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庆邦小说的三种创作模式及其得失

第一章  情节的“逃离模式”

第一节 逃离模式

在刘庆邦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情节模式——“逃离模式”。“逃离”是指个人或者集体无法在现有的生存境遇中寻觅到一方理想、安宁的栖息地。便以逃避或者流浪的方式，逃离原有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选择与多数群体相异的生活方式。段义孚曾在《逃避主义》中提及“一个人受到压迫的时候，或者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肯定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迁往他处。”①具体来说，逃离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物理空间上的转移和精神意义上的无根漂泊与转变。其中后者包含了心理饱受创伤，心灵边缘化的个体以及与社会主流话语背道而驰的种族群体，对悲剧命运、苍凉现实的逃离。但是物理空间上的逃离和精神意义上的逃离，往往又是掺和在一起进行的。例如《落英》当中的董瑞雪，她既在一次次地换工作地方，又在逃避别人对她的猜忌和误解。逃离同时又可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主动型逃离，是指主人公并未遇到困境，而选择离开此地，带有一种流浪的性质。被动型逃离，是指主人公遇到困难和灾难，不得不选择离开此地，带有一种被迫的性质。

这种模式的形成与刘庆邦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庆邦 1951 年 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 1967 年毕业于河南沈丘第四中学。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去了煤矿当矿工。在煤矿工作了九年，当矿工、矿务局宣传部干事，之后去北京做了《中国煤炭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从河南沈丘到煤矿，再到北京这种空间上的变化给刘庆邦的创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刘庆邦本人也是处在不断逃离的状态，从农民到矿工再到记者，再到北京市政协委员，这种空间和身份的变迁印证着刘庆邦的逃离之路。反映到小说当中就成了逃离模式。刘庆邦在《“我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刘庆邦访谈录》中说：“我对乡土的确有一种矛盾的情感，正如我对家乡怀有感恩之心，却要千方百计从家乡走出来。好不容易从家乡走出来了，又和家乡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我看到了乡村的美，也看到了乡村的丑；我看到乡人的善，也看到了乡人的恶。”刘庆邦本人也在不停地逃离乡土文明的衰微。刘庆邦小说情节中的逃离模式有以下几种情形：

甲：下乡知青董瑞雪在乡下被人玷污，从乡下逃到县城，事件暴露之后，从广播站逃到石头厂，遭人误解，感情受到阻碍，从石头厂逃到水泥厂。《落英》（2000 年）

乙：乡下姑娘高妮痴迷大笛，父母阻止其学大笛，将其关了起来，高妮逃出房间去学吹大笛。《响器》（2000 年）

丙：宋长玉为了出人头地，，从农村到煤矿当轮换工，在煤矿与矿长产生矛盾，从乔集矿逃到红煤村，自己的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宋长玉逃离红煤厂。《红煤》（2005 年）

丁：地主家的孩子黄金种，在杜老庄受到以队长杜建春为首的村民的欺侮，他从村里逃到城市，被城里的人遣返了回去，他又逃到田家营村，再次被人抓了回来，最后他逃到了一个镇上卖烧饼生活。《遍地月光》（2009 年）

戊：周天杰、卫君梅和蒋妈妈三个死难矿工家庭为了逃离矿难事故给家庭带来的重创，互相温暖自尊自强。《黑白男女》（2015 年）

.........................

