世界文学研究之门。

20年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它不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哲学、文艺、科学、文化在内的概念。20世纪末期以来，像戴维· 戴姆罗什、杜威·佛克马、王宁等东西方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切入丰富着世界文学的理论框架。二世界主义在西方已经有两千年的研究传统，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等先哲们早已表达出世界主义的思想。18世纪康德对世界主义进行了最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到20世纪，像罗尔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人也在不断地发展着世界主义的理论体系。世界主义为世界文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今天，经济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步伐也随之加速。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和必然，努力消除着民族间的隔阂和局限。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全球化为世界文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实践保障；希腊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自由、理性、包容、多元、人文等人类最为崇尚的理想之上。他们不时被后起的文化吸收、改造，从而成为人类共同和永远的瑰宝。古希腊文化传统为世界文学的孕育和发展注入了包容开放的精神特质。从今天来看，世界主义、全球化、古希腊文化传统以及域外传播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文学被展示。

世界主义、全球化和希腊文化传统给与了世界文学无尽的启发和深思。 在世界主义、全球化、古希腊文化以及域外传播因素的大背景下，正式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是18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简·布朗认为，很大程度上，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即全球的对话和交换，用包容和理解达到求同存异，减少战争的伤害。作家和艺术家通过讨论、互评、翻译和个人交往的方式来增进国际交流和学术交流。与现代多元文化者一样，他的“世界文学”重视多元文化、口头文化和大众文化。[1]那么，歌德为什么会首先提出“世界文学”呢？ 这与歌德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德国众多著名的文学家中，歌德极具文学天赋，借助包括中国、波斯在内的东方文学的阅读和能动性理解，进行了世界文学的创作实践。他的《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最突出和最具特色。第二，歌德的多重身份，不仅是知识分子、伟大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而且还是政府官员，这些身份都有助于他对世界文学的思考。[2]歌德是一位能够预见时代发展趋势的先行者，天性、德国的分裂、开放和复杂的个性、对战争的厌恶造就了他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博大情怀。

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世界文学的发展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显然，歌德的“世界文学”强调了“超民族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为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简·布朗认为戴维·戴姆罗什在区分“世界文学”的三种不同含义（古典文学著作、现代杰作和现代一般文学或流行文学）时，遵循了歌德的想法。弗朗科·莫瑞狄在呼吁形成“全球文学”时，虽然没有明说，也借用了歌德的说法。[3]李艳波认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种新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意识，但对其更多是一种期待和理想，没有给出清楚的界定。[4]龙云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注重民族间同一性精神的共识和文化交往，对世界文学的深层内涵和文化交往的模式等诸多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5]20年后也就是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存在：“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的“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在内的文化概念，是对各个国家民族文学多元综合平等共存现象和景观的一个总称。[6]那么，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呢？ 美国的社会理论家罗兰罗伯森将全球化的“时间——历史路程”描述为五个阶段。罗伯森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起全球化才真正开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逐步进入到垄断资本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大量商品的流通，这样，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景观被展现。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最终决定了精神生产的全球化。马克思的“世界文学 ”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的现实和必然。马克思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研世界文学的发展及其走向探讨马 荣美的历程1572013.9.B究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了基础性的作用。

如果说歌德对“世界文学”更多是一种前瞻性理想，那么马克思的“世界文学”何尝不是呢？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各国人民都能共同欣赏的公共财富，最终实现他的最深远的大爱理想，实现共产主义。今天很多学者的研究根本无法超越那样的思想和情怀。深入思考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阐释，对研究者把握当前的文学态势仍然具有厚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两者之间有着相通、相近、相似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为后现代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视阈，为后现代主义终结现代性、颠覆现代性、解构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前沿[7]。2003年，爱德华·赛义德、德里达相继去世，同年特里·伊格尔顿发表了《理论之后》一书，这时，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进入到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者一个“后理论时代”。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纯粹的文学理论已经逐渐衰弱，文学理论已经与来自多个学科的文化理论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用来解释这个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后理论时代是比解构主义更全面的解构，借助理论的互动与变化，要在全球范围内消解中心，倡导多元，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尊重、理解、包容、多元，这是最高的理想主义。

