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高士其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
第一章 三十年代高士其儿童科学文艺创作的历史语境
儿童科学文艺从缺席到逐渐兴起,最终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放异彩,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本章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高士其儿童科学文艺创作的历史背景:前行者的足迹、儿童观的转变对儿童科学文艺的影响、左翼文艺运动与科学小品创作热潮。
第一节 前行者的足迹
我国的科学文艺创作,是从翻译外国优秀科学文艺作品开始的,并且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凡尔纳、法布尔、伊林等都曾给我国的科学文艺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翻译国外科学文艺作品是由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觉者翻译科学小说开始的。鲁迅并不是最早翻译国外科学幻想小说的作家,凡尔纳的《海底旅行》的中译本早就刊登在了《新小说》的创刊号上,但鲁迅是早期翻译国外科学文艺作品最多的。在 1903 年——1906 年间,鲁迅翻译的科学小说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造人术》等。鲁迅的这些译著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月界旅行》,其原因在于鲁迅在书前写了《<月界旅行>辩言》。鲁迅所写的这篇文章是我国较早阐述科学小说的理论著作,它从情节、结构等多个方面叙述了科学小说这一文体的文学特征以及艺术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高度评价了科学小说的重要性:“盖胪陈科学,人常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夫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在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赋予科学小说的历史使命是:破除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这与梁启超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发起人,梁启超认为传统的中国小说起不到启迪民众的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引进“新”小说,也就是域外小说。当时,定一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史。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全体小说之关键也。”今天看来,这是先觉者们过分拔高了文学改造社会的功用。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小说的大力提倡对于普及科学、改造民众的思想,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是较早自觉地以科学的思想介绍和宣传科学文艺的人。除了大力引进科学小说,鲁迅在此期间还编译了大量科普文学作品:《中国地质略论》、《地质学残稿》、《中国矿产志》、《说鈤》、《物理新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这些作品虽偏重知识性,文艺性不强,对普通民众的指导性或许不强,尚且不能称其为成熟的科学文艺作品。却也足以引起知识界把目光投向科学文艺,为本土原创科学文艺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鲁迅把科学文艺当作启迪民众的科普手段,他对科学小说和科普作品的译介正是以实际行动来改良中国民众的思想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科学文艺这一新兴文学体裁在我国的出现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浓重的社会功利色彩,为随后儿童科学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调。过分强调其于社会的有益性,毫无疑问会削弱科学文艺作品的文学审美性,但这其实也是这一文学体裁得以在当时危机重重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鲁迅十分关心青少年,关心科学文艺创作,他曾说过,“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鲁迅所说的“浅显而有趣”正是对科学文艺创作的要求。鲁迅十分欣赏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还多次告诫青少年要多读自然科学书,不要一味地钻在文艺书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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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儿童观的转变对儿童科学文艺创作的影响
中国历史的变迁其实也蕴含着儿童观的转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但“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却一直被忽视。究其根源,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以仁孝为本。《论语》强调“仁者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中更是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出也。”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将“孝”看成了整个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从家庭伦理与“反哺”的自然天性而言,孝文化自然有其合理性。但过分一味地要求子辈对父母的顺从,也必然导致个体价值和尊严的失落。如《礼记·祭仪》中就明确提到,“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子女完全以父母的喜恶为行动准则,成了父母的附庸。在这种道德伦理体系的背后,人的主体性湮没在群体性特征的背后,失去了生命的独立精神和个体的个性特征。而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儿童更是附属于家庭和社会,毫无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可言。