第二节 逃离模式的表现

一、  逃离等级的谱系

刘庆邦小说中，有一种逃离是为了摆脱成分等级的划分。成分等级带来了不平等，严重影响了二元对立当中处于弱势方的群体的生活。在《遍地月光》中，主人公黄金种的逃离是为了摆脱严格的成分等级结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是按成分等级严格划分的，地富反坏右属于成分不好的，贫雇中农是成分好的阶层。金种的父亲是地主，虽然金种没有享受过地主的生活，但是也被划分到地主分子这一类。他在杜老庄，处处受到压抑，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上。在生活上，他们家里住的房间最差，晒得红薯片子也被别人偷走，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别人还总欺负他。最开始，他追求邻居家的姑娘，因为自己的成分不好，人家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来，金种追求全灵，正当两人的感情不断深入的时候，队长杜建春的插手，硬生生把他俩拆散。金种实在是被逼无奈，受不了成分等级好的人的欺凌，只能选择逃离。他前后共逃跑了三次，被抓回来两次，但他仍然毅然决然的选择逃离。如果他继续留在杜老庄，严格的成分等级划分，只能残酷地折磨他更久。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说没有了土地改革时期的成分等级的划分，但是又有了新的成分等级的划分，那就是贫与富，权力大小的划分。在新时期，虽说不讲成分等级了，我们仍旧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明显的差异。工人要比农民等级高，国家的要比个体的等级高，有钱的比没钱的等级高，有权的比没权的等级高，这仍然是一个以身定阶的时代。不过每个时代划定的标准不一样。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是按成分来划分等级的，工人阶级和贫下农是成分好的，地富反坏右是成分不好的；进入八、九十年代是按财富分等级的。在《红煤》这部小说中，宋长玉认为，高等人都居住在城里，这里有高楼大厦，吃喝玩乐样样都有，这里有很多村里想不到看不到的东西。宋长玉为了成为高等人，费尽心机向上爬，先是追求矿长的女儿。在追求矿长女儿的过程中，他明确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仍然是分等级的。唐矿长瞧不起他的出身，就借故拆散了他俩，把宋长玉赶出了乔集矿。要想有出息，就必须有钱有权。宋长玉从乔集矿逃出来之后，又去了红煤村，娶了红煤村村支书的女儿金凤，之后他凭借岳父的力量，平步青云，自己创办了煤矿。随着财富的积累，他终于办了城市户口，进入了城市，成了城里人。但是最后自己煤矿出了事故，他又不得不逃离。宋长玉一直在逃离没钱没权的处境。可是，城市对底层人是排斥的，底层人再怎么努力到最后也进不到高等人的社会，底层人只能生活在低处。底层人进入高等层次，必须有所凭借，凭借高等人的权力和财富，但是在他被用完之后，又被赶出高等社会。在这里，刘庆邦通过主人公的逃离批判了成分等级的划分，也诉诸了作者对平等的渴求。成分等级的划分很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优势的群体，会压抑处于劣势的群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成分等级的划分正在严重影响人性，底层人向上爬，都是以丧失人性为代价的，在财富和权力的世界里，是不讲人性的。

.........................

第二章 人物设置的正反对立模式

第一节  人物设置模式的表现

一、主人公与权力的对立

主人公与领导关系不和是刘庆邦小说人物设置模式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和情节功能。这里的领导有矿长，县领导，村支书，队长等等，他们都是权力的代表。主人公和这些人是对立的关系，这其中的内在关系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决裂。刘庆邦认识到，知识分子依靠权力、官方来解决平等问题是有困难的。然而，就是这些权力的代表者，最先践踏了人情世界，把人与人的关系带向了不平等和无情。在《红煤》中人物设置是，主人公和村支书、唐矿长还有矿务局的对立。小的时候，在村里，宋长玉的母亲和村支书的媳妇，有矛盾，于是他们两家就有了隔阂。父母特别希望宋长玉能出人头地，可以和支书家抗衡。到了矿上，他追求矿长的女儿，想通过攀龙附凤来出人头地，可是唐矿长根本瞧不起他的出身，不希望他们交往下去，这就造成了和矿长的关系不和。最后因为一次煤矿事故，宋长玉无辜受到牵连，矿长借机把他赶了出去。后来自己投靠了红煤村的支书，娶了支书的闺女，成了家，自己办起了煤矿，办煤矿的时候与管他们这些私窑的矿务局的人也不怎么融洽。同时他和岳父也因为利益问题有了分歧。正是这种对立关系贯穿了宋长玉的一生，最终以宋长玉的失败告终。在《遍地月光》中，是主人公和以队长杜建春为首的村民之间的对立。主人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同时也可以说是队长杜建春一手造成的。金种在杜老庄的时候，队长杜建春纵容别的村民欺负，侮辱金种，处处为难金种，设计批斗会诬陷金种。金种和队长的关系已经完全对立了。金种最后无可奈何地选择离开杜老庄。小说结尾的时候，讲到金种再次回到杜老庄，这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已经不分地主、贫农了。但是金种见到杜建春还是发怵，脑门全是汗，心里特别慌。可见队长对他的伤害有多深。在刘庆邦的新作《黄泥地》当中，是主人公房国春和新旧两任支书、乡长以及县领导之间的对立。主人公房国春受了别人的撺掇，想把刚上任的村支书拉下来。新上任的村支书把可耕地卖给了砖厂，可耕地都变成了深坑，不能再种庄稼，房国春看不下去了，就到处去上访。房国春从村上访到乡再到县再到省城，最后到北京，结果他和支书家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支书家处处和他们家作对，不让房国春的孙女上学，堵在他家门口骂街，掰断了他妻子的手指，最后扬言要开除房国春的村籍，永远不让他回房户营。到最后，房国春的上访有了效果，新支书房光民被拉了下来，乡长被撤职，但是新上任的支书仍是一丘之貉。

