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慎子的法律思想

发布时间：2016-06-30 21:45

　　论文摘要 慎子是先秦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慎子率先援道入法，建立其独具特点的法理论体系。慎子重势，认为“势”为君主立国和推行法律之政治基础，同时主张“法”为治国之根本，提出“尚法为治”的法治理念，“事断于法”的司法原则，阐明“法因人情”而立，法的功用在于“为公去私”，君主应“以道变法”保持法的适应性。慎子的法思想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对法家学说在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论文关键词 慎子 道 法势 公私

　　慎子名慎到，战国赵人。与田骈、接子、环渊等人同为齐稷下先生，著有《慎子》一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慎子主刑名而归本于黄老，司马迁对慎子之学术构成早有精当的见解，此说为当今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他的思想具有道法两方面，但其法家思想却是由道家的天道观导出的。” 慎子法思想与之前法家代表人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仅认同“法”为治国之方，并且将老子之“道”予以吸收和改造，在理论上论证了“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慎子对于“道”的深刻体悟。“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说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慎到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天道，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公”，而“齐万物”就是无所偏私的包容万物，如何做到无所偏私呢？慎到的方法是“弃知去已”，指的就是抛弃任何主观智识和一己之私，以建立物的客观标准。即所谓的“以物为观”，借由一种客观具体的标准作为道的载体，来衡量一切事物。这个客观标准就是“法”。梁启超说：“‘以物为法’，乃可以‘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是故法治主义者，其实则物治主义者也。” 慎子将对“道”的客观规律性认识物化为“法”的普遍公正性，提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看到“因循”是齐万物以为道的根本法则，因而将天道推广至人类社会，提出因势而处的势治论，因人之情的法治之说，主张以法治国，首先在理论上对法家学说进行了第一次总结，提出了观点鲜明的法律理念，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法理论体系。

　　一、以君主制为核心的政治法律观

　　慎到是君主制的拥趸，他以君主政权为核心，从国家机制建立的角度勾勒了他所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立国君以为国”的政治观
　　《慎子·威德》篇载：“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慎子认识到国家、君王的产生原由及功用，天子、君王都是基于社会需要，为了通天下之理而产生的，不是为了某个人的一已私利而出现的。由此可见，慎到眼中的天子是能掌握自然法则为天下服务的人，而国君是应治国理政的需要而产生，慎到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使命的认识在当时具有先于时代的进步意义。那么国君因何而能号令天下呢？他的权柄从何而来？慎到认为是“势”。
　　（二）势治论
　　慎到因而以重势著称，梁启超认为法家中“尚有两派与法治主义极易相混淆而实大不同，一曰‘术治主义’，二曰‘势治主义’……势治主义以慎到为代表。” 慎到论说了势是什么，如何能动的取得、运用和巩固势，势论实质上是慎到提倡的君主制国家治国理政的具体主张，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势是客观存在并且可资利用的。《慎子·逸文》“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舟、车、械等都是人们凭借的交通工具，舟能渡海，车能载人，能帮助人们达到仅凭一已之力不能完成之事，势就是客观存在的条件和规律，人们借助和利用势才能实现主观愿望，达成目的。二是君主因势而位尊权重，君主之势为绝对权威，是确立统治地位和秩序的根本。《慎子·威德》云：“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有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慎到说腾蛇飞龙失去所凭借的云雾就和蚯蚓一样，类比说明只有借助势才能有所作为，通过贤、不肖的力量对比说明势的重要，得势则位尊权重，则能号令八方，得助于众。三是主张“尊君”，反对儒家主张的“尊贤用忠”，实行一元化统治，以巩固和保持君的“势”。他说：“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不在独也。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 认为树立权威地位是使其下“不疑”，确立君主的地位并以其为尊是国家不乱的保障。所以，“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 人民统一于君主的治理之下，凡事以法为准绳，，是国家的根本。把“一于君”的统治方式上升为“国之大道”，可见慎到对尊君，确立君主统治权的用心。四是主张君主顺势无为，君逸臣劳，臣子各司其职，不得逾越职守。慎到主张“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 慎到这段话对君臣关系界定非常清晰，作为君主就应处势无为，让臣子尽职尽责，这样才能不破坏上下关系，不逾越职守，才是治之正道。慎到之势于国君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于臣子就是恪尽职守。他说：“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是以过修于身，而下不敢以善骄矜。守职之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业，和顺以事其上，如此则至治已。” 慎到认为英明的君主使用臣子，要使忠诚不逾越自已的职守，责任不超过职务范围，人人务必尽责守职，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从慎到的这些表述看来，势既是权势、地位，助力，还是一种既定的“秩序”或“规则”。君臣关系的秩序就是君王有其权威，臣子有其职守，各归其位，各尽所能，才能治理好国家。

　　慎到的政治理论与其法治理论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皆来自于其对“道”客观性与普遍性的深刻领悟和灵活运用，其政治理论是法治理论建立的基础，二者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创建政治清明、上下和顺的理想社会。贵势是君主制政权的保障，那么尚法、以法为治等法律主张则是对君主政权的约束和限定，是为树立各社会成员需统一遵循的行为范式。

