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侦查主体的反思与重构

发布时间：2016-06-30 07:53

　　论文摘要 我国的侦查主体体系被学界与司法界诟病已久，弊病主要体现在检警关系设置不当、职能划分模糊、监督不到位等方面。本文通过对我国侦查主体的重新审视，通过分析现行体系的弊病，从而指出改革的路径，以期对日后新《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献计献策。

　　论文关键词 侦查主体 检警关系 反思 重构

　　鉴于侦查主体的设置是刑事诉讼领域的核心议题，如何对其合理规划，是关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孰重孰轻的重大问题，也是关乎司法资源能否合理、优化利用的关键点。

　　一、侦查主体的基本概念

　　根据传统理论，侦查机关的任务在于通过行使调查取证权以及法定的强制措施，将案件的经过逐步还原，以收集好罪与非罪、罪行轻重的证据。在中国的司法传统，侦查机关的任务不仅在于为公诉、审判工作做好准备，还需要保障无辜的人将来不遭受司法机关的追诉，故侦查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侦查本身。据此笔者认为，侦查主体是指依法享有侦查权的主体为了还原案件客观事实，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与强制措施的机关或个人。

　　二、我国侦查主体的现状及缺陷

　　（一） 我国现行侦查主体的结构现状
　　依据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的法定侦查体系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国家安全机关。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是我国侦查范围最广的两大主体。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职务犯罪的侦查，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负责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的侦查工作，军队保卫部门主要负责发生在军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监狱负责发生在监狱内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公安机关负责除上述侦查主体职能范围以外所有案件的侦查工作。
　　（二）我国现行侦查主体存在的弊端
　　从形式上讲，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对不同侦查主体负责不同类型案件的侦查工作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立法者的主观设想在法律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全部得以兑现，而隐藏在侦查主体体系内在的隐患，也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恶化，它已不适应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
　　其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不同主体职能设置方式过于抽象。鉴于法律条文的概括与抽象，导致部分刑事案件在划分管辖归属时存在争议，同时又因为部分刑事案件本身并非完全根据法律的规定而生，经常出现某案件牵涉不同部门管辖的情况，故部门之间相互争抢案件或相互推卸案件，便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经常遭遇的难题。
　　其二，公安机关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导致其行使职权过程中出现异化。首先，公安机关是我国法定的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具备侦查权，但同时公安机关又属于行政部门，在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行使行政权力，两种权力的交叉行使容易导致行政与司法相互干预与影响，权力的借用容易导致权力异化。为此，公安机关的双重职能不仅破坏司法公正性，使其越来越与自身的诉讼职能相背离。
　　最后，对侦查行为的监督缺位，也是导致权力滥用的又一诱因。根据我国的司法设置，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全职监督机构，虽然检察机关属于我国的法定监督机关，但其同时又兼具侦查权与公诉权，，身份的尴尬与立场的使然，进一步使其监督职责难以到位，成为广受诟病的问题。

　　三、我国侦查主体的重构

　　自从1996年起，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了西方当事人主义的诸多合理制度，对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不容否认，上述修法并非从根本上祛除侦查中心主义的弊病。基于此，笔者对我国侦查主体的完善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我国检警职能与彼此关系的重新定位
　　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我国的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都属于我国的法定侦查机关，各自互不隶属，分别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侦查权。基于这种设置，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二者各自为政，形成了一种侦查二元化模式。为此，学界提出效仿检警一体化模式，让公安机关直接隶属于检察机关。但这种改革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例如兼具侦查、公诉、法律监督三大职能的检察机关，是否具备足够的时间应付社会的诸多犯罪行为，而且长期脱离侦查实践的检察机关（反贪反渎局除外），是否具备足够的侦查经验与侦查手段来驾驭刑事侦查活动。从司法实践可知，检察官对警察的领导更多是停留在法律层面，甚少涉及侦查的具体措施与方案，故检察官无法在侦查实践中真正领导警察的侦查工作，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刑事司法体制丧失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诉讼效率。
　　不难发现，将公安机关定位为检察机关附属机构的做法在我国并不可取。因此，笔者建议将检警关系改革成一元化模式，即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让渡给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承担起检察机关的侦查任务。这种改革模式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因素：
　　首先，公安机关作为我国传统的刑事案件侦查部门，由始至终都肩负着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在应对各种刑事犯罪上具备较为丰富的资源与经验。
　　其次，侦查权从检察机关剥离，更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精力行使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让监督缺失以及不到位的顽疾得以遏制。
　　最后，“一元化”不会加重对滥用侦查权的隐忧。我国现行的“二元化”侦查主体结构同样并未有效遏制侦查人员滥用侦查权的现象， 问题的症结，还有赖于如何设置体系化的监督制度，对侦查权的合法行使进行全方位布控。
　　但无法回避的是，由于公安机关兼具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走侦查一元化路径还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应逐步将行政编制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去，让公安机关成为一个专门从事侦查活动的机构，同时将警察队伍设置成垂直领导的机构，编制、财政等由中央统筹安排，避免地方政府对侦查工作的不当干涉。
　　（二） 监狱侦查权的存废问题
　　监狱享有侦查权的合法性早已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长期质疑，观点主要包括：其一，职能上并不兼容。由于监狱属于我国的刑罚执行机关，而其同时又是犯罪侦查机关，二者并无关联；其二，从功能上看，监狱的任务是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并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与侦查主体追诉犯罪的任务有明显界限。 其三，不符合司法效率。监狱应以矫正罪犯为主要职能，一旦兼顾侦查职能，不仅无法满足侦查工作的实际需要，而且还会导致其矫正罪犯的职能无法得到保障。
　　但必须承认，针对发生在监狱的刑事案件，监狱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例如保护现场，收集第一手证据材料等公安机关无法取代的优势。基于此，可以考虑授予监狱对刑事案件享有初查的权力。初查是一种立案前实施的侦查行为，是指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现场勘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等措施 ，让监狱的优势得以保存，待公安人员到场后，监狱部门即将侦查权移交给公安机关行使。此举兼顾了二者各自的优势，有利于刑事案件的侦破。
　　（三） 特殊侦查部门的创设
　　我国已经在诸多特殊领域创设了专门侦查部门，例如铁路、海关、民航等，该专门侦查部门同时接受公安机关与该行政机关的双重领导，对于特殊领域的犯罪侦查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犯罪手法也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例如在环保部门、工商税务部门等领域的新型犯罪也逐渐增多，故有必要逐步在这些空白领域设置特殊的侦查部门，以适应特殊领域的各种新型犯罪。

本文编号：63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