这样的人物设置看似是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更包含着两种不同话语的对抗。其实，这是底层话语和权力话语的的对立。从刘庆邦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和领导的对立，到最后都以主人公的失败告终。主人公无论事业和感情的成功都需要依靠一个领导，同时他们的失败也是领导一手造成的。主人公的逃离是由于权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在这几部作品中，主人公在道德上没有缺陷，却要忍受上级无理的打压。正是那些在二元对立当中占优势的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的象征资本，对底层弱势群体进行侵害，才造成他们的失败。主人公与领导对立关系的失败，也表明是权力的不平等让人情世界变得分崩离析。

.............................

第二节  正反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的文化诉求

刘庆邦在小说中选择了这样的人物设置模式，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他的人物设置模式是有指向性的，最终目的是要重建一个和谐的人情世界。刘庆邦的小说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酷烈小说，另一种是柔美小说。酷烈小说主要是展示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以《走窑汉》，《遍地月光》《神木》《黄泥地》等等为代表的作品。柔美小说则是在呼唤人性美，人情美，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人情世界的温暖，像《梅妞放羊》《鞋》《黑白男女》《遍地白花》等等这一类小说。在《红煤》中，是一个被金钱污染的世界，男人为了钱不择手段，女人为了钱出卖人格，这里的人情世界是以金钱为基础的。有了钱，别人就瞧得起你；没钱，别人就过河拆桥。《神木》中是一个邪恶的人性世界，他们利用人情来骗钱。赵上河和唐朝阳利用人情，骗人到煤矿，制造矿难，然后给矿主要钱。这个世界是邪恶的。《遍地月光》这是个有成分等级划分的世界。人情世界在成分等级的划分下荡然无存。叔侄之间互相打骂，村民们欺负带地主成分的人，地主分子家庭要靠换亲来传宗接代，女人在这样的世界里身不由己，成了交易的工具。这完全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在《黄泥地》中，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世界。村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撺掇房国春去上访。这里的村民自私自利，私下里勾心斗角，处处是明争暗斗和算计。房国春和村支书一家闹僵之后，支书的媳妇两次到家门口骂街，房国春的孙女不能在自己村里上学，逼得房国春的媳妇上了吊，自己有家不能回。其他村民都在一旁看笑话，都不去帮忙，在这部小说中，人情世界已经彻底坍塌了。面对这样一个个的没有人情的世界，主人公是悲哀的，这样的世界让主人公伤透了心，他们只好选择逃离。刘庆邦一面描写人情世界的崩塌，一面又在呼吁重建和谐的人情世界。《黑白男女》和以往的几部酷烈小说不同，这是一部偏向柔美的小说。我们发现了刘庆邦重建人情世界的转向。在这部小说中讲述的是三个死难矿工家庭的生活，周天杰一家，卫君梅一家和蒋志方一家，这三家都和这次矿难有关。我们看到了这三家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互相温暖，自尊自强自立的动人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人情世界的美好。公婆和儿媳之间的感情，朋友之间的友情，邻里之间的关爱帮助。任何破坏都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刘庆邦正是在摧毁乡土文明中人情恶的世界，然后在废墟中重建一个充满人情的新精神世界。刘庆邦在这里反对批判的并不是领导、“众人”本身，而是加在他们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那些附在广大人民身上的，以“多数”面貌出现的种种社会统治意识。只有权力、精神和非理性重回到集体伦常的规范当中，新的人情世界才能建立。

........................

第三章 结尾的反“大团圆”模式.............. 29

第一节  反“大团圆”结局模式的表现 ........... 29

一、“深潭”式的结尾.............. 29

第四章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局限.............. 36

第一节 “雷同”现象 ............... 36

第二节 人物性格的扁平化 ................ 37

第四章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局限

第一节 “雷同”现象

刘庆邦小说中的部分情节、题材和人物存在着雷同现象。作为一个用心创作的作家，他一直在避免出现雷同现象，而且不能走老路，不能重复自己。创新和超越自我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务。大量的短篇小说创作和大部头的长篇创作，使得作家们难免会出现某些相似的情节和人物。这也可能是作家有意为之，来强调突出某一细节。雷达在《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中最早提到了刘庆邦创作的这一局限，但是雷达并没有做太多的研究和批评。就拿“逃离”这一情节模式来说：《落英》当中主人公董瑞雪从乡下到城里，从石头厂再到水泥厂；《遍地月光》主人公黄金种前后三次从杜老庄逃跑；《红煤》当中的宋长玉，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逃离。这三部作品中都有这一故事情节，这其中倒是包含着作者的文化诉求。

