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亲历新中国人口学创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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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批留美“海归”
邬沧萍1922年出生在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曾经留学日本。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从上幼儿园开始,大革命失败、“九一八”事变、上海“五卅”惨案、1928年济南惨案、1937年“七七事变”,20世纪初风云动荡的中国社会状况,对邬沧萍这代人而言,“国破山河在”、“救亡图存”等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切肤之痛。“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爱国主义思想真正深入到我们这代人的灵魂深处,为祖国效力是我们这代人毕生的追求。”邬沧萍对本报记者说。
邬沧萍在抗战时期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大学毕业时他参加了三个考试,一个是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的荐任官考试(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一个是公派留学生考试,一个是海关考试。邬沧萍三个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为当时家庭条件不宽裕,直接出国留学没有积蓄,因此他选择了先去香港九龙海关工作。香港社会环境宽松,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杂志都有。“我在香港学习工作期间广泛阅读各种有进步倾向的报纸,关注内地各种政治事件,包括国共和谈、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这种广泛阅读和自己的观察体验,逐渐认识了共产党的进步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这为我后半生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内在思想基础。”
在香港海关工作了两年,1948年,邬沧萍进入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攻读MBA,顺利拿到学位之后又攻读了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周总理号召海外留学人士回国为祖国建设效力。邬沧萍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少,估计也就一两千人。毕业之后必然会面临选择回国还是留美的问题。美国为阻碍留学生回中国内地效力,出台了很多措施和办法。首先是经济办法,美国将本来给予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拨出一部分给留学生,鼓励继续读书深造,并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其次是留美政策调整,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还在起作用,华人留在美国很难,美国政府承诺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孩子已经在美国出生,属于美国公民,而我爱人也已经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们一家在美国完全可以生活得舒适安逸。但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回国效力。为了回国能发挥更大作用,我又去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了统计学,因为MBA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派不上用场。”
1951年夏天,邬沧萍回到祖国,先分配到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邬沧萍被安排到了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任教。仅过了一年,中央教育部决定中央财经学院大部分老师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地位很高。”邬沧萍说。
参与新中国人口学的创立
初到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在统计系任教,1972年转向人口学研究。
事实上,邬沧萍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就着重研究过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回国没多久,邬沧萍就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问题大讨论。
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总人口超过6亿、大陆人口超过5.8亿的惊人数据引起了各方面的普遍讨论。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包括李景汉、吴景超、陈达等人都主张控制人口,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系统地阐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但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终结了对人口问题正常的学术讨论,随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反复批判。谁主张控制人口谁就是马尔萨斯主义。“我熟识的人口学家几乎全都划成了右派,人口问题此后成为了学术讨论的禁区,成为了谁也不敢触碰的高压线。”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参加联合国的很多讨论会,同时也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班子来研究人口问题。鉴于以前批判马尔萨斯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里就有教师从事人口理论研究,所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开始就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党委委员徐伟立。在徐伟立与刘铮、李宗正商量后,决定由邬沧萍做英文材料的翻译工作。研究小组共有十几人,以中国人民大学力量为主,包括了工经系、法律系、经济系等各个学科的人员。小组负责人是刘铮。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以后,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三个单位联合向中央建议成立人口研究的常设机构。邬沧萍认为,从事人口研究对国家的作用比统计学显著,于是决定作人口学研究。因此,邬沧萍成了新中国最早从事现代人口学的研究者之一。
1974年成立的人口研究所就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五楼现世纪馆西侧的一间破旧房子里,名义上是在北京经济学院人大停办后建制分配在北京经济学院。1979年,在派往联合国、美国、英国、法国、泰国访问考察的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成员中,全团五人有四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团长为刘铮,邬沧萍担任秘书长。
此时邬沧萍认为,人口多是中国提高人均收入的一个大障碍,必须改变。1979年3月,他与刘铮、林富德共同给国务院提交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要用经济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全国第一个向国务院写的人口研究报告。国务院将报告作为讨论文件,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发给各省委,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散发。邬沧萍说,实际上,1979年以前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同志就已经开始研究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短期内提倡生一个孩子也不是不可以。由此,我们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后来,我和刘铮在《人民日报》、《红旗》上也发表了《人口非控制不可》和《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等文章。”
“一胎化”和《公开信》
邬沧萍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采取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在人口方面的种种失误,让中国失去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人口的增长规律有其特殊性,包括积累性、周期性和惯性等特征。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还会形成呈队列分布的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增长之初,人口的增加量都很小,不引人注意,到后期便会逐步积累为一个生育高峰。生育高峰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形成第二代、第三代持续的人口高峰。人口高峰一旦形成便需要两三代人才能缓解。人口政策的失误使得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两个人口高峰,这部分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进入了旺盛的生育期,当时每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夫妇都有一千多万对,是五十年代的两倍。如果当时中国不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中国恐怕还要多出生几亿人,这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压力会更大。
不过,虽然倡导计划生育,但邬沧萍对计划生育的主张和设想与最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
1979年,邬沧萍等人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报告对我国的生育政策的建议是:“提倡一个,坚决杜绝三个”。邬沧萍说,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可以大力鼓励提倡人民群众只生一个孩子,同时我们可以采取严厉政策反对群众生育三个,但我们应该保留群众生育二胎的自由。这个建议的初衷其实就在于我们希望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也应该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权。
