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研究

一  萧红身体经验的自我表达

（一）备受摧残的“身”

自萧红为自由离家出走之后，她所得到的自由体验只有穷困、饥饿、寒冷和疾病。萧红在散文《中秋节》中就描述了她仍在北平师大女附中就读时饥寒交迫的情景：时值九月，北平已然飘起了雪，而萧红依然只能身着单衣，“衣裳薄得透明了，结了冰般地。跑回床上，床也结了冰般的”。同时为了充饥她还不得不向梗妈借了十个铜板买了烧饼和油条，直至青野当掉了自己的被子，买煤生了炉子，方才有了暖意。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即使在遇到萧军之后，仍然在加剧进行着。在哈尔滨的时光，穷困是二萧生活的主题。黑列巴和白盐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命线。萧红曾在其散文《黑列巴和白盐》中把他们挨饿反讽为苦行僧——为着成仙而苦修苦练，结果就是二人面黄肌瘦——“我的眼睛越来越扩大，他的颊骨和木块一样突在腮边”。而在另一篇散文《同命运的小鱼》中她则将自己和萧军与其买来的小鱼等同——失去自由的小鱼们亦如他们在生活的围城中、饥寒的摧残下身不由己。然而二萧因着食物的短缺竟然将死去的同病相怜的鱼生生剥开肚子、掀掉鱼鳞，作了晚饭。尽管鱼的死亡已经让萧红的内心悲哀，目睹鱼被剖肚也让她泪目涟涟，但是肚子的空乏迫使她只能饥不择食。由此可见，饥饿给萧红的身体造成了莫大的磨难，同时也给其内心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与食不果腹相伴的还有寒冷。漫长的哈尔滨冬季带留给萧红的是不安和恐怖，这里没有初雪的柔美和浪漫，只有生命因无力抵抗严寒的可怖景象：“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里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死了仍然挂在那里；行人在旷野的白色的大树林里，一排一排地僵直地竖着，有的把四肢都冻丢了”。二萧所住的房间由于缺少木柈烧炉而寒冷异常：“窗子上的霜，已经挂得那样厚，并且四壁刷的绿颜色，涂着金边，这一些更使人感到寒冷。两个人的呼吸像冒着烟一般的”。白日里，为了取暖，她要一直坐在火炉旁，有时甚至把“两只脚伸到炉腔里，两腿伸得笔直，就这样在椅子上对着炉门看书”，被萧军戏谑为“烤火腿”。夜里即使房门紧闭，萧红依然会觉得“风从棚顶，从床底都会吹来，冻鼻头，又冻耳朵”，在被子里被冻得发抖，还时常被冷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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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处安放的“心”

萧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漂泊者——不仅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流离失所，她丰富而强烈的情感也无所依傍，使她的心更加孤独和冷寂。

1.家之不得   

萧红虽生于一个乡绅之家，但是偌大的院落常年只有祖父母和母亲陪伴。而母亲和祖母时常使她害怕，后来的继母更是对她冷言冷语，连偶见一面的父亲对她来说也是个无情的人：“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唯有慈祥的祖父给了萧红温存，为她的童年奠定了“爱”和“温暖”的底色，使她不像一般有钱家的姑娘那般冷酷自私，从小就同情帮助底层百姓，内心藏着深切的平民意识。但 1929 年祖父便离世了，这使得萧红和呼兰的家解脱了最后一道情感的维系。在萧红读初中时，父亲就将她作为政治联姻，许配给了有抽大烟恶习的纨绔子弟汪恩甲。而此时的萧红受“五四”的熏陶，正在读鲁迅的《伤逝》和易卜生的《娜拉》。她认识到张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不仅没有亲人的温情，还把她当作物品一般拱手让人，“出走”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从此，她带着桀骜不驯的血气浪迹天涯，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呼兰，并且无论怎样穷困潦倒，也未曾向父亲低过头。在《初冬》中，萧红就曾写到当弟弟在咖啡馆里反复劝说她这个“女浪人”回家时，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豢养……”。萧红不想回到那个荒凉的家，她要追求她的自由，不能被封建家庭中的伦理纲常所围困；她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能让父亲把她当作牲口一般豢养。