另外，刘庆邦的创作题材一直都是煤矿和大平原的农村，很少涉及到都市、异域等其他题材。余中华在《刘庆邦文学世界的二元结构》中指出了刘庆邦创作中存在的重复现象：“刘庆邦正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二元结构’不断重复他对于外在的基本理解，这一基本理解里面既包括有意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理念认知，也包括一些有意藏匿的内心隐秘。”①也指出了此种模式存在的弊端，“他用这些‘二元结构’重复构建的虚拟世界，还没有承载超越性的认知模式，也缺乏对外在的突破性的独特理解。”②本文分析了刘庆邦反抗不平等二元对立的文化诉求。这样狭窄的题材范围难免会限制作家的思维方式。这与刘庆邦追求“实”的创作风格有关，不熟悉的题材要考察准确后才敢下笔。而且，刘庆邦作品中的主人公仿佛就是同一个人，他们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比较类似。《远方诗意》中的“我”，《红煤》中的宋长玉，《黑白男女》中的蒋志方，都是自尊心强，思维敏感，带有悲剧气质和书生气的人物形象。这些主人公都有刘庆邦自己的影子。由于这种拘谨的创作方式，他的笔下没有一个敢作敢当的硬汉形象，个个都是畏首畏尾的小人物。这种雷同现象的出现也说明了刘庆邦的创作到了一个瓶颈期，他需要一次突破和大胆的尝试。多尝试一些新风格，只有多次的尝试才能超越自己，创造更好的作品留给读者。

........................

结语

刘庆邦把关心民间疾苦看成作家的良知，他也一直恪守着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八十年代，大家都在追捧先锋小说，投身于“新写实”“新历史”“零度写作”，他只是静静地埋头于现实主义创作；九十年代，大家都在不断尝试新的小说形式和理论，“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开始流行，刘庆邦依然坚持着纯粹的现实主义创作；近些年，莫言引领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潮流，可是，刘庆邦仍然坚守着纯粹的现实主义阵地。在这个并不看好纯粹的现实主义的时代，很多作家都投入到商品经济的浪潮当中，投身于电影、电视剧等图像文学当中。刘庆邦就是如此执着地描写着农民的世界，从平原到煤矿，从表层到深层，从农民的现实生活，到农民的精神世界。“为人民”、“贴着人物写”、高“含心量”的创作原则始终牢记其内心。刘庆邦站在底层的立场上一直在反抗不平等的二元对立，致力于重建和谐的人情世界。“逃离模式”能很好地表达刘庆邦追求平等的生存空间的文化诉求。“正反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体现了刘庆邦构建新人情世界的决心。“悲剧性结尾”的情节模式，是自己的文化诉求受到阻碍时的心态。在刘庆邦的小说中，有人与自然的对立，成分好坏的对立，贫富的对立，权力高低的对立。处于优势方的人群占据着资本、权力和话语权，他们在逐步破坏着淳朴的人情世界。这些不平等的二元对立，逼迫着主人公去逃离。这些对立构成了时代行进的谱系。刘庆邦笔下的主人公都处于二元对立的弱势方，他们在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本方面的分配都是不均衡的。刘庆邦试图通过逃离去寻找一个平等的生存空间。追求平等，长路漫漫，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二元对立出现。想要跳出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单靠个人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只有靠集体奋斗，才能建构出平等的生存空间。逃离之后是隐藏在刘庆邦小说之外的另一个文化主题，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易卜生的娜拉和鲁迅的涓生。鲁迅给我们提示了出走之后仍然是悲剧，但是刘庆邦依然毅然决然地选择逃离。重要的不是逃离困境，而是在困境中生存下去。逃离是他狂热的愿望，这个愿望贯穿他的小说。虽然他也明白逃离之后仍然是悲剧，但是他坚信逃离的人多了，就能为人们的生存和精神找到出路。刘庆邦坚信构筑在和谐人际情感关系基础上的“东方精神文化”优于架构在个人主义竞争基础上的“西方物质文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