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坚守 ——论食指“文革”中的诗歌创作

一     食指奇特的创作道路

（一）一个时代的亲历者——特殊的生活经历

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 年 11 月，他母亲当时在行军路上分娩，故取名路生。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曾参加革命工作，母亲曾在一所抗日小学教书。他的母亲家境很好，从小读书，她中国古典文学的良好修养对少年郭路生影响很大。母亲工作时，经常跟在母亲身边，开始识字、背诗。自幼聪慧好学，而且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养成了质朴、刻苦的良好品德。这为他之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忘初心、执着坚守。

在食指的青少年时期，他一直生活在北京。1955 年，三年级时郭路生写出了他至今能背诵的一首类似歌谣的诗：“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1964 年，诗人在中考中失利，初次尝到了人生的磨难和苦恼。同年，在家复习，准备下一年的考试，并在参加文化补习班的时候，遇到了补习班同学牟敦白，在相互谈话、了解之间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追求和信仰。因此，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的“文艺沙龙”，这个“文艺沙龙”的成员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大勋、董沙贝等。“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在“文学沙龙”里，这些对中国文学发展表现出极大关切的青年们，汲取被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的“营养”，相互促进。1965 年的夏天，郭路生考入了北京第五十六中的高中部。据他的同学刘光辉的回忆：“高中时代我记得他的功课还是很好的学生……但格外地偏爱语文课和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那时就经常谈论普希金、裴多菲的诗……”可见，食指在高中时期对诗歌的热情，以及对文学的追求。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诗人所读的高中停课，学校许多老师被批斗。后来郭路生也因为写诗被批斗。”②郭路生真真切切地体验了这场“大革命”，诗人的心灵也开始觉醒。同年的 10 月，诗人参加了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卫兵运动”的退潮使得许多“红卫兵”无所事事，他们感到失落、迷惘和彷徨。作为一名“红卫兵”，郭路生也是如此的感受，但他却陷入了沉思。

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大批青年离开家乡，开始了一场青春的放逐。在插队期间郭路生一直锻炼自己，劳动十分艰苦。在劳动之余，他还经常为大家朗诵他的诗歌，给大家讲中外名著等。在农村插队的生活无法满足郭路生对文化的要求和精神的满足，对文化的极度渴求促使他开始寻求解决的方法。1970 年的春天，诗人开始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秋天，他回到山东老家务农。而后，1971 年在济宁参军入伍。入伍第二年，郭路生由一个乐观、活跃的青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抑郁。究其原因，至今说法不一，我们也无从考证。总之，诗人敏感的精神抵挡不住现实的压力而崩塌。自此，诗人陷入了长期的病痛之中。病困难以阻挡诗人对诗歌的热爱和追求。1973 年退伍之后，住院就医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得病之后，郭路生并没有忘记诗歌，忘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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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时代的坚守者——奇特的诗歌创作历程

在“文革”时期，整个主流诗坛充斥着“红色”的歌颂、政治的喧嚣。食指在“没 有诗歌”的年代，以纯真的诗歌态度坚守着诗歌创作。诗人用诗歌记录真实的情感体验，感动了大批知识青年。在受到当时时代语境的制约，食指“文革”时期的诗歌在多年之后重新被文学史认识和关注。

