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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子的大气魄——与女导演杨阳谈新剧《记忆的证明》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25日 14:56)

　　杨阳说：“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牵手》，让导演杨阳开始为普通观众所熟知。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样一个娇小温柔的女人，注定了要在婚姻爱情题材里打转。没想到，沉寂几年之后，她拿出手的竟是这样一部阳刚而有厚度的男人戏———20集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

　　《记忆的证明》讲述了今天的一对中日男女青年，寻访当年二战期间，日军强迫中国战俘和劳工在日本苍津岛修筑军事工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内幕与证据的故事。电视剧涉及大量当年日军的残暴史实，杨阳说：“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该剧将于12月5日在央视一套晚黄金时段播出，圈内人士已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一个女性导演为何对这样一段历史产生创作的冲动？创作的过程中又克服了哪些困难，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本报记者与北京的杨阳就《记忆的证明》展开了对话。

　　性别不是障碍

　　记者：和蒋雯丽合作《牵手》之后，今天的她还在《中国式离婚》那种当代婚姻、家庭、感情危机的题材里继续往下走，你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没有在已经得心应手的已经走顺的路上继续前进？

　　杨阳：拍完《牵手》后，我一直想找一个比较有震撼力，也更有突破和挑战的作品，我不想简单地重复以前的思考。所以一直在找合适的剧本，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没拍戏，自己其实也挺苦恼。直到后来读到徐广顺的文学剧本《世界没有末日》，才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最终有了今天的《记忆的证明》。我是宁肯寂寞地等待，也不会随随便便就开工的。

　　记者：女性的温柔和纤细，似乎与这个题材有着挺远的距离。初次碰这个戏，有没有过犹豫，考虑是否能承担这个担子？

　　杨阳：读了剧本之后我很激动，我觉得自己有力量去把握它，如果没有感觉我碰都不会碰的。当然整个拍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战争场面需要传递的力度、阳刚的感觉、生与死的较量，每天几十上百个演员，都很费脑筋。但它对我的震撼，让我想紧紧地抓住它。

　　记者：不论导情感戏还是战争戏，性别是否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的角度、方向，因此也影响到最后得出的结论。一位女性导演，如何在作品中体现阳刚，如何传递力量？

　　杨阳：在北京也有很多记者这样问我，其实，我觉得女性导演的身份并不会构成障碍。每次当我一进入拍摄状态时，我就把自己视为中性了。虽然是一个女性，但我自身的优势是不可泯灭的。一位日本演员拍摄结束之后给我发邮件，他说，我非常尊重您，不仅仅因为您是一个女性，一个导演，更因为您的勇气。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更多要看您是否有良心、有正义感，身体里是否有热血可以沸腾。一个女性导演同样有勇气去面对这段历史，她细腻地表达这份感情，本身就表现出了勇气。我认为，导演最终是要用作品说话。这部戏拍好后看片审片的人员90％都是男性，老中青都有，但他们都很认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准，大年三十连春节晚会都没有看，就一直在看这个片子，写了上万字的笔记。在北京的看片会上，媒体非常震撼，很多记者的眼睛都是湿的。这不是肤浅的感动，而是内心的震撼。当你看到那些年轻生命的较量和消亡，看到人性的对峙，你会感动。

　　不是简单的主旋律

　　记者：你说创作的初衷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感？

　　杨阳：它是替那些死难的中国同胞申冤，把中国人深埋在地下和心里的苦难和屈辱呐喊出来。剧中人物有这样一段台词让我非常感动，一个老人临终前撕心裂肺地呼喊：“如果有谁还有良心的话，，就请你站出来，为我可怜的兄弟们做一个证明！他们的尸骨已经在异国他乡的荒郊野地里躺了50多年，没有人掩埋、没有人祭奠，而我已经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如果我死了，谁还能为他们证明？！”这就是记忆的证明，不是写在纸上可以篡改的虚假历史。

　　记者：当那段沉重的历史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对他们来说变得轻飘飘的很遥远的时候，拿“历史”来说戏，是从“主旋律”出发吗？

　　杨阳：这不是简单的主旋律。美国的一个珍珠港事件有那么多影视作品反复展现，其中不乏娱乐的商业的因素。中国经历的8年抗战，这场战争深入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我们却没有太多有分量的作品去思考。拍这部戏，我没有按娱乐的方法去走，很多商业的看点和元素都被我剔除掉了。它比较纯粹，因为事件本身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

