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生存之困——刘震云论

第一章故乡烙印

一、抹不去的阴影——灾民的后裔

刘震云1958年出生在河南省北部的延津县,一个靠近黄河故道、邮邻古都开封、多盐碱地的贫困县。在刘震云的笔下,故乡延津常常或虚或实地充当了小说的发生地,而故乡的人和事亦穿插在不同的作品中,彼此关联呼应。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名三自然灾害时期,这场灾难并不亚于刘震云所写的《温故一九四二》。在人口众多的河南农村,这场灾难可以说在刘震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让他在以后很长时间都感觉自己是"灾民的后裔"。劫后余生的幸存感和悲愤感时不时地流露于笔端。"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九六0年",刘震云因为姥娘的庇护得以存活,因为"我从小是外婆抚养大的,我父母在县城工作,是外婆把我从县城背到村里,走了四十里的路,当时是困难时期,外婆说一路上许多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是饿死的"。可说关于灾难、饥饿的痛苦记忆是刘震云成长经验和文学写作中挥么不去的暗影,在创作之初刘震云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作为"灾民的后裔"去关注和"我"同样命运的农民们,也就是昔日灾民后裔们在今天的生存状态。刘震云曾动情地说:"但这些世界的轴必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强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河南农村灾荒之年的童年记忆和充满饥饿的成长环境,使得"灾民的后裔"的身份认同感,就这样不可遥免地嵌入在他书写的各个层面,影响他对贫困、饥饿和权力的过分焦灼,如影随形,无法隐藏。

如果说,心理层面上的"灾民后裔"身份是刘震云创作的一种原始冲动,那么,后来现实制度层面由乡到城的身份转变则直接决定了他的文学书写方向。对于每一个农村出身的作家来说,几乎都会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问题,由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转变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提供了施展的机会,不至于煙没进历史的尘止中,但同时身份转变作为一种文学症候又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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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主导的现实

"权力"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我们理解刘震云的一个关键词,刘震云有着很深的权力情结。但与其说他热衷于权力主题的书写,不如说文震云更深刻地意识到:在极端艰苦的生存状态下,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占有物质,更意味着比别人多了生存的机会,争取权力往往是争取生存的更多可能性。但这里的权为并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刘震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迷恋者,他之所穷追不舍地深入权力网络的内部,是因为作为灾民的后裔,挣扎于生与死的底层生活中,我们都被一张看不见的网控制。是谁攫取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力是什么影响了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刘震云一路追问,执掏地、别有目的地书写官场权力和乡村历史中的权力争夺,因为权力背后意味着生存机会,而底层农民的生存机会则被那些"官人们"掌控着。

关于当下现实生活中权力的书写是通过"我"在一个个"场"一一高考场、新兵连部队、单位和官场中的挣扎奋斗来表达"我"心中对权力的"大蔑视、大义愤。

《塔铺》写的是高考场上的故事。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一群有志向的农村青年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化会,他们在扼住命运咽喉的同时也显示出人性中争夺机会和权力时的卑微、自私。在这场凭借知识改变命运的竞争中,几乎没有任何崇高感可言,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倾化和小也提防,每个人都在拼命为高考准备着,都希望别人鼓励自己,获得更多的信心却都不愿去帮助他人,因为这是一场名额有限的机会争夺战。值得注意的是,《塔铺》仅比路遥的《人生》晚发表五年但其灰暗的笔调和《人生》的抒情性格调完全不同。《人生》中更多的是理想化的抒情,是纯净的同窗情谊,但在《塔铺》中,刘震云己经理所当然地将其处理为类似"官场权力"的争夺模式,虽然小说中"我"和李爱莲之间的互相帮助和萌生的朦賊爱意冲淡了那些灰暗、卑微的人性。不过可以看出,在高扬文学抒情性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还为时代洪流内心激荡、充满批判激情时,刘震云己开始认清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浪漫,取代崇高和激情的是残酷人生,是每个普通人都要应对的严酷现实,可以说《塔铺》的意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它一反当时诗意的抒情和单面的道德批判,勇敢地直面了人性在权力的照射下呈现出的自私、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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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流浪城市

―、进城的"小林"