1.独自歌唱的食指

1964 年，郭路生因考试一时紧张晕场造成失误，导致中考落榜。他用一首《波浪与海洋》表达受到挫折后的沉郁，内心却依然有不甘于失败的勇气和胸怀。这首短诗与后来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给朋友们》组成《海洋三部曲》，这是食指诗歌创作道路上的重要作品。食指在与“文艺沙龙”的成员们交流中，了解博德莱尔、洛尔迦、马雅可夫斯基等外国诗人，食指曾在《青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的文化随笔中谈及外国诗人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食指的诗歌“胚胎”也得以孕育和生长。1965 年，食指还创作了一首短诗《书简》（一）。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心中的乐观、永不言败的精神，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食指也开始自己诗歌创作的黄金阶段。他非常重要的诗歌作品《鱼儿三部曲》（又名《鱼群三部曲》）就写于 1967 年的冬天。他站在时代的背景上，唱出了一代青年的失落、迷惘、彷徨与向往。郭路生在明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危险的时候，还是能够将心中所想、所感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可见诗人对诗歌的热爱和执着。1967 年，除了《鱼儿三部曲》之外，他还完成了《海洋三部曲》组诗、《命运》及《书简》（二）等诗歌作品。诗人除了对诗歌有着深刻的感情之外，对话剧也是颇感兴趣，这一年创作话剧《历史的一页》。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通过何京颉，郭路生看望了何其芳。他们谈了很久，何其芳并没有把郭路生当做十八九岁的孩子，而是如同辈人般，与他滔滔不绝地讨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韵律及语言等等，并且对郭路生所提出的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解答。从那以后，郭路生经常去拜访何其芳，并向他请教和探讨有关诗歌的问题。而且，当时他还经常带着自己写的诗给何其芳看。何其芳每次都能够非常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还不止一次地劝郭路生去学习外文，使其可以直接阅读原文诗，直接、准确地体会诗的原意。在何其芳去了“五七干校”之后，郭路生还是经常去他家，与何京颉他们一起朗诵诗歌。与何其芳探讨及学习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郭路生在之后的诗歌创作。尽管置身于“文革”的特殊时代中，他却没有过多去参加各种派别的争斗，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读书和写作上。我们可以看见食指对待学习的质朴、执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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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指丰富、复杂的诗歌创作

（一）诗歌情感内涵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时期，食指创作了许多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的情感内涵贯穿着两个不同“声音”的歌唱。在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政治笼罩的主流诗坛，食指既创作出了与时代“主旋律”合拍的诗歌作品，随声唱和。诗人又能够创作出与“主旋律”相背离的诗歌创作，坚持表现个体的主观感受及情感体验。诗人与时代“主旋律”保持着胶着的关系，诗歌创作整体呈现出“矛盾”的状态。只有充分讨论这种“矛盾”的创作姿态，才能够充分、完整地探讨食指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1.时代印记的追随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念使他难以泯灭与时代“声音”共鸣的心，他执着于“红色”信念，用主流诗歌的话语体系抒写自己对祖国的责任和爱。因此写出了一些与“主旋律”合拍的应时之作，如《我们这一代》、《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组歌》、《送北大荒的战友》、《杨家川》、《澜沧江、湄公河》、《架设兵之歌》等等。对于这些诗歌作品的创作，食指也曾作出过回答：“时代是那么个时代，一点不合那个时代的拍子也不对，一点不留时代的痕迹也不对。”在这部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主流诗坛的政治话语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公共情感，主要的方式是对宏大主题的歌唱。

“文革”时期主流诗坛，诗歌的政治功能决定了诗歌内容的政治性。为了满足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艺术的要求，食指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其中。“文革”主流诗坛为了实现诗歌的政治功能，使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使用最为常见的就是歌颂、赞美其优越性。食指对时代主流“声音”附和的诗歌，体现在对祖国事物及政治事件的颂赞。在这里出现了“文革”主流诗坛中频频出现的歌颂模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的认同，歌颂发生的政治事件。