后理论时代，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对话为世界文学深入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外，后现代文学的许多技巧和文本构思仍然是世界文学创作的必备参照系。这些成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机融合和创新的必备条件。2003年戴维·戴姆罗什撰写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详细界定了“世界文学”的所指，提出“世界文学”具有的三层含义。其一，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模式，是对民族文学的全面折射；[8]例如，巴比伦民族史诗《吉尔迦美》借助流通，传遍世界各地，逐渐被读者熟识和认可，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不可或缺的伟大作品。流通是一部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必要的条件和准备。除了流通性之外，就疆域性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文学的疆域仅仅局限于欧洲主要国家。在此之后，“西方中心主义”的编选原则得以修正，《郎文世界文学名著选集》、《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集》等扩大了收入范围，不少西非文学作品和一些女性文学作品都纳入其中，“世界文学”疆界有了拓展。传统的民族或者国别文学的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全面折射各民族文学是发展世界文学的重要一步。这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学真正沟通交流的开始。王宁说：“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同时也使得原来既定的文学经典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经典本身不应当是固定不变的，而应当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既削弱了既定的（西方）经典之霸权，同时也为新的（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奠定了基础。[9]江宁康说：“民族文学的域外传播就意味着打破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能够在域外成功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作品也就具有了某种超民族性。这种超民族性既是文化观念的，也是审美品味的，而体现这些特性的文学文本则在传播中培育了某些超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性认同。[10]其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作品；[11]翻译如同媒介，在世界文学经典重构过程中举足轻重。没有翻译的媒介，一部作品想要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是很难实现的。翻译赋予文学作品在流通中以“持续的”生命或是一种“来世的”生命，否则，其在特定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始终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境地。

[12]作品在世界的流通主要取决于译者不同程度的再创造。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还在争论中。好的翻译是对原作的创造性变革，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展现，是作品从本民族走向世界获得新生的必要渠道。例如，中国作家莫言在2012年年末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与其多部作品被翻译到海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翻译的媒介，没有优秀译者的再创造，他的作品也只能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品无缘翻译，无缘优秀译者的再创造，因而他们只好忍受孤独和“边缘化”的境遇。上世纪80年代起，修订卡夫卡译本的趋势，导致卡夫卡作品的新版本出现。卡夫卡作品从边缘地位回归到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也很好地说明翻译使卡夫卡作品经历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13]其三，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跨越时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读者应了解作品原语文化语境，对作品进行有效阅读，了解多少文化语境，取决于作品本身和阅读目的等因素。[14]2009年《怎样阅读世界文学》一书出版，承接了和丰富了世界文学第三层的含义。由于文学疆域和种类不断拓宽，导致读者对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作者的预期发生错位，在面对不同文学规范和习惯时往往陷入一片茫然。

一般情况下，令人迷惑茫然的地方恰恰是走向作者独特方法与观点的途径，从而认识到作者如何依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表达超越时空界限的人类共同情感。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模式也会表现出差异性，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读者必须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在陌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更多的立足点。例如具体作品和批评相结合，丰富和协助阅读。阅读陌生文化背景的作品，坚持比较的眼光，寻求异同，陌生作品和熟悉作品相互提供新视角和新纬度，这种方法极有利于经典的重读。对于翻译的作品，读者要用批判性的眼光阅读，明确作者在翻译中所做的选择和所持的偏见，进而深入探讨作品。[15]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16]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

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著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

[17]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158作者简介：马 荣，辽宁鞍山人，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18]。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19]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 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20]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文科基金项目“世界文学发展及其走向对（辽宁）民族文学建构的影响”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2][3][美]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J].刘宁(译).学术月刊,2007,39(6).[6]李思孝.马克思世界文学的现实意义[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6,15(1).[4][8][11][12][14][16]李滟波.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新解——评介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5,61(4).[5]龙云.爱默生与世界文学[C].王宁.文学理论前沿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7]宋伟.批判性思想谱系: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C].王宁.文学理论前沿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 [9]王宁.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经典的重构[J].外国文学,2007(6).[10]江宁康.世界文学:经典与超民族认同[J].中国比较文学,2011(2).[13]王宁.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8.[15]韦星.阅读世界文学的挑战与对策——戴维·戴姆罗什的《怎样阅读世界文学》[J].外国文学,2009(3).[17](美)戴维·戴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J].汪小玲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66(1).[18]生安锋.文学的重写、经典重构与文化参与——杜威·佛克马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究,2006(5).[19]生安锋.文学经典的重构与比较文学的未来——戴维·戴姆罗什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4).[20]王宁.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学[C].王宁.文学理论前沿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22. 世界文学的发展及其走向探讨世界文学的发展及其走向探讨作者：马荣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刊名：山花英文刊名：Mountain Flowers年，卷(期)： 参考文献(13条)参考文献(13条)2013(18) 1.简·布朗;刘宁 歌德与“世界文学” 2007(06)2.李思孝 马克思世界文学的现实意义 2006(01)3.李滟波 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新解--评介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 2005(04)4.龙云 爱默生与世界文学 20125.宋伟 批判性思想谱系: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20126.王宁 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经典的重构 2007(06)7.江宁康 世界文学:经典与超民族认同 2011(02)8.王宁 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 20119.韦星 阅读世界文学的挑战与对策--戴维@戴姆罗什的《怎样阅读世界文学》 2009(03)10.戴维·戴姆罗什;汪小玲 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 2007(01)11.生安锋 文学的重写、经典重构与文化参与--杜威@佛克马教授访谈录 2006(05)12.生安锋 文学经典的重构与比较文学的未来--戴维@戴姆罗什访谈录 2010(04)13.王宁 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2 引用本文格式：马荣 世界文学的发展及其走向探讨[期刊论文]-山花 2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