“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由此,儿童已然失去了自由个性和生命的尊严,这样一来,当然也得不到成人对他们生命本真的关注,儿童只不过是以成人的附庸而存在着,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他们绝对地服从成人。这种以孝文化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束缚下的传统儿童观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儿童被排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外。纵观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却鲜有能够体现儿童的审美情趣和生命特征的作品,视儿童的童真为无知的人们甚至不屑于用儿童的视角和思维模式去塑造儿童形象,可以这样说,儿童基本没有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流程。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历史面貌。的确,只有当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儿童的个人价值的发现,才是真正的个人的解放。“五四”运动把矛头直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新青年》杂志作为“五四运动”的阵地首先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彻底否定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为现代儿童观的生成提供了时代背景。陈独秀率先指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为夫之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五四运动”中对包括孝道在内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激烈批判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扫除了三纲五常对人的自由和独立个性的压抑。而儿童作为最“底层”的人,他们受孝文化的压抑也最深。“五四”以来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儿童的生命本真与精神的独立性自然以日益凸显的姿态受到成人的重视。周作人 1918 年在《人的文学》中提出了“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孩子本位”的儿童观。1920 年 10 月 26 日,这是现代儿童观形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周作人在这一天里,在北京的孔德学校做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演讲。文章中,他指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周作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肯定了儿童的意义,强调其“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周作人还根据儿童的年龄把儿童的成长分为四个阶段:“一婴儿期(一至三岁),二幼儿期(三至十),三少年期(十至十五),四青年期(十五至二十)。”周作人还分析了各个年龄段儿童不同的心理特征。至此,传统的儿童观遭到了猛烈而彻底的抨击,现代儿童观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逐渐对人们产生影响。儿童最终以独立精神个体进入到了成年人的视野,毫无疑问地介入到成人社会的思维和文化领域。转变了儿童观的作家们发现,尊重儿童本性的新儿童观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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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十年代高士其儿童科学文艺创作概论
第一节 高士其的创作之路以及三十年代高士其的作品概述
高士其幼年时代便接触到了绘画和音乐,并激发了他浓厚的兴趣,尤其爱好读书,这对于他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高士其进入小学后,便学习了国文、历史、地理、算数、自然和自然科学、英语、珠算、手工、园艺和作文等多门课程,丰富多彩的课程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思维。他一面在小学上学,还一面在家里补习古典文学诸子百家。他读《诗经》,不仅得到了美的感受,还学到了很多生物学的知识。他读《离骚》,感叹屈原的不幸命运。他羡慕古人的才华,最喜欢的古代散文是《兰亭序》和《兰亭集序》。除此以外,他还读了不少中国古典小说,如《说岳》、《包公案》、《济公案》、《今古传奇》、《儒林外史》、《子不语》、《徐霞客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等,这些书籍对高士其的思想行为影响很大。1918 年,高士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求学的七年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饱读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值得一提的是,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是高士其入学的第二年,亲眼目睹祖国的内忧外患的高士其,心灵受到震撼,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他主动投身于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科学救国”的理想在他的心里悄然萌芽。1925 年,高士其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以后,对化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高士其,却毅然转向了医学。他深刻地意识到为了把深受瘟疫疾病困扰的劳苦大众解救出来,自己应当贡献一份力量,而健康的国民体格也是国家强盛的基本保障。于是,高士其选择留校攻读细菌学医学博士课程,然而在研究脑炎病毒时,瓶子破裂,染上脑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在美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使高士其的眼界大为开阔,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历史重任。
