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民工污名化机制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来源与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数以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涌动。他们撕裂了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以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游走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候鸟式”群体，就被称为“农民工”。国家统计局于 2015 年 4 月发布的《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 年，我国全年农民工总量为 27395 万人，比上年增加 501 万人，增长 1.9%。

不可否认，作为积极的社会劳动力与僵硬的制度约束之间的互动结果，农民工群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贡献力量，是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极具重要性的“流动的活水”。但与此同时，囿于特殊的历史生成背景，农民工又是一个兼具“农村居民”与“产业工人”双重身份的社会群体，是一个与群体冲突、秩序失范、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特殊阶层。

所以，早在农民工群体诞生之初，政府部门、城市市民、大众媒介、学术界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就针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展开了种种质疑、讨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策略集团的制度性歧视、城市市民的群体性偏见、大众媒介的扭曲性再现，共同触发了农民工的污名化进程。尽管随着社会年轮的变迁，农民工逐渐展露出了该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态度也从“拒之门外”转变为了逐步接纳，但农民工的污名化问题却并没有因此消解，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21  世纪初，随着“三农”话题的兴起，农民工的污名化问题也逐渐成为了各类人文社会学科的热门研究对象。许多传播学者也开始对媒介的相关再现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目前，大多数传播学者认为，在映照农民工的社会缩影时，大众传媒机构会有意无意地对农民工进行扭曲化、污名化的再现，并借助其强大的认同构建力量使社会公众形成对农民工的刻板化认知。实际上，农民工污名化并非是单纯的污名传播现象，而是一种根植于社会历史结构、作用于社会公众的复杂机制。

鉴于污名化机制的复杂性，如果单凭传播学者的一己之力，一味地谴责媒介，很难达到鞭辟入里的效果。由此可见，我们确有必要把传播学现象同社会学理论相结合，以综合的研究视角对农民工污名化机制的社会语境、发展进程、内外化影响进行系统的理顺和剖析。此外，倘若以媒介社会学为维度对该课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还能引起学术界对污名化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如何以媒介为工具，洗清农民工的污名？如何以农民工污名化问题为切入点，调解围绕农民工群体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如何从污名化机制所根植的社会语境出发，纠正转型期所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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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目前，新闻传播领域和社会学领域中有关农民工的相关文献均较为庞杂。根据本文的研究侧重点，笔者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梳理这些文献。

一、有关污名化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

在研究农民工的媒介形象方面，大多数传播学者选择以某一特定媒体为切入点，借助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例如，薛倩的《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分析——以 2003 年至 2010 年陕西日报的报道为例》，杨杰、潘娜的《南方都市报新生代农民工报道分析——以 2010 年 1 月至 2010年 8 月的报道为例》，路淼、但棣瑶的《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媒介框架分析——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为例》等。除传统媒体外，还有学者对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进行了研究。例如，《浅析社会变迁中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以<中国农民工>中农民工电视形象塑造为例》、《电影中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再现分析一一以 2001-2010 年中国农民工题材的电影为例》、《从认同危机到伦理困境——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等。

除实证研究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对现有的有关农民工的媒介再现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和概括。他们认为，目前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已被定型为：“违法犯罪者、愚昧无知者、肮脏病态者、背信欺诈者、野蛮粗俗者、蛮横凶残者、城市秩序的破坏者、贪婪自私者等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对城市社会正常运行构成强大威胁的敌对力量”。概括地说，这些研究都得出了趋于一致的结论：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大都隐含着媒介歧视，并因此呈现出标签化、概念化、片面化、浅表化、他者化、刻板化、去道德化、妖魔化、污名化等趋势。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大多将大众传媒看作是农民工污名化进程的始作俑者，致力于揭示农民工污名与媒介之间的表层暧昧关系，缺少对媒介表象的深层次挖掘。鉴于此，许多学者又进一步探讨了污名化媒介再现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

二、有关污名化媒介再现的成因与社会影响的研究

在探究媒介再现趋向污名化的成因方面，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和商业逻辑这两重因素。

例如，有研究者就曾以媒介属性为着眼点，将污名化的媒介再现偏差归因于媒介的双重旨趣，即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和广告商重视的市民媒介消费趣味。此外，以李红涛和乔同舟等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社会处境中的两大主体，即政府部门、城市市民，既是媒体呈现的重要卷入者，又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位置和话语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钳制力量。他们指出，媒介通过对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偏差性再现，将问题的焦点挪移到了事件本身，不仅屏蔽了“农民工—政府”、“农民工—市民”这两重矛盾关系，还隐匿了形塑农民工社会处境的体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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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定义污名的社会语境：农民工的社会历史处境