　　记者：部分日本人对这段历史有着刻意的篡改和遗忘，部分中国人对这段历史也印象淡薄，你这部戏的目标受众是谁？

　　杨阳：其实我希望两国人都来看这部戏，重温那段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历史。我认识一些日本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尽管他们的祖父父亲都上过战场，但几乎都对后代隐瞒了这段经历，学校里的教育同样没有提及这一点，我担心如果有一天日本重新陷入战争，他们的后代该怎么办？我更大的着眼点在于对历史的延续，我们遗忘历史，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总结自己？对于自己民族的痛史而言，他人的有意篡改固然可耻，但自己的无意忘却是更大的悲哀，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正视历史，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是重要的。

　　记者：在对历史问题的尺度上，你是如何把握的？如何做到公正、客观，且不是一味地煽情？

　　杨阳：《记忆的证明》和以往反映战争的作品有所不同，以前的作品大多把视角放在描写那段苦难的经过上，更多的是揭示军国主义的残暴，格调是激昂的。《记忆的证明》则侧重描写那些曾经加害过我们的日本老兵现在的状态，以及他们对战争的思考。如果说战时焦点在于生命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战后的反思则决定着道义的伸张还是消亡。记忆不是为了仇恨，它更多是让你去反思。

　　反思是为了化解仇恨

　　记者：前几天在北京的看片会上你流泪了，是想起了拍摄过程里的艰辛和辛酸？四年里肯定有很多难忘的事，那一刻你想到了什么？

　　杨阳：真想得很多，不仅是因为拍戏的周折，更多是因为中国人可以为这段历史说话了。宣传这部戏本身，是为了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声音，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替那些冤死的亡魂呐喊。

　　记者：其实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创作题材，很多涉及敏感区域的电视剧都遭遇风波。《成吉思汗》因民族问题6年后才见天日，《秦始皇》与史实不符被禁5年，听说《记忆的证明》也因涉及外交问题历经几次修改。对这些麻烦有过预计吗？

　　杨阳：这些我都想到了。审查确实比一般电视剧要严格一点，还要送到外交部门审查。我们的立足点是理性的反思，反思是为了化解仇恨，基调是缅怀的深情，有着宽容、仁爱的心。我跟很多战争专家、二战专家、人类学家有过交流，看过日本人资料中真实反映那段历史的部分，以及其他国家对这段历史的观点，在视野上尽量开阔。制作上当然也很小心，处处严格把关，非常慎重。2002年8月在京西开拍，11月在山东拍摄完部分外景之后，我给演员放了3个多月的假，自己埋头重改剧本现在时的部分。此外，我们在后期制作上也特别细致。

　　记者：敏感的题材，如履薄冰一样的创作过程，可能比一般电视剧的制作付出多几倍的精力。

　　杨阳：如履薄冰有点不恰当，难度大挑战也大，但我并没有被捆住手脚，反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展开想像力。我们的剧本很扎实，我有信心一步一个脚印。最后审查机构的肯定证明了我们的努力，他们评价说，《记忆的证明》是难得的主旋律力作，它是对战争题材作品、对导演风格的难得的飞跃。

　　导演更应该珍惜手中工具

　　记者：根据我的了解，你的性格是很“较真”的，力求无限接近完美，所以《牵手》你磨了4年，《最后的帝王之家》在开机前一周停拍这样的事才会在你身上发生。而《记忆的证明》又是4年，这么较真的意义何在？

　　杨阳：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的平庸之作，太多的矫揉造作，太多的滥竽充数。在中国，电视剧的影响力多么巨大，那么多老百姓追着看，所以导演更应该珍惜自己手中的这个工具。我觉得一部好戏，首先要自身有力度，其次要给社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有力量的，为此我可以一直等待、寻找、反复修改，让自己的思考更扎实。

　　记者；听说你的下一部戏也排上了工作日程，是《冼星海》吧？是一部人物传记片吗？

　　杨阳：是想拍他，剧本已经成型了。我最近一直在读他的日记、书信和生平的一些资料，非常感动，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人，唱过他写的歌，但对他却不是非常地了解。我特希望能把他拍好，但时间很紧张，我也很担心。明年是冼星海诞辰100周年，这部戏有20集的篇幅，时间上还赶得及，但我希望剧本还可以更完美一些。

　　记者：为什么一直没有拍电影呢？

　　杨阳：哈，其实一直都想拍，但可能因为电影是我的梦想，我一直把它看得太神圣了，所以迟迟不敢去拍。

　　记者：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吧，哈哈。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优秀作品。杨阳：谢谢。（深圳晚报 史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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