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机工程论文_浅谈卓越领导的素养及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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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浅谈卓越领导的素养及其培养

发布时间：2016-03-05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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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短短二十多年，港科大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已成为一所极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等学府。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系物理学家，拥有多年执掌国内外大学的经验，具有卓越的学术与教育领导力。为了解吴校长有关卓越领导力及其培养的理念，我们近期对其进行了历时三个小时的专访。吴家玮校长的理念对国内高校学生培养和高校管理者的领导力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卓越领导素养行业差异与构成

　　采访者：作为物理学和教育界的领袖，您认为卓越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体系?

吴校长：你刚刚问到”卓越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体系”，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三个关键词，分别是：”领导者”、”素养”和”体系”。我要问你的是”领导者”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方面的意思，有政治的领导者，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科技和企业的领导者，等等。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领导者，需要不同的素养。因此，我不能说明一个细节化的卓越领导者的素养体系。政治领导、科技领导、企业领导、文化领导和教育领导都有各自所需的特质，我们暂且将这些内容称为素养，但是能够想象到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很难存在一个统一的”低位的”素养体系将这些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对不同领域的领导者有不同的需求，在同一个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领导者也需要有不同素养。譬如政治，进行革命、治国还是改革，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导能力。

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常常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革命能够取得成功，治国却可能变得一塌糊涂，能够治国的人又不一定能够改革。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上王安石是改革者，他的变法是相当有道理的，但是他跟思想保守的人没办法合作，最终没能实现治国的目的。所以，在政治上，革命、治国和改革所需要的是不同的领导力。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不一样的话，造就的英雄也就不一样。刚才是以政治为例，那么教育和企业也是如此。在教育和企业中，能够创校、创业的人不见得能够管理好学校和企业，他可能觉得已经达到了他的理想;能够致力于壮大的人野心很大，他可能觉得一定要把学校或者事业扩得很大，但是没有守护好他的核心结构。每个时代都需要不同的领导者，每个领域也需要不同的领导者，所以难以去特别培养不同领域领导者的细节性素养，教育只能从”高位”去培养各行业、各时代通用的领导力。

　　采访者：您认为个体通用的卓越领导力是怎样构成的?

　　吴校长：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卓越领导者，在性格和行为上有”通性”，但是，卓越领导力也有先天成分。先天的我们撇开不谈。教育对个人领导力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家教”。因为在上学前，个体有五六年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很多性格和行为都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家教”。”家教”教孩子什么?什么性格、行为有利于个体领导力的形成?关于这些，我主要谈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条是领导者必须好奇、好学，不断追求新知识，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尊重他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知识是无限的。”家教”是什么?假如说家里人都是好学的，好学不是家里人让你钢琴学到几级，不是要死念书，并不是说起跑一定要比别人早，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从一开始就能辨别对错。孩子从小都是有好奇心的，对样样东西都要去碰去摸，好奇要变成好学，光好奇就是碰到东西以后看到就算了，这个不是好学，好学就是进一步去追求新的知识。要追求新知识，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不足的，要尊重别人的知识，所以从多处、多人、多方面去学习新东西。

　　第二条是领导者需要在受教育、思考与不断反思中，建立经得起考验的理念。领导者要有理念，传统的教育，”家教”也好，其他教育也好，都要有理念意识。经验就是经历，就是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仅仅思考还不够，由于长期的习惯，一个人会向一个方向思考，进而可能走窄路，因而要不断反思，当每次自己思考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就要反过来，从另外一面去想这个想法对不对?不断地反思，这样建立起来的理念才能够经得住考验。

　　第三条是领导者需要勤奋认真，对重要或者关键的事情决不姑息，甚至举轻若重。我们历史上常常讲举重若轻，有些事情需要宏观地去做，但是，真正去做事的时候，对于重要和关键的事情，不能马马虎虎、点到就算了，不能完全依靠别人，一定要亲自去处理。第三条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认真。第四条包括几项内容：要培养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推理;要有分析的技能;要有数量观念;要有团队精神———这个很重要，任何事情要想有成就，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有同创心。