第一节 农民工形成的历史背景：户籍制度的嬗变与城市化的改革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被视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二法门。可见，城市化运动的发展、城市化改革的展开、城市体制的形成，是我国社会转型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城市化的研究范式指出，城市化作为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通常伴随着农村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但与西方的“一步转移”不同，中国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则是以“农民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倘若脱离了中国社会转型及城市化改革的社会历史轨迹，我们就无法披露用以形塑农民工污名身份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权力体系等现实根基。

一、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的形成

社会学家陈映芳认为，在所谓“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一些核心体制；它们被用以贯彻党的核心纲领，并支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运行。而在农民工的形成发展乃至整个城市化改革的历程中，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就是对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核心体制之一。

1951 年，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了全国的城市户口管理制度。195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明确要求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由此基本统一。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员第  91  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真正意义上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自由”。该条例的第  10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国政府又围绕《户口登记条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并相继建立起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食品供给制  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等。由此，如今饱受批判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最终形成。

当然，体制的创设离不开党政系统的需求。1958 年至 1960 年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违法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冒进运动此起彼伏。受此影响，该时期的城镇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农业发展趋于停滞，城市经济遭受重创。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局面，国家急需户籍制度和人口管控政策来缓解燃眉之急。这是由于：一方面，通过附属于户籍制度的安全治安管理体系，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能够以属地化管理的方式严格管控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从而逐步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借助户籍政策所特有的“非所有权”式的屏蔽功能，国家能够完成对经济秩序的维护并实现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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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民工的当下社会地位：“非市民”化的弱势群体

城市化是一个涵盖社会结构、生活结构、生态环境、人口等多层面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农民工的历史生成时期，我们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地域空间组织的城市化上，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研究城市化的发展轨迹。而进入 21 世纪之后，伴随着城市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将有关城市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人口的市民化上。实际上，市民化是城市化的一种理想结果，它是指农民或外来移民获得市民权（citizenship）的过程。通过“市民化”的概念，我们可以探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所获得的社会身份及相关权利，并据此还原和勾勒出当下农民工群体备受贬损的社会地位。

一、制度地位：“非市民”的社会身份

在探寻产生某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时，，许多社会学者都会首先选用“制度供给”这一研究逻辑。在决定农民工历史生成的诸多制度安排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最为本源、最为核心的社会体制。而当农民工群体进入到市民化阶段之后，以户籍管理政策为鲜明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依旧顽固地维持着农民工“非市民”的社会身份和阶层面貌，严重阻挠了农民工对市民资格的获取和对政治权利的实现。

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农民工形式出现的人口迁移大潮，已基本扭转了由户籍制度凝固而成的刚性的城乡对立格局。然而，自发性流动的“民工潮”并不足以完全吞噬掉僵硬的户籍制度，那些残存的制度驱壳又在城市内部移植、复制了一种新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流动的“民工潮”将原本存在于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压缩到了城市内部，并使其以象征二元结构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谓象征二元结构，可理解为在宏观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财富、身份、地位和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

由于在象征二元结构内，划分公民社会身份的制度性安排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当农民工迁入城市以后，固有的身份制的社会分类方法仍被继续沿用。在这种以身份管理系统为支撑的社会分类之下，农民工“农民”的户籍身份同其“工人”的社会角色发生了严重的分离和错位：一方面，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由于农民工并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因此该群体依旧披挂着“农民”的外衣，不能算作是城市市民；另一方面，从劳动性质、劳动地点、生产方式、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等职业属性看，该群体的社会身份已经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了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于是，当户籍身份同社会角色发生对立和冲突后，农民工就成为了一种拒斥其市民身份及职业身份的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特殊人群。基于这种由制度惯性所安排的“非理性”身份，农民工在就业权利、社会保障、身份转变与上升流动、子女教育甚至活动权利等方面，长期处于一种被漠视的“非市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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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媒体的双重旨趣与污名的流动................... 24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与污名的流动.............. 24

第二节 媒介生产的商业逻辑与污名的流动........... 26

第四章 污名的泛化：媒介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具体实践.................... 31

第一节 以“贴标签”策略构建农民工的刻板化形象.................. 31

一、以称谓标签构建农民工的“边缘人”形象................... 32

第五章 污名的内化：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污名............. 48