然而破釜沉舟的出走，并未能使萧红在日后获得一个不再凄清荒凉的家。甚至在与萧军的同居生活中，萧军为求生计常在外奔波，也经常将萧红只身一人留在家中。“生活中是两个人，内心里常常是一个人”——与萧红相伴的只有“空漠的屋子”，她等待并渴求对话，却难以如愿。萧红终日深陷家务和等待之中，未能如愿从她的郎华那里重新获取家的温暖。她曾这样忆述商市街的这段家庭生活：

夜间，他睡觉醒也醒不转来，我感到非常孤独了！白昼使我对着一些家俱默坐，我虽生着嘴也不能言语，我虽生着腿也不能走动，我虽生着手而也没有什么做，和一个废人一般，有多么寂寞！连视线都被墙壁截止住，连看一看窗前的麻雀也不能够，什么也不能够，玻璃生满厚的和绒毛一般地霜雪。这就是‘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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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萧红小说中的身体书写

（一）动物化生育——母体的怪诞书写

我们常谈生命之可贵，而世人视若珍宝的生命无一不始源于女人。在漫漫历史里所建立的人类劳动分工中，女人承担起了生育和哺育的工作，以己之力以求群体延续。“五四”时期，女性作家为争取女性的独立自由，作为父权制中心的“父亲”的角色在女性文学中逐渐淡化、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代表爱与温柔的“母亲”。在冰心、石评梅等作家眼里，母亲不仅是给予生命的恩人，更是人伦温情的代表。母爱是神圣而深沉的，能为子女阻挡人生风雨，是炎凉世事里的精神庇护所和心灵归属的港湾。唯有温情的母亲才能与冷酷的父亲抗衡。

然而，正如西蒙·波娃所说：“怀孕首先是女人的身体内部上演的一出戏剧：她会认为这是一种富足，有时是一种伤害”。在大部分社会认知中，“母亲”作为繁衍生命的载体是被美化和赞扬的形象，但是却忽视了“受孕”这一过程，在客观上给女性身体所造成的伤害。针对这类无法逃脱天责的女性，萧红力图站在天职意义上去书写生产的痛苦，展现这种生命产生所经历的最基本最始源的苦难。为了突出这一苦难，萧红敏锐地抓住女性在怀孕及妊娠时身体所承受的苦难及其复杂斗争的心理，用她越轨的笔触撕开披在母亲身上那华丽的外衣，将血淋林的妊娠母体呈现在读者眼前，颠覆了生育崇拜的传统。

1.母体的排斥

萧红两次惨痛的生育经历使她清晰地认识到女人并非生而就为母亲。怀孕成为了女性从“女儿”迈向“母亲”的阶梯，但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认同她们自身这一部分的“主体性”，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于生育过程的身心不适感，分娩的疼痛感，生育过程中不能劳动的经济压力以及产后育儿而失去的社会工作职位，即丧失了作为个体的劳动自由和理想。于是，萧红在其文本创作中放弃了传统文学对于母亲生育的期待，集中对女性在孕期间面对生活节奏和倾向突变时内心的挣扎、恐惧和不安进行观照，展现了母体对母亲身份的否定并继而将这种心理转换为对新生儿的排斥，以其细致的观察力和独特的文学表现力赤裸裸地展现了怀孕女性这种身与心的鸿沟。