　　第五条是领导者必须有理想、有魅力，但不能夸张。有理想不表示把自己的梦想到处去宣传，有魅力不表示把样样东西弄得很漂亮到外面去宣传，而要说实话、干实事、说到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句话重点不在有理想、有魅力，而在说实话、干实事、说到做到。这样的话，你才能自信，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这一点用两个字概括的话就是信任，真正让别人信任的不是你的理想、魅力，而是你说的话，你做的事。这些就是性格和行为，这些不一定是传统教育或者学校教育所能够教导和发挥作用的，因为这个是要从自己出发，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并从经历里面逐渐养成的。

　　二、个体经历与卓越领导力的发展

　　采访者：您觉得是哪些素养让您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吴校长：首先，我不认为我的事业有多大成就。因为每次我离开一个岗位，从系主任到院长，从院长到校长，一直到后来从美国回到香港，跟一些同事创办了香港科技大学，直到退休，我在八所大学担任义务工作，身份也有多种，现在手上也有两个项目在做，一直没有停过。每次离开一个岗位总觉得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好，总是梦想时光倒转能够重来一次。所以，我不认为我在事业上有多大成就。

其次，我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足。这个或许算是所谓的素养，至少是一个不断对自己的鞭策。最后，假如一定要说素养的话，可能是一种民族意识。我从17岁到50岁，，在美国一共待了33年，但我却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认真态度、团队精神。我认为这些是一个人无所谓是不是领导都需要的。采访者：您在国内就读过，在国外也有受教育的经历，您的这些受教育经历对您的领导素养有什么样的影响?吴校长：就受教育而言，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家教”。

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是在香港和上海就读的，当时国家正处于灾难时期。幼儿园是在香港读了几年，小学是在上海沦陷时候上的，当时上海被日本占领，到处都是在逃难，我自己年纪太小，对于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印象，上海的教育还是很不错的。我上的学校当时叫作中西女中，就是宋庆龄三姊妹上的学校，它有两个附属小学，中学只收女生，但是小学是男女生都收，我当时就读于第二附小，那个学校的教育是不错的。当时属于日本统治时期，教育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关中华民族思想的。

我主要谈我的高中，高中是在香港念的，学校是一所中文学校，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一半左右的学生念的是中文学校，另外一部分学生念英文书院。中文学校比较像是在中国内地的学校，我那时候念的那所学校叫培正中学，算是名校。之后二三十年，政府依靠英国教育的津贴使得很多学校都变成英文学校，受其影响，仅有像培正中学那样，一成左右的学校依然是中文学校。所以在今天的香港，殖民教育的味道很浓，我念的那所学校培正中学，出过不少人才，特别是理科方面的人才，也有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在美国拿到科学大奖后，第二天上午，培正中学的幼儿园就有上千的家长在排队。培正中学的确出过很多理科人才，还有很多别的名字你也可能听到过，都是比较有名的人，所以会令人觉得这所中学的理科是特别强的，直到今天大家还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它的理科并不比内地重点中学的理科强，而是在很多英文书院里面对理科的注重远远少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比较下来，这所中学的理科显得特别强。但是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不是理科，因为当年我念高中的时候并不爱好理科，对我最大的影响来自老师们的认真态度，这点很重要。对于学科来说，培正中学对我的影响是来自中文、中国历史和地理。这些课程给我一种难以磨灭的儒家思想、文化基础和民族意识。当时中国的学校都是这样，我刚刚说的几点在内地的学校同样如此。尽管我国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动乱，但是我们国家的高中教育当时还是无形中灌输了儒家思想、文化基础和民族意识。培正中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这些。所以我说你刚问到的假如有哪些卓越领导的素养的话，其中的民族意识、认真态度和团队精神，这三样中有两样———民族意识、认真态度是培正中学对我的影响。

　　三、卓越领导力培养的东西方差异

　　采访者：您具有执掌东西方大学的经验，您认为在东西方教育理念中，培养学生领导力方面有哪些观念上的异同?