《杨家川——写给为建设大寨县贡献力量的女青年》一诗，从题目的副标题可以看出，此诗作歌颂赞扬的是建设杨家川的女青年们。作者将杨家川比喻为姑娘，不仅外貌美——“长长的柳枝梳成辫/草绿的春衣百花鲜/扑扑的红晕一朵霞/明亮的目光两道泉”②，而且心灵美——“磨破了手掌压肿了肩/撂下轻松挑艰难/杨家川这姑娘腰板硬/日月在肩也敢担”。通过女青年们的优秀品质，对建设杨家川所付出的辛劳，引出“红旗开路向前进，杨家川又在最前面”，③女青年们紧跟着“红旗”指引的方向勇往直前。《农村“十·一”抒情》一诗歌颂祖国的农村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将农村比作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在“文革”主流诗坛中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形象，在此诗中代表的形象也是如此，而且“是最深沉的感情/是最坚定的理想”。①《架设兵之歌》同样走的是“文革”主流诗坛的创作道路。诗歌赞扬架设兵不仅个个“铮铮铁骨/似铁锤钢钎”，而且个个有“一颗红心/浑身威胆”。只有靠着架设兵“战严寒”、“斗酷暑”，“红太阳的光辉”才能“温暖地照耀着/祖国的前沿”，有了架设兵的豪情壮志，我们才能“走过丰收的麦田/走过欢腾的港湾/走在革命化的大道上/走在亿万人民中间”。②最终，诗歌通过对架设兵的歌颂来达到赞扬“革命”道路的目的，架设兵们循着“革命”的道路，怀揣着“一颗红心”披荆斩棘。《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这首诗中富有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为了歌颂赞扬“南京长江大桥”的宏伟气派，诗歌开篇就对其有了描述。“南京长江大桥”之所以能“笑看长江的波涛汹涌”、“冷眼高空的寒流滚滚”，是因为“沿着革命道路”、“迈开大步”前进，“我”用铆钉加固人们心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用力量筑起人们心中“反帝反修的”“万里长城”；“我”用“我的心脏”为“革命”接通脉管，用“粗壮的臂膀”为“历史的进程”加速；更是因为“革命”这项“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正在胜利的进行，才有了“南京长江大桥”的“神斧天工”。诗人不仅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而且赞扬大桥是“神斧天工”之作，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创作姿态与“文革主流诗坛”中诗歌创作的“颂歌”、“赞歌”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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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歌艺术形式矛盾的和谐

食指的诗歌创作，不仅在诗歌情感内涵上表现出“矛盾”的姿态，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也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他有着对传统诗歌的艺术形式的继承，又对诗歌形式的发展有着新的探索和创新。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具体讨论，一是公共化的抒情主体、意向与“主流”的诗歌形式；二是“个体”化的抒情主体和新颖的诗歌意象。

1.公共化的抒情主体、意象与“主流”的诗歌形式

“公共化”指的是“文革”时期主流诗坛诗歌创作的一种表现。“在广场、单位等社会公共空间里的生活属于透明、敞开式的生活，人们用公共话语进行言说，用‘我们体’进行诗歌（文学）写作”。①“文革”主流诗歌的创作空间是广场、街道、学校等空间。“文革”主流诗坛诗歌的抒情主体趋向公共性。在食指创作的与时代潮流合拍的作品中，沿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来表述公共情感。关于其诗歌主题笔者在上一小节中进行了论述，接下来会对其公共化的诗歌意象及诗歌形式进行阐述，具体讨论食指的这类诗歌作品是如何表现出迎合时代潮流的。

食指这类诗歌抒发的是公共情感，其抒情主体的形象也跟随着公共情感而向“文革”主流诗坛靠近。“文革”时期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诗坛抒情主体的形象是“我们”，也体现了主流诗坛的集体性要求。《我们这一代》一诗中的抒情主体就是“我们”，抒情主体形象趋于类型化和一般化，体现不出“个体化”的特点，此时，祖国情成为最主要的公共情感。

“我们”双肩上面是“一轮火红的朝阳”；“我们”的“健康、朴实、一身光明”闪烁着太阳的光辉；“我们”的钢筋铁骨“正是在这革命的熔炉中高温炼成”的；让“我们”在敌人面前高大，在人民手中小一些；“我们”这一代目光坚定，看清“毛泽东的旗帜”正标志着“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三个里程；“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永葆旗帜火红，给后来人留下“伟大的时代的歌声”。“我们”这一代人的形象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在诗中随处可见的政治口号及主流诗坛常见的诗歌意象，使诗歌之美淡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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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艺术至上：诗人面对时代的姿态 ....... 27

（一） 平静的审美的沉思 .............. 28

1.  “漂泊”的苦闷和迷惘 .................. 29

2.  “冷静”的沉思与“不甘沉沦”的追求 ....... 31

3.  回归自我创作的“个体”的觉醒 .............. 32

三艺术至上：诗人面对时代的姿态

（一）平静的审美的沉思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便存在着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文学是情感的表现和自然流露。”③新文学推崇在创作中将人的感情无拘无束地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提出“诗是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在诗歌创作过程的感知、想象、形式等以感情活动为基础，并不断地被催化和激活。在“文革”特殊的时代背景中，诗歌中的情感表现为迫切需要释放的状态，而且可以使一些诗人深化对世界、对社会的认知，生命体验取得进一步发展，在精神层面上有所超越。