回国后的高士其作为当时中国可数的几位中国留美细菌学家之一,他怀揣着满腔报国热忱来到南京的中央医院,把自己从美国带回的医学、卫生学和细菌学等贵重图书以及杂志都带去了,准备大展身手。然而他目睹的却是旧式医院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因此他愤而辞职。失业后的高士其虽然痛恨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但也感到失望,也曾徜徉在宗教信仰中。他曾用《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概括自己那段时期的状态。由此可见他从未消沉过,一直在著述中探寻,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精神与生活的出路,等待着新生活的来临。高士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是在 1933 年,那时候,他住在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自然学园里,与陶行知、戴白韬、陶宏、方与岩、丁柱中等人一起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儿童科学读物。并他为孩子们写的第一篇作品为:《三个小水鬼》。从此,他走上了为孩子们写作科学文艺的艰辛之路,并且终生致力于儿童科学文艺的创作。“我认为:孩子是人类的未来,祖国的希望,要从小培养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才能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和欺侮。”①1934 年,高士其开始创作科学小品文,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文是《细菌的衣食住行》,刊登在《读书生活》上。在这之前,高士其的译著都是以“高仕錤”的真名发表,在给《细菌的衣食住行》署名时,他改用笔名“高士其”,他说,“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钱不要钱”,由此可见他与旧社会决裂,要做出点新的尝试的决心。那时候,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手脚和眼都失去了控制的力量。不但行动迟缓,眼珠还会突然上翻,需要别人帮忙抹下来,才能重见光明。然而,他却是抱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学习为孩子们写作通俗易懂的科学文艺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穿透黑暗的迷雾找寻到了光明的所在,即把细菌学知识生动活泼地介绍给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帮助他们从黑暗无知的深渊中凑出来,去和毒害他们的病菌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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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品的内容与题材
1、写儿童迫切需要知道的
高士其留学回国后,亲眼看到了封闭自守的祖国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不堪一击,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疫病的束手无策,也见识到了国内医疗技术的落后、中医的愚昧无知。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细菌学家,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使命,却因为受不了旧式医院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他愤而从南京的中央医院辞职。辞职以后,他有过一段时间的苦闷,科学小品的写作让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从此毕生都致力于为少年儿童创作通俗易懂的科学文艺作品。从内容上看,高士其三十年代早期的作品,主要集中于细菌学与公共卫生学,如疾病、防疫等,这些都是与广大劳动人民密切相关的。社会动乱时期,大型疫病时有发生,白喉、霍乱、伤寒等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让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因此这一时期高士其作品的选材大都集中在疾病的认识与防疫上。少年儿童是未来科学的主力军,读高士其的科学文艺作品能够让他们不被宗教迷信传说所迷惑,启发他们认识自然,并大胆地与自然作斗争。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高士其作品的思想性越来越强烈,他总是夹叙夹议地把科学性的内容同社会时局结合起来。科学小品在三十年代的盛行,本身就被赋予了战斗的使命,高士其牢牢抓住了这一武器,成为了时代的先锋。他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封建制度,揭露其腐朽与黑暗,他控诉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揭开他们伪善的真面目,他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真实地展现在青年读者的面前,激发他们一致起来抗战到底。
2、叙述的整体性
“由于科学知识的具体分科与逻辑特征,决定科普创作不同于文学典型塑造的个性化处理,自然科学具有严格的客观规定性,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学科自身的有机构成,都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必然是一种内部有序的动态系统。”①高士其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三十年代的作品涵盖了细菌学的方方面面。既横向描绘细菌学多个方面的特征,又把细菌学纵向的历史发展交代清楚,纵横交错,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首先体现为叙述的全面性。他的作品主要介绍细菌学的知识,但是常常涉及到整个自然科学。《菌儿自传》中菌儿全面自述了从名称、籍贯、家庭生活到土壤革命、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既叙述了“野孩子们”于人类有害的一面,也强调了细菌于人类有利的一面,既公开了细菌家族如何探险呼吸道、占领食道的秘密,又纵向阐述了科学家是怎样发现细菌,怎样制服细菌的。高士其自称他的科学小品是“点心”,是“小馄饨”,却是营养丰富的“点心”和“小馄饨”。他的科学小品字数不多,小读者花片刻时间便能读完,然在这片刻之间,便领略了科学的绮丽风光。如《细菌与人》中高士其把人比作大王,把细菌比作蚂蚁,“谈的尽是些生物界细微琐屑的事,却篇篇都与人生有关。”