一方面，萧红敏锐地捕捉到怀孕女性内心自我保护和母性情感的激烈冲撞，将女性视怀孕为“强加”的“陌生事物”这一被世俗所忽略漠视的心理直白地展露。

《弃儿》中，，怀孕的芹堵在站在窗口，“她的眼睛就如块黑炭，不能发光，又暗淡，又无光，嘴张着，胳膊横在窗沿上，没有目的地望着”。可见，此时的芹并没有对新生儿的降临而感到欣喜和激动。膨胀的肚子给她原本就无依无靠的生活增添了新的负担，无论是身体还是经济上的。《王阿嫂的死》中，当与王妹子谈及腹中的孩子时，王阿嫂哭诉着：“咳！什么孩子，就是冤家”。丈夫冤死，家中无经济来源，穷困的王阿嫂还偏怀上遗腹子。因怀孕而导致的身体亏损使她在劳动中极其不便，最终遭受了地主的欺辱和驱逐。因而她称孩子为“冤家”也就不足为奇了。《生死场》中，当金枝听村中他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而臆测自己怀孕时，她感到：“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她被恐怖把握着了”。身体的突变引发了金枝对于自身“另一部分起初未被认知”的怀疑，即对自身没有完整的主体性认知，加之社会的世俗逻辑惯有的批判，她将这些惊慌恐惧归咎于“孩子”，丧失了母性应有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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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饥饿书写：生存之本的缺失

饥饿，如同女性受孕一般，是身体本身的机能构成，是属于“凡是人”的共性，是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因而也成为了文学家笔下屡书不倦的主题。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就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讨论经济基础对于女性的重要性时说道：“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而萧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亦经受了食不果腹的摧残，饥饿在她的身心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使她在描述个人的体验时总能使人感受到非凡的触人心魄的体会。加之她那颗对底层阶级始终保持的悲悯之心，萧红在其文本中不仅注入了自身刻骨的饥饿体验，还还原了届时社会底层人民艰难的生存面貌。她写饥饿，由“饥饿”出发，引申出“饥饿”之缘由，上升至精神层面，即对社会各方面的思考——普遍的社会生理饥饿引发出精神上的长期饥饿。这种“精神饥饿”，是“饥饿”的去生理化过程，也是“饥饿”由简单生理现象到文化政治化的过程。其笔下细致深刻的饥饿书写使读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让人不禁为在悲凉的民国社会环境中卑贱生存的底层人民而扼腕叹息，揭露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严重失衡。

1.身体的饥饿

饥饿，首先是一种生理现象，是食物匮乏引起的一种身体需求感，作为一种动物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是如生死病死一般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实。萧红一系列的以“饥饿”为出发的创作，无一不在讲述为何有些人会时常受到饥饿的攻击：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平等的状况下，底层人民因没有生存资源而备受身体饥饿所带来的痛苦。萧红曾在《饿》中对自己饥饿的状态进行描述：“四肢软弱一点，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无法得到足够的供给，身体机能下降，体质虚弱。同时，作者还将空乏的肚子形容为“放了气的气球”，生动地还原了身体缺少食物的空瘪状态。当看见乞讨女讨饭时，她的“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的呼叫……”一个饥肠辘辘的形象跃然纸上，宛若眼前，让读者感同身受。

《桥》中，黄良子在富人家当乳娘，身为人母的她在带小主人的同时也顺带照顾自己的儿子——小良子。由于家境贫苦，同时接受哺乳的小主人有着“白嫩的圆面孔”，反观小良子却“黄瘦，眼圈发一点蓝，脖子略微长一些，看起来很像一条枯了的树枝”。小主人的健康反衬出小良子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呈现出的羸弱状态。萧红用代表老朽衰落事物的“枯树枝”譬喻仍是孩童的小良子，看似不符，实则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社会中穷人的孩子在本应茁壮成长的阶段无法接受足够的粮食和营养供给，难以正常健康发育的现象。婴儿会因饥饿而哭闹以求乳汁，和婴儿一样，由于仍处于心智不成熟的阶段，儿童依旧忠于自己的身体并为其服务，在饥饿时也不会对身体需求表现出成年人的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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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萧红身体叙事的精神内涵 ................ 34