1.“漂泊”的苦闷和迷惘

诗人“漂泊”的苦闷和迷惘，与“文革”特殊的时代状况有关，也与他自身的具体生活经历相联系。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诗人无法得到心灵安定和精神慰藉，个体感到生命的漂泊感。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核心主体，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仅一年之后，席卷全国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走向没落，也可以说红卫兵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曾经的狂热和冲动，在短短一年间就被政治条令将心中原有的激情浇灭；曾经革命热情现如今成为痛苦的烙印，年轻的红卫兵们深感被抛弃和被欺骗的痛苦，曾经崇拜的神圣理想破灭让红卫兵们陷入迷惘的状态。

“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郭路生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加上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红色的海洋”中。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像其他“红卫兵”那样毫无理智和疯狂，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当“红卫兵运动”衰落之后，曾经的“火红”理想也随着破灭，诗人也因此陷入到一种苦闷和迷惘的状态中。由于没有理想的支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安定，“漂泊”意识成为食指命运的基调。因为作为一名老红卫兵，诗人也难以逃脱被抛弃的苍凉心境。“回顾食指的创作历程，也可以说：食指在艺术上的起步，正是他心灵漂泊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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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文学艺术形式遭到了严重的迫害，诗歌也是如此。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的控制下，文学沦为了政治的宣传工具，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学艺术魅力。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诗坛呈现出以红卫兵小报诗歌和国家出版物诗歌为主的诗歌形态，也以政治性、口语化、模式化为主要特征。

在“文革”主流诗坛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另一空间中诗歌的另一种形态正在悄然地蕴育并发展。与主流诗坛不同的是，这些诗歌表现出其应有的艺术形态和审美，她们着力于真情实感的流露和对生活体验的真实表达，而且语言上也摆脱了主流诗坛的束缚和禁锢。

食指有着奇特的创作道路，他参加过“红卫兵”运动，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入伍参军，而后精神上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中，食指都坚守着自己对诗歌的信念，坚持创作。食指的诗歌创作整体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复杂的状态。

食指作为一名成长于“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在受到“文革”教育的影响，对祖国和国家有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在其诗歌中表现为与“文革”主流诗坛诗歌相似。食指在这类诗歌的创作上，在相似中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虽然在主题上是宏大的，但在具体表达上食指融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当诗人遭受到挫折，内心变得敏感，情感表达的主题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其诗歌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具有诗人自己特色的作品，并以其真实的情感体验表达而著称。在研究诗人“文革”时期的诗歌时，我们发现食指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矛盾，其实是他诗歌最为真实的表现。诗人的诗歌在情感内涵上，和艺术形式方面都体现出矛盾的状态。但是，食指都坚持真诚的诗歌创作态度，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和谐。在诗歌的情感内涵上，有对时代印记的追随，也有对“一体化”分割印痕的刻画。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说，公共化的抒情主体、意象和“主流”的诗歌形式，与“个体”化的抒情主体和新颖的诗歌意象，呈现出矛盾的和谐。

从食指诗歌创作表现出的“矛盾”状态能够看出，诗人在面对“文革”这个特殊时代，在处理诗人与时代，诗歌与时代这个问题上，诗人用其诗歌作出他最真诚的“回答”。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坚守，坚持诗歌创作的艺术理想，在特殊的时代里坚守着诗歌精神。诗人既有平静审美的沉思，又有激情的“红色”的浸透。诗人在特殊年代里，时代的挤压使得诗人情感迸发。诗人曲折、艰难的经历让他感到“漂泊”的苦闷和迷惘，也让他对自己、对诗歌有了“冷静”的思考。诗人一直有着“不甘沉沦”于现状的追求，最终创作“个体”觉醒。与此同时，残酷的现实的冲击，使得诗人对时代有着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信念。诗人的生活经历为其“革命”激情的释放提供了生活源泉。诗歌中表现出对“红色”理想的印记。

食指在“文革”的特殊时代里，以自己真诚的诗歌态度、对诗歌艺术追求的执着之心。食指特殊的生活经历，为他奇特的诗歌创作历程作了铺垫，以丰富、复杂的诗歌创作充实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奇特的创作道路。诗人坚持艺术至上的理念，坚守着自己的诗歌创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