这一部科学小品集分为5 个部分——“概论”、“‘大王’的生活”、“‘蚂蚁’的生活”、“大王和蚂蚁的斗争”、“其他的捣乱分子”,其中“‘大王’的生活”、“‘蚂蚁’的生活”、“大王和蚂蚁的斗争”是主体部分。“大王”的生活共 9 篇,写的都是人类生活中最微小最不起眼的事,如“难为情”说的是“咳嗽”与“放屁”,“人身三流”说的是“泪”、“汗”、“尿”,还包括“色——谈色盲”、“声——爆竹声中话耳鼓”、“香——谈气味”、“味——说吃苦”、“触——清洁的标准”等内容,高士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将细小的事情跟人生、跟时局联系在一起,既带给儿童会心一笑,又给予他们思想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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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十年代高士其儿童科学文艺创作的历史意义 ............ 30
第一节 把儿童科学文艺从以“文艺体”为主拓展到“文艺体”与“讲述体”双线并进 ..................... 30
第二节 把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引入儿童科学文艺创作 ...... 33
第三章 三十年代高士其儿童科学文艺创作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把儿童科学文艺从以“文艺体”为主拓展到“文艺体”与“讲述体”双线并进
我国的科学文艺大致可分为“文艺体”与“讲述体”。我们通常这样区分这两类文体:“文艺体”包括科学小说,科学童话,科学曲艺,科学小品,科学故事,科学诗,科学家传记等。“讲述体”包括科技简史,科学浅谈,科技简介等。讲述体通常是广播、报纸大量采用的一种说明文文体,它本身不要求科学内容具有妙趣横生的特点,只强调技术性和实用性,旨在以最浅显直白的方式向读者传播科学知识。而文艺体的作品则强调必须具备文学艺术的艺术手法和写作特色。1900 年至民国前夕,由鲁迅等人掀起的科学小说翻译潮流属于典型的文艺体,然而 20 世纪初的人们虽然推崇“科学家中的文学家,文学家中的科学家”的凡尔纳,这一时期却缺少原创科学小说,集科学与文学于一身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这一时期的创作者由于自身科学修养不足,一般把“小说”放在第一位,而非致力于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修养的不足,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创作信心,其中缘由也许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世纪初的科学小说家不满足于‘求知’或‘探险’,而是努力渲染其‘高尚之(政治)理想’”因此,“凡尔纳热”并没有起到带动中国本土原创科学小说的发展。
晚清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本土的儿童科学文艺并非空白,然而这一时期知识性的儿童读物大都停留在叙述式的时期,文体类似教材,,只注重把知识源源不断地灌输给儿童,而不注重艺术手法上的探索。儿童科学文艺的不被重视是导致儿童科学文艺作品艺术技巧粗糙的直接原因。鲁迅曾经就对这一问题表示过不满,“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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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梳理高士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可以看出,高士其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把他熟悉的那门科学,转换成儿童熟悉的语言,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写出了充满趣味、深入浅出的故事,为儿童准备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饕餮盛宴,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的热烈欢迎。高士其的儿童科学小说《菌儿自传》生动活泼,创作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幽默风趣的“菌儿”形象。《菌儿自传》各个章节之间联系紧密,由浅入深,符合儿童的心理认知特点。且高士其是用正确的历史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从细菌学的起源说起,一直叙述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高士其的作品旁征博引,文史哲各个领域融会贯通。让我们的的小读者在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高士其的儿童科学小品,是科学、文艺和政论的结晶。他总是意喻双关,直抒胸怀,他的科学小品似一把匕首,给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以强有力的揭露和打击。
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化的倾向,这一点在高士其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始终紧扣中国国情,热情洋溢地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显然,高士其三十年代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除了遵循了科学性、文艺性和思想性三个基本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巧妙地把西方的科学知识本土化了。他的作品鲜明地打上了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自然而然地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强烈共鸣。为儿童写的一本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就是为未来的科学事业输送人才。尤其是在当前我们国家缺少像高士其这样优秀的本土儿童科学文艺作家的情况下,我们呼吁儿童作家多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科学文艺作品。高士其的作品是本土化成功的一个典型,所以今天的儿童科学文艺作家仍然有必要通过分析高士其的创作,来获取写作的经验和技巧。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11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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