当生存的空间由农村转为城市,刘震云所执着的农民生存之困的书写则变为进城农村青年在城市艰难生存的图像展示,所谓新的城市人只不过是身披城市身份外衣的农民,即是当代文学史中讲述的进城农村青年这种独特的文学形象。在刘震云笔下,农村青年"小林"从新兵连、从农村的塔铺中学走进城市,在竞争中转变心性,开始应对城市生存之困的挑战。

一群天真的农村少年被征兵进入新兵连,老肥、李胜、王滴、元首和"我"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农村兵,但进入新兵连之后却立刻成为竞争对手,开始较劲、比先进、比积极、比大家在排长屯、目中的印象。其实,新兵连并不单纯是一个训练±兵的场地。大家都也知肚明,如果在新兵连表现优秀,就能通过新兵连从农村走进城市。事实上,新兵连就是架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桥梁,如果饶幸能在千军万马中通过这座桥,就能实现在城市生活的梦想。所以老肥和王滴才争相早起,为打扫厕所而动武;班长李上进才会因多次不能入党而夜逃境外,开枪伤人;王滴也才会接受伺候军长痛痕老爹的屈辱安排。有了新兵连的锻炼,农村青年饶幸成了进城的"小林"或者"小李",新兵连给他们上了进城前的第一课,也改变了农村青年淳朴的质地,在城市狭小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开始对抗新的生存困境。

除了新兵连之外,"塔铺中学"也是进城"小李"的出发站。但无一例外,塔铺和新兵连都是进城路上的一座桥梁,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意义:一方面给农村青年提供了进城的可能性,一方面也迫使他们改变了内心质地。在塔铺中学里,同学之间的关系己经不够融洽,而是变得十分冷漠,相互之间充满了竞争。因为高考的名额有限,进城改变命运的机会太少,他们不得不磨灭淳朴善良的本性,藏起对高考至关重要的参考资料,拒绝分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何刘震云笔下的农村青年形象迴异于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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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地鸡毛的烦恼

在西方存在主义者的理论关照下,新写实小说所讲述的生存之困又可以概括为存在的困境,如"'新写实小说’虽然写的是人人都曾体验过的生活现象,然而它指向的却是抽象的人的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落实到"小林"们的城市生存困境中就是指生活中的贫困和由贫困造成的一地鸡毛般烦脑的生活状态,这包括日常的家庭、工作的单位,及权力网交织的官场。

马斯洛的"五种需要"学说概括了人存活于世的五种层面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而新写实小说"在精神探索的中途停顿下来,将一切烦恼全都归因到工资、交通、住房等物质的层面",即家庭中经济的紧张是进城的"小林"要面对的第一生存困境。但需要辨析的是,这里的生存困境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因为生活追求的是生命质量,而生存则是呈现生命本能,它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20世纪来的中国文学中并不缺少对贫困的叙事,尤其是在革命文学中,但贫困"要么被作为民族国家生存图景的缩影而成为激发国人争取民族独立或国家富强的巨大动力,如《生死场》,如《李顺大造屋》;要么被认为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唤起人们阶级斗争的无边热惰,如《白毛女》",这与"新写实"小说中对贫困的书写都不相同,它们叙述的重心。并不是在于贫困本身,"贫困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一个号召服务于或启蒙或批判的相待性期许。当贫困最终指向于可以期待的解放时,贫困的悲剧性也就化成了正剧的崇高感"。

但是,刘震石笔下生存的贫困是作为日常生活状态被真实地呈现的,它仿佛就像一道赤裸的风景那么明白无误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里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学意文上的概念,它更多的是社会学、文化学和必理学意义上的综合概念,它附带着被压抑的屈辱、自卑和怨愤,并时刻消磨着人的也性。就像《一地鸡毛》里面说的"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但是后来呢？还是"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

一地鸡毛的烦恼远远不止于经济的紧张,家庭之外,"小袜"们工作单位里的权力斗争才是困境的直接源头。"分到单位己经四年了,小林觉得四年单位,比四年大学学的东西要多"。单位是权力网络中最小的组成部分,而"小林"是权为网络中最底层的人,所学的东西当然就是关于权为的法则。只有在单位混的好了,才能给生活带来实惠和方便。"小林因为职务太低,结婚后只能和另外一家合居一套房子,不要提合居,合居就是法西斯"。单位人员职务的高低和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决定了城市生存困境能否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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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言说之困.............27