吴校长：你的问题有两个要点，前一句是东西方大学，后一句是东西方教育理念。在西方大学里是没有特别的领导力培养，假如一定要说有的话，就是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处事的经验、待人接物和处世的环境。如果有相同之处的话，东西方大学都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处事的经验，包括念书、考试、同学之间的彼此学习和讨论，都是处理事情的经验。还有就是待人接物和处世的环境，尤其是你要选”三好”学生，要参加学生组织、学生会和共青团。所以，大学里面没有专门的领导力培养。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课是公共管理、创业技巧这一类的，但这些也不是说专门培养你的领导力，而是让你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以我还是觉得领导力往往不是专门培养的。真正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之处来自文化，来自不同地方的家教、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社会教育。

大学没什么分别，主要的区别是在家庭教育。主要的教育观念的差别，用两个字来形容是”乖”和”帅”。我们说孩子”乖”，西方人说孩子”帅”。怎么乖?怎么帅?我们说孩子听家长的话，家长怎么说就怎么去做，家长当然是要把孩子教导好了，孩子就要去听、去学、去跟;在课堂上也是，老师讲的话，我们要学、要听;社会上也是，政治领导或者说政府领导讲话出来以后我们要花时间去学习，我们学习得好就是乖，我用一些好笑字眼来形容就是”好好学，好好听话”。西方不一样，他们要求孩子要帅，怎么帅?他们要有自立的能力，能自我思考，听了问题以后要反问，甚至要辩论、争论。在学校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演讲的话会有学生追问他，甚至指出对方不对的地方。西方的孩子一方面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是对自立看得比较重。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中国的孩子，假如有老师问问题的话，很少有人会举手回答的，要老师叫到名字才上第1期 蔡连玉，等　卓越领导的素养及其培养去，说话的时候也支支吾吾，怕说错了，难为情。外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让他们积极地表现自己。比如说，我家几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在家里的时候让他们乖，家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他们上学，一开始到了学校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师叫他们去台上讲话的时候不敢去、不敢讲。他们在幼儿园放假回学校后，老师让他们到台前向全班学生说过去几天或者过去两个月都做了什么，叫”show　and　tell”。小孩子喜欢得很，都抢着要上台，在课堂里，老师讲完课以后要问问题，也是问题一出来小孩都会举手，至少有一半的孩子会举手，很多时候，这些举手的孩子连问题都没听清楚就举手了，抢着回答，这一点与我们国家有很大不同。这是从家教、幼儿教育开始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更加一针见血的故事是关于我们与犹太人的。犹太人人数极少，而且两千年前就被从巴勒斯坦赶出来了，散布到全世界，到处都受人压迫，但是犹太人在每一行都出了很多领导人。假如没有犹太人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所谓的人类文明不会进步到这个地步。譬如我当年念物理学位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开物理学年会，有20位博导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行行出卓越领导者?这同我们国家还是有区别的。有一次我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谈起，我们中国人同犹太人有太多地方相像，譬如说我们的家庭观念，我们的道德理念，我们勤奋、好学，都希望孩子能当科学家、律师、医生等等职业，我们做生意也跟犹太人一样在金融方面很强，买卖方面很强，坏的方面也有，我们的团结意识比较差，犹太人除了在以色列这件事上团结外，在其他事情上的团结也很差。她也同意，但是她说有一点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她就拿她的家庭教育举例。她说，他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她父亲总要提一个问题，有关社会、历史、文化、音乐、世界等方面的一个问题，假如当场有一个孩子立刻回答了，并且答对了的话，她父亲并不肯定。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假如一问就答，答对的话，我们的家长当然会很开心，但是她父亲就是不开心，假如要去查的话，一查就查出答案了，他还是不开心，这在我们中国家庭是绝对不会的，能查出来是很好的。查也查不出来，拿去讨论，给出一个答案，对也好，不对也好，父亲就满意了。