（一）  囿于父权制文化的身体 .............. 35

（二）  阶级、民族的双重压迫 ............ 37

（三）身体的自觉与不自觉反抗 ............... 40

四   结语 ................. 48

三  萧红身体叙事的精神内涵

（一）囿于父权制文化的身体

萧红用其超乎常人的深邃目光，从身体层面探讨了女性的悲剧命运。在她的文本中，性别与政治、家国与战争构成的矛盾形成了对女性的重重牵绊，是女性难以挣脱的无形之网。诚如她自己所言：“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权力机构通过纪律来规范身体，以达对个人规训和利用之目的。以此类推，男权亦是通过文化礼教来控制、监督女性身体，确保女性的“驯从性”。由此，女性丧失了对身体的自主性，陷入了父权所赋予的种种身份与事务之中。萧红敏锐地截取了这部分置身男权铁蹄下的顺从女性，力图透过“生育刑罚”和“女为悦己者容”两个社会既定事实的文本再现，从父权文化的桎梏中揭示女性身体的受难和精神上存在的严重的奴性。

在父权体系里，“承担母性”被深深铭刻于女性身体之上，使之内化并成为妇女自身需求的自然法则。萧红为打破这种“生物上必然的母性法则”，一方面以冷峻的笔触勾勒了譬如王阿嫂、金枝、五姑姑姐姐这些在生育的血泊中苦痛挣扎乃至扭曲变形的妊娠母体；试图从其丑化的母亲形象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使人们看到一个“被层层鲜亮的语言与重重坚固的屋宇遮蔽下的母亲世界”，并从母亲丑怪的身体中追溯受损根源，抨击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另一方面，她还在《生死场》中为我们描画出孕妇的生育与屋外畜牲的生产同时进行，此起彼伏，交相辉映的奇诡图景。其笔下的妊娠母体是一个被剔除了母性的身体，一个被夺去生命形式和价值的身体，一个纯粹的动物一般的身体。“身体是自我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而萧红将生育女性动物化，就意在揭示这种如牲口一般为繁殖忙碌，陷入重复的内在性事务之中的生育女体，是被父权干预和教化的产物，是被剥去自主性的身体。当叙述者描述这个独特的“母亲世界”时，她的语言中交替浸满着同情与嘲讽——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动物式生育形同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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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萧红是一位自叙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她通过越轨的笔致，在身体书写中溶进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当我们揭开萧红文本的帷幔，重观其小说中的身体叙事，就不难发现其创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艺术感觉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捕捉情感记忆中富有韵致的受损躯体，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怀。她的身体书写仿佛是从心底流淌出的歌，具有内在的意蕴与生命的质感。

一方面，萧红对生命的敬畏远胜于政治，所以她对于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生死挣扎，写来是如此的惊心动魄。萧红小说中女人的身体在北方乡村中遭到了最严重的践踏。其笔下对受损女体的描绘彻底消解了女性生育、疾病的美学意义，“这种女性对于身体痛楚的真实体验，就不是符号式的，而是经验式的，被凸显在她的书写当中，构成女性特有的生存和文化关注”①。传统性别文化中的落后和残忍，警示着妇女们去探索解放自身的道路。萧红一生都在反抗封建社会和男权意识的压迫，她言说女性的苦难，是渴望女性能够得到尊重、平等、自由、幸福。

另一方面，流亡者、亡国奴的身份，使她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作家那样，只看到轰隆热烈的历史表象和外在冲突的紧张画面，而是潜身其后，向纵深挖掘人的身体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群体心理；使她在深味民族、国家、历史、斗争这样的大词的意义的时候，断然舍弃了那些无味的果肉，而紧紧咬住人被异化为奴隶这一坚硬的、酸苦的内核。要做人，不要做奴隶——不管是谁的奴隶！由于萧红本人带了个人的创伤，艰难跋涉于中国专制的、被殖民的语境里，因此，其笔下的身体书写更带有对人本的性质的探求。

作为一个饱受生活伤痛的女性创作者，萧红的文字真实而敏感，以纯粹的内心来叙述作品，真实的人性跃然纸上。在被男权侮辱，被贫穷困顿，被疾病摧残的生活经验中，其作品中展现的人性即是以她自身悲剧性为出发点来刻画人性。这一系列自我痛苦的创作探索，表达了一个女性作家，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无声控诉和全面反抗。萧红以典型的西方悲剧方式，在其作品中反思自己和那个时代女性所遭遇的一切不平等，也让后人引起反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