　　二、尚法为治的法治理念

　　慎到非常重视法的作用，认为法是国家治理中不必或缺的，是“国之大道”。法具有强大的社会功用，可以定分止争，去私塞怨，赏善罚恶，作为君主必须摒弃心治、身治，以法为治，社会全体成员亦应遵循法。慎到的法治理念是比较深刻而彻底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法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
　　他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 慎到认为国家有法律即使不完善也比没有法律强，因为法可以统一人心。治国不能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则国无法为治。“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谬。”
　　（二）法具有强大的社会功用
　　法可以统一标准，定分止争，去私塞怨。“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未定分也。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慎到用此喻生动的说明分的重要性，分定权属后，财务各属其主，才不会有纷争。因而慎到认为英明的君主应该依据劳绩来分别功劳，依据法律来决定奖赏分赐钱物。“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 法可以去私塞怨。慎到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法立则私议不行。” 法的最大功用就是去私，去除一已的私心私利。法作为统一标准，是分定赏罚的依据，使人们不互生怨艾而和平共处。“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三）反对君主心治、身治；劝勉君主以法为治
　　慎到主张君主处势无为，反对君主个人主观判断任意赏罚，反对君主仅凭个人能力事必亲躬。他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 所谓身治，慎到指的是君主仅凭个人能力亲力亲为，谓之“躬”，而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慎子·逸文》中有云“一人之识识天下，谁子之识能足焉？”因此君主单凭个人意志诛杀奖赏会导致“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的结果。相反，“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如果君主能像分马用策，分田用钩那样以法为准绳治国理政，摒除个人意志和个人行为，则能使诛赏恰如其分，各得其所，不会怨恨君主，民怨不生则上下和顺。慎到清醒地看到主观任意性的局限性，法作为衡器是客观公正的存在，君权的至高权威也需受到法的约束，慎到敢于向君权提出限定，有重大进步意义。慎到尚法，而且其对法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国家社稷制度的层面，因而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指出：“慎到是严格意义的法家”。 充分肯定慎到的法家身份。
　　（四）主张法是必然的存在，必须为全体成员所遵守
　　慎子最后总结为：“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 慎到的“尚法”论将“法”视为一切行为的准则，法是“至公大定之制”，因而“法”必须贯穿于全部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这种法治理念在当时无疑是独树一帜的。胡适先生说：“儒家的孟子主张用‘先王之法’，荀子主张用‘圣王为师’，这都是‘法’字模范的本义。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所论说的‘法’，不是先王的旧法，乃是‘诛赏予夺’的标准法。慎子最明‘法’的功用。” 除此之外，慎到主张法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法作为治国主要手段，它与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所力行的“德治”、老子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尚贤使同”有天堑之别。

　　三、法因人情的立法原则

　　慎到的势论来源于对自然之势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其对法的产生则是建立在对“人”的客观自然性的认识之上的。《慎子·因循》“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到对因人之情的论说包涵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天道是客观不变，天道之所以大而广乃是因为凡事“顺应”的结果，运用到各事物上则见其具体，为“细”。这里指明天道与因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道须因才能从天道落到实处，由一般到具体，与老子所说的道贵因如出一辙；二是因的客体是人之情，天道因人之情，天道不是无法捉摸的，而是来源于人本身，是顺应人情的一般规律；三是人情的一般规律就“自为”，就是为我、利已，人有趋利为已的本性。慎到说：“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利不足相容也。” 指出“利”能离间兄弟骨肉。又说：“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对人的趋利性描摹的入木三分。慎子看到人有“自为”的本性，即都是追逐有利于自已的利益。因而慎到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慎子认为法不是从天而降，不是从地而生，而是产生自人类本身，符合人性之需要。即法是依据普遍和客观的人性而建立起来的客观准则。

　　四、事断于法的司法原则

　　慎到的“尚法”将法抬升到治国之根本手段，是“至公大定之制”，赋予法以权威性和神圣性，并注重在司法实践中实现法的功用。慎到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在这里，慎到明确主张，君主要将法作为察言观行、定赏分功、授官司任事的依据，君主坐听行事皆由法，尤其强调任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因是亲爱者而置于法外，法无所不用，无事不断，是君主治国理政的法宝。
　　除此之外，慎到将贯彻执行法律上升到用生命捍卫的高度，他说：“以死守法者，有司也。” 慎到认为政府及执法官员应以死守法，坚决捍卫法律的权威。慎到最后总结为：“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百姓统一服从君主，一切事务决断于法律，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五、为公去私的法律价值观

　　法作为国之大道，其价值取向是“为公去私”。慎子云：“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慎到论说“公”常用到“蓍龟”、“权衡”等工具类词，这些工具都是具有客观衡量标准的功用，用来说明“法”就是客观公正，是“公义”、“公正”、“公理”，如同权衡、度量一样，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公理，强调其客观性和普适性。慎到所指的“私”，即是“私意”、“私心”、“私行”，泛指的是根据个人主观意志而产生的恣意妄为和自私自利的行为。胡适先生说慎到的“去私”就是：“主张废去主观的私意，建立物观的标准。” 慎到的“私”尤指君主的主观意志和个人任意行为，君主虽代表国家意志但仍受法的限制，慎子所言：“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就表明需公私分明，不得以权谋私。确立“公”，为的是使“私”不行。“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 所以，法律与私欲是两个极端对立的方面，法律是禁止私欲泛滥的工具。因而，“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是为了统一天下百姓行为，是为了维护天下百姓公正之利益的制度。

　　六、以道变法的法律发展观

　　慎到不仅将法作为治国之本，还认为法不能一成不变，而应顺应时情，“以道变法”。他说：“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治理国家没有法律就会动乱，循守旧法却不变更就会衰败。同时，慎到认为法律是君主创制的，要以“合乎人情”为度，而人情之不同是随时代而变迁的，君主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法律。慎到的这种法律发展观是难能可贵，独具远见卓识的。
　　慎子的法思想内涵丰富，在先秦诸子学说里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其内核便是道的客观规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并以法的形式贯穿其中。慎到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法的来源，法的功能、法的价值，立法原则以及司法准则，对法家学说在理论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是推动法家理论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其法律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是中华法律传统当中的瑰宝。

本文编号：6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