这点跟我们很不一样，这就是好奇、好学，要用逻辑思考的办法去寻找新的知识、新的想法。所以，犹太人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这跟他们的宗教有关，他们犹太教里面的圣经是拿来辩论的，我们的儒家思想，比如说王阳明对其解说的话主要还是传统的。我们在”乖”，他们在”帅”，西方的整个思想理念跟我们有这个差别，这一点我们比较吃亏。当然，我们要去学，要学得有判断力，用我们国家的一位英雄说的话是”真理越辩越明”。”乖”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帅”一般意义是长得俊，我在这里指整个思想方面的”帅”。这个差异对卓越领导力培养有不同效果。

　　四、港科大卓越领导力培养的实践

　　采访者：您是港科大创校校长，在您领导下的港科大，有哪些举措来提高或者培养学生的领导力?效果怎样?

吴校长：领导力不完全是天生的，但某些性格会有利于领导力的培养和形成。卓越领导力有性格因素，也有在社会环境里的历练养成，学校能够提供的是适当的环境支持，适当的机会，让人有这个机会，有这样的经历，而不是课堂里面说教出来的。

其实，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跟别的大学出来的学生也没什么区别，港科大的理科、工科和商科学生说好听的是务实，说不好听的就是乖。不过，我们的老师，80%以上是从美国来的，其余也全部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两成左右的就是外国人，所以当时是很国际化的，当然现在也是很国际化，老师们比较习惯于西方文化，对学生不同的地方就是鼓励学生参与互动和表现。当然怎么鼓励都好，家教、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的影响力，以及辅导都能够(使得他们)变得很厉害。而现在有一成的本科学生是来自内地的，当然都是最好的学生，能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学校的，他们上课时会更主动提问和参与讨论，结果带动了香港的学生也参与互动了。老师们比较喜欢西方文化，假如说学生不参与的话，一部分老师会特别鼓励他们参与，我听外界说港科大的学生到了工作岗位参与互动性比较强。我们试图为学生创造一个优良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机会，在这种学习机会和生活环境里，学生会自然而然地积极参与互动。这些好像不是用特别的举措来培养领导力，而是自然而然的，假如这些东西使得他们更加能当好领导，那当然很好。

多参与、多互动、多表现，领导力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这”三多”也是有效果的。采访者：请您谈谈，怎么做才能使这些未来的卓越领导者拥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吴校长：对这个问题，我还是要问”传统文化底蕴”是什么意思?我是搞物理的，做任何事都要先把问题问清楚，其实常常是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哪些是传统文化?当然是儒家思想，但是也有道家、佛家思想，从清末开始，传统里面也混进了西方的文化，所以这个传统文化是需要好好定义的。我也在想，到底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底蕴”也是的，怎么才能算是”底蕴”?怎么才能算是”厚重”?千万不能把老一套的东西定义为传统，现在都全球化了，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再是从主观推断而来的，还要从客观以及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所以这个定义我是有点疑问的。不过我的回答就是，我把我们的希望和愿望主要放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对于大学，我也有一个希望，我是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在熟谙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余，并重西方文化，要融合，要能够跟国际社会接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和生活环境，大学生的很多性格已经养成了，我们唯有让老师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互动、表现，创造好的学习机会和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面自然而然地跟国际接轨，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跟西方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采访者：您刚才有谈到，在强调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并重西方文化，您在国外大学工作过许多年，您认为我们大学应怎么做才能让未来的领导者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吴校长：基础教育很重要，就是说幼儿园、小学，鼓励学生参与互动表现，这本身就是基础。大学教育，要培养”博雅”，内地现在经常在说要办博雅学院。什么是博雅教育?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至少要有很多种不同的本科教育理念才能让学生达到又博又雅，每个学院除了教授与学生住在一起外，更要适合学生本身的性格、心理和兴趣等，有不同的通识教育、不同的本科教育理念，每个学院可能要跟不同国家的机构合作挂钩，这样才能更好地国际化。这些我在过去一些报告中都谈得比较详细，我认为本科教育应有的特点，一个是博雅，一个是国际化。培养领导者国际视野方面，就是要创造环境与机会，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开拓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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