一、费劲心思"说"..............27

二、被拧巴的"理"...........30

第四章现实和解与自我安顿............38

一、别有意味的结构.............38

二、辩证地批判..........40

第四章现实和解与自我安顿

一、别有意味的结构

刘震云的小说叙述中极少抒情和想象,但是,真正彻底的写实性是建立在日常逻辑和常识基础之上的,而在刘震云的写实性叙述中,基本上不乐意遵循日常逻辑的因果关系,并且对人们平时习以为常的叙事逻揖提出严肃的质疑,新世纪来刘震舌的小说叙事都是在这种质疑的基础上展开。在2012年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对日常说话逻辑的质疑直接体现在小说别有意味的体例上,刘震云笔下的"说话"不再仅仅是内容,它己经影响了小说的形式安排。

刘震云在目录上把前两章分别表述为"第一章序言:那一年"和"第二章序言:二十年后",把占全书不到十页的第三章表述为"第三章正文:玩呢"。就这样,史上￣篇序言最长正文最短的小说被构造出来了。刘震云所谓的"正文"讲述的就是"序言"中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一一当年因李雪莲上访而遭撤职的县长史为民,他做不成县长之后回老家开了"又一村"饭店,精屯、打造出品牌菜名"连骨熟肉",得到食客的追捧,成为当地小有成就的老板。"正文"中,史为民因到两千里之外的江阳吊唁姨妈,在北京转车,年关人多买不着回程车票又急着要与约好的老友们捨一场麻将,于是急中生智以上访户身份在车站打出了"我要申冤"四个大字后,结果"没等一分钟,四个警察冲上来,把老史当上访者擦到了地上",由两位协警遣送回乡,一路上优待照顾,将其遣返回家。当整个事件真相大白时,刘震舌借史为民之口说了一句"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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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赵园在《地之子》中说"同在大文化笼盖下的知识者和农民,其命运是如此息息相关,被限定了必得纠缠一处难分难舍。命定地负担文化批判任务的知识者无文逃脱一下悍论:审视者自己在某种既定视野之中,批判着本身的农民意识"。刘震云不是一个闭口书斋经营文学小世界的作家,他从黄河边的穷苦乡村走来,身上打着灾民后裔的身份与精神烙印。刘震云的创作着力揭示农民的生存之困,为底层农民们的权力巧喊呼告。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作为农民作家的生存挣扎、权力认知与身份惶惑叠印了上去。

当刘震云走出乡村后,他的视野打开了,生活改善了,但也碰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大学教育的熏陶,时代哲学风尚的感染让他对故乡、农民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体现在"故乡系列"的狂欢化书写中。在他笔下,故乡是灰色而残酷的,那里的历史是一部清一色的权力争夺史。上至帝王,下至村长,无不对权力孜孜以求。受奴役的永远是底层农民,权力与他们无干,生存成为原始正义的唯一大事;一方面,刘震云开始经受城市的考验,包括生活方式、人际纠葛、价值伦理等。这着重体现在《一地鸡毛》、《新兵连》等新写实的作品中。身份的转型,生活的煎迫,让"小林们"疲于应付。乡王的牵系与灾民的记忆不时涌上也头,他们在城市显得格格不入。虽然邑拥有了城市户口,但内也却无法升起真正的城市认同。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都没有争到'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小林们亦像城市的"奴隶",只是还没有完全坐稳"奴隶"的位子......

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刘震云对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尤其是对农民言说之困的分析颇具新意,这反映在《一句顶一万句》(2009)的书写里。作品突破了关于农民的范型认知,笔锋直指农民的千年孤独与精神荒漠。这多少有些知识分子气。孤独的感知与囚禁与其说是属于吴摩西、牛爱国等人的困惑,不如说是刘震云自己的。或者应该这么讲,刘震云把对农民生存状态的认知哲学化了。这是对他之前"新写实"及"新历史"写法的超越与升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