邬沧萍等人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并不主张“一胎化”。严格来说,他们认为中国实行“一孩政策”并不准确。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全国“一刀切”,不同地区实施的政策各有不同。大多数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即表现在第一个是女儿时,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可以生育第二胎,也有些地方允许生育三个孩子。邬沧萍认为,“对于我国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要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严酷的人口形势,人口问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应该提出和执行更为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如中国应该持续在几代人内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国内外还都有专家建议实施“无婴年”。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人口区域规划生育会议上,有人主张按照普遍性一胎的标准制定地区人口规划,邬沧萍不愿随声附和,在会上与持激进主张的人激烈辩论。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邬沧萍认为,今天我们应该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公开信》的初衷。《公开信》以及后来所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多从宏观着眼,更多的考虑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但对当时个体的利益考虑不多。我国的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体来说是相当一致的,但在有的时候、个别问题上,客观上讲确实存在矛盾,我们考虑国家利益较多,考虑个人利益较少。实事求是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中国社会整体的生育观念距离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全国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
邬沧萍认为,一胎政策是一种不得已的政策,并且他始终主张一胎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渐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都会大大降低人们希望生育孩子的个数。“我们当然应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但我们也应该相信并尊重个人自我选择的理性和自由。而现阶段中国的生育率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因此我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会议上曾提出在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邬沧萍说。
人口学发展的沧桑巨变
与人口学60多年的渊源,使邬沧萍认识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学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均证明,人口学是一门不可或缺的社会科学。“经过60年的教学与研究,我进一步认识到,像人口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邬沧萍认为,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人口学缺失,几代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人口由不到6亿突增到近10亿,人口激增来势凶猛又未有得到有效抑制,这是人口学的缺失、人口理论被扭曲和对人口学大批判的直接后果,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
旧中国科学文化落后,人口学不够发达。那时只有个别大学曾有归国留学生讲授过和出版过人口学著作,如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办的名为国情普查的人口调查机构和几位教授在社会学系讲的人口问题。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在一些大学讲授,但内容很贫乏。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按照前苏联高等教育的模式进行调整,社会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都被取消了。原来从事过人口学教学研究的许多教授都改行或重新分配。从那时起人口学和社会学一起销声匿迹,人口学被取消就意味着人口问题在人们的视野里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更谈不上是一门科学。当时,全球都在热议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地独立后人口激增的问题。联合国概括世界有3P问题,即population、poverty、pollution人口、贫困、污染,在3P中人口又是要优先解决的。人口学也开始从纯学术研究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人口培训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但当时中国对国外人口形势、学术活动知之甚少。
而且,在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扭曲了人口理论,照搬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人口的论述,也同中国人口实际的需要背道而驰:“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已失去效力。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表现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把人口迅速增加视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而对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则常常被扣上马尔萨斯主义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1954年公布了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超过6亿,大大超过当时中国人口是4.5亿的原有数据,这引起了有识之士的热议,他们在讨论中大多数赞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1957年6月上旬反右斗争开始,学术讨论被政治斗争取代,许多参加讨论人口问题的学者被批判,几乎所有主张控制人口的社会学者都被划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甚至认为“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许多知名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以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为代表,遭到激烈批判。
这种扭曲的人口理论和对人口问题的大批判,使中国失去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现象才得到扭转,但严峻的后果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后,人口问题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迅速控制人口增长,但推行计划生育,却仍将遇到“马尔萨斯命题”的困扰。邬沧萍说,当时,马克思主义人口学者开始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有关的论述,诸如“人口压迫生产力”、“人口规律”和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关于共产主义如果需要也会控制人口等论述。经过一个时期的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论”即人类自身生产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逐步被认为是论证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推行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研究是认真的,按‘双百’方针讨论是热烈的,但未能完全摆脱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邬沧萍说。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愈来愈多,人口学掌握人口的数据越来越丰富,人口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出现了极大推进,许多理论如人口、国情、人均GDP、适度人口、人口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开始结出硕果。人口学在我国人口重大决策中,以确凿的数据和事实,发挥了认识功能和预见功能,在决策咨询中起到了重要的“智库”作用。
邬沧萍说,“我国现代人口学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发展的,比发展中国家起步晚了,但我国很快就跟上世界现代人口学的步伐,而且在很多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因为我国对人口学研究的需要,比国外更为迫切。在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学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生育率,其他变量的研究很少。现在人口学的研究几乎遍及所有的变量,原来几乎无人问津的人口变量,如出生性别比和人口迁移等,而今已成为重点,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研究要求更深、更广,人口学的研究视野也大大拓宽。同时,由于人口变量研究拓宽,更多的亚洲人口问题也受到关注。总之,人口的发展为我国人口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口学无疑已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
邬沧萍
1922年出生,广州人。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科开创者之一,新中国最早从事现代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专著、译著:《人口学辞典》、《人口统计学》、《商业统计学》、《世界人口》、《中国人口老龄化》、《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等。
(责任编辑:周晓亮 HZ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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