第一节 身份认同焦虑与自愿性隔离.................. 48

第二节 内隐的失衡心理与外显的越轨行为.............. 50

第五章 污名的内化：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污名

第一节 身份认同焦虑与自愿性隔离

当公众污名与自我认知发生交汇后，外界所赋予的可耻性的身份属性首先影响到了农民工对自我主体性身份的界定和认同。这种客观社会身份作用于主观身份认同的过程，依赖的是外在结构性力量与内在心理机制的双重逻辑。

在社会语境中，长期的刚性隔离和歧视性的身份制度赋予了社会成员泾渭分明的社会身份，农民工因“农民”的异质性身份而被打上了“非市民”的烙印。在媒介语境中，大众传媒机构不遗余力地在公共领域内构建有关农民工身份的贬低性记忆，把农民工形塑为了形形色色的边缘化的社会角色：“非市民”、“异乡人”、“边缘人”、“城市中的农村人”等等。这些存在于社会语境、媒介语境中的带有贬损性的身份属性，一次又一次地“扰乱着”农民工的自我认知系统。久而久之，污名身份对农民工自我认知的内化影响逐渐显现：他们开始对自我的主体性身份产生困惑、迷茫和惶恐，并最终出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焦虑。

“身份认同焦虑”是指人和其生活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认知、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身份认同焦虑的具体心理表现就是，“我是谁？”，这个哈姆雷特似的问题成了农民工心中的未解之谜。有学者经调查后发现，有近 38.8%的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说不清楚”和“半农村半城里人”。60此外，许多由农民工诗人原创的打工诗歌，也体现了由身份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自我认知危机。例如黄世钊曾在《名片》一诗中自问道：“我们是民工，但我们是人民的一份子吗”。再比如刘虹的《打工的名字》：“打工的惶惶如丧名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

众所周知，身份认同不仅是个体将自己归属为某一群体或阶层的认知基础，更是个体获取本体性安全和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源泉。所以，为应对由身份认同焦虑所产制的不安全感，蒙受污名者不得不采取行动上的疏远和自愿性的隔离，即以认同低阶层定位的方式建立群体性的防御机制。曼纽尔·卡斯特就曾指出，“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身处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通常会从历史、地理或生物等方面划定清晰的抵抗边界……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可见，要想躲避被污名威胁了的社会环境，农民工唯一的处世诀窍便是结成相互怜惜的圈子。于是，基于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同质性，农民工们组成了基于血缘、亲缘及地缘关系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甚至亚文化，以聚合性的居住方式与城市社会之间形成了地理与心理的双重隔离，建立了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独立社会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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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德里达认为，我们很难区分正确的再现与错误的再现，区分真理与谬误、区分现实与虚构，事实上，再现总是伴随着可不避免的虚构与错误。本文的相关研究证明，这些有意无意的再现偏差，不仅使大众传播媒介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农民工公众污名的实践主体和自我污名的认知来源，甚至还透过污名的发展机制产生了足以撼动社会阶层分布的巨大社会影响。

媒介以再现系统为技术手段操纵污名机制的原因，或许是大众媒介社会责任的缺位，或许是新闻记者专业素养的缺失，或许是农民工媒介表达领域的空白，或许是编码与解码之间的错位。许多学者也以媒介为出发点，提出了诸多缓解农民工污名化现状的建议：疏通农民工的诉求表达渠道，拓展农民工的媒介话语领地，以全面多维的角度诠释、定义农民工议题，以换位思考的方式避免由他者意识产制的偏见预设，使农民工媒介镜像的趋向真实化、多元化的理想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政治经济学“去媒介中心化”的研究范式指出，传播学者要“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农民工污名化机制视为一个纯粹的语言机制；我们也不能把污名化机制从受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媒介属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多重力量制约的媒介场域中架空；我们更不能将媒介再现系统从社会母系统中割裂出来。

质化研究的研究逻辑认为，每一个阶段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所有的过程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通过梳理全文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污名化发展机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与其他环节发生着双向的互动：第一，社会改革与转型的阵痛在社会语境定义了污名的社会身份，阶层流动的控制意识以及市民霸权便在此基础上实践了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和群体性偏见；第二，既有的社会规范和权力分配体系钳制着媒介的新闻生产活动，进而使社会语境中的污名通过媒介再现的双重旨趣流向了媒介语境；第三，污名化的媒介文本和常态化的再现偏差，既构成了社会公众关于农民工的认知基础，又遮蔽了违反社会公平的需求体制等外在结构性力量，最终导致了污名的泛化和内化；第四，污名的内化不仅应验了媒介所设定的污名化形象，同时也成为了公众污名的内在基源；最后，由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联合导致了社会断层、人群撕裂等社会化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