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的马克思主义_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_论史：重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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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这篇文章至今并没有给予理性的解读，留下了诸多遗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文章，，并且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高度发掘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微言所在，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诠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

    应当指出，对这篇文章，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该文内容的介绍不仅过于简略，而且在文章发表的时间上有误，缺乏必要的考证。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提及该文，仅仅用了区区两句话，还不足70个字。有鉴于此，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中，专门分析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用较大篇幅解读该文。目前，我正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中设专节详细研究该文，不仅要分析文章的内涵，而且也要揭示文章写作的重要背景和特定的客观环境。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较，日本学者的研究有所进展。石川祯浩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就有其代表性。他从日文翻译的角度入手，对该文的写作过程及其参考资料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认为，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得到了《晨报》驻东京记者，即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同窗陈溥贤“在资料方面，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面的帮助”。陈是河上肇著作的译者，他的译作发表在《晨报》副刊。“考虑到李大钊与《晨报》以及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对石川的这些学术看法，我国一些学者在2007年做出了论辩。但从实际的结果看，不免有些文不对题、隔靴搔痒。应该说，石川的研究至今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启示。它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更加精细化，绝不可大而化之。当然，我也认为，李大钊本人通晓日文，但他绝非译匠，而是深邃的思想者。我们更应给予关注的是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理解。如果当时有更为准确的译文可以参考，李大钊是不会也不应拒绝的。更何况，译文出自他的同窗好友。因此，对李大钊参考陈溥贤的译文也并不值得过于敏感。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倒是：负责编辑《新青年》6卷5号的李大钊，专门把陈溥贤在《晨报》发表的两篇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均编入“马克思研究”栏目，与自己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放在一起。这恰好说明李大钊并不想掠人之美。至于说李大钊诠释马克思学说“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则是言过其实，因为事实上李大钊有自己的鲜明认知，否则也就不会称其文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正确看待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我们知道，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本身，也存在着争议。尤其是时人难以接受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做出的批评，有意将这方面的内容看作是李的思想尚不成熟的标志。争议之处实际上反映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本认知。通常，我们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是这样一来，却往往忽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阶级斗争与互助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恰恰对上述关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正好反映的是其思想的敏锐闪光之处，显示其特有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其党性(信仰)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有力佐证。今天，实有必要还原历史，原始察终，做出符合历史实在的分析，重新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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