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之间——冯雪峰与鲁迅传统的官方化建构

第一章   文学者与革命者

冯雪峰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寓言、杂文、小说（创作过反映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没有保留下来），除此之外，他还在文学理论及鲁迅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纵观冯雪峰整个文学活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实现文学启蒙和政治理想始终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同时也成为他处理分歧、应对复杂局面时，首要思考的问题。本章侧重从文学启蒙与政治理想这两个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形成冯雪峰文学家与政治家气质的缘由。

第一节  湖畔畅想

一、启蒙与传统

冯雪峰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湖畔时期”，冯雪峰的诗歌就以他清新、质朴、充满泥土气息的风格成为五四新诗创作的典范，受到了胡适、朱自清等文化先驱者们的赞赏，被誉为“专心致志作情诗”的人。

这一时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对于诗歌理论的创作和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探索的阶段。1920 年胡适发表了白话新诗集《尝试集》，首先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主张，为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拉开了帷幕，与此同时，刘半农、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也向旧诗发出了猛烈地攻击并为新诗的出现热情地“呐喊”，文学先驱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诗歌革新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国新诗进入了草创期。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文学先驱们在五四转型期大都是集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博大的西方文化于一身，这固然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然而也正是因为这 “集于一身”，却使得他们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因而他们的诗歌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五四新诗。就如胡适所说，他把自己比喻成缠过脚的妇人，“虽然努力放过脚，恐怕终究不能恢复那‘天足’的原形了”。

直到 1921 年郭沫若的《女神》，和稍后以汪静之、冯雪峰为代表的湖畔诗社的《湖畔》《春的歌集》的出版，现代新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情感时代。尤其是湖畔四诗人，他们是五四所唤醒的一代新人，处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没有文学先驱们很深的传统羁绊，也没有五四退潮期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四产儿”，他们的出现无疑为五四新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质朴的气息。他们对爱情大胆执着地向往和歌咏，对自我情感的直白表露和宣泄，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彻底被打破，他们毫无拘束的“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成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人。就如朱自清所评价的那样：“《湖畔》里的作品都带有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少年的气氛充满在这作品里。这因为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辰光来时的薄雾里，究竟不曾和现实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态……有了‘成人之心’的朋友们或许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生活，但在人生旅途上走乏了的，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里得到有力的安慰；仿佛幽忧的人们看到活泼泼的小孩而得着无上的喜悦一般”。湖畔诗人们以全新的情感开创了诗歌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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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命召唤

冯雪峰 1927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 30、40 年代，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执着的政治信念，为党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后，他虽然屡受不公的待遇，甚至被开除了党籍，但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不渝却是苍天碧海、人心可鉴。当我们再次打开尘封的历史，回顾冯雪峰革命的一生，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他复杂曲折的坎坷经历，更多的是感动于他坚定的政治品格及包含其中的高尚的道德品格，正是这些品格构成了冯雪峰充满魅力的人格气质，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冯雪峰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一、现实与革命

五四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现代与传统、信仰与反叛、先进与落后等问题都在同一场域下混杂在一起，人们试图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找到一条合理贯穿五四始终的不二法则，以此来作为构建中国社会制度、习俗及文化传统的依据，然而这样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启蒙思想缺乏西方启蒙产生的深厚背景和哲学思维传统，还因为影响中国启蒙思潮的思想传统都是来自于西方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其本身具有异质性。对这些“异质思潮”的接受与论证并不能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理论，其作用还不足以构建中国社会制度、习俗及文化传统。因而，真正推动中国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思想启蒙运动，而是革命。革命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从1911 年到 1949 年，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清王朝；1926-1928 年的北伐战争，扫除了军阀割据，建立了国民党中央政府；1949 年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革命群众运动”的形式延续了中国政治的革命特征，直到 1978 年后，中国政治的“革命”性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革命的目的何在？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以革命的方式达到目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的殖民入侵与文化冲击，呈现出了多重尖锐复杂的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于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封建制度从被“改革”到彻底被打破了，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但令我们遗憾的是，制度的打破并没有促成思想的解放，封建观念仍然没有被撼动，辛亥革命的失败无疑说明了这一点，于是启蒙思想者们试图在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理论纲领”，以此来重构中国社会制度，并将其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中国的革命现实问题，却让身上既背负着五四启蒙任务，又无法克服自身传统束缚的五四知识分子出现了群体转向革命的趋势，从五四“文学革命”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新文学的创作者们经历了一场由“个人”转向“集体”的聚变。在无法彻底摆脱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级转向了国家利益，这是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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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与政治之间

第一节  冯雪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中国化过程中无法逃避的问题，它同中国的历史变革、时代主题和文艺传统息息相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容与复杂的运动轨迹，从而形成了人们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同属上层建筑的，它们共同受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就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恩格斯也认为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学、艺术、政治、宗教、哲学等，它们的发展是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这也就意味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学与政治虽共同服务于物质基础，但他们的关系应当是上层建筑中平等且相互作用的。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主要来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因此在苏联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文艺的普列汉诺夫，以及后来的卢那察尔斯基也自然成为了五四时期人们关注的对象。冯雪峰和鲁迅都系统翻译过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述，对他们的文艺理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一、以俄为师

普列汉诺夫基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但在他看来，同属上层建筑的文艺需要通过“中间因素”来和经济基础发生关系，从而才能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普列汉诺夫把上层建筑按距离经济基础从近及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政治和法律，第二层次包括科学和道德，第三个层次则包括哲学、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而他所说的“中间因素”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且相互作用的力量体系，在这个力量体系中，处于中心的是社会心理层次，而这个层次是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阶级等带有普遍性的习惯、情感、动机、道德等精神状况。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在阶级社会中，所谓的中间因素，最主要指的就是政治、阶级斗争。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化，在强调二者具有独立性的同时，将上层建筑分成不同的层此，提出了文艺反映物质基础的实现途径，即“中间因素”。在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下，政治、阶级斗争就成为了俄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分歧，这也同时展现了二者对于俄国社会现实的不同认识，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他反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直接跨越资产阶级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为此列宁则针锋相对，提出了俄国社会的特殊性使得革命任务异常艰巨，所以通过暴力推翻腐朽的俄国政府是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在十月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政治理论上出现了分歧，但就文艺理论贡献而言，列宁还是十分推崇普列汉诺夫的，他认为如果不研究普列汉诺夫全部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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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的平衡

如何在文艺与政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二者相互促进，既能促进文学的发展，又能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冯雪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意味着冯雪峰需要审时度势，即在什么条件下需要从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什么条件下需要从文学的角度看政治，在什么条件下要从政治与文学两种角度互看彼此。然而这个度要如何掌握呢？冯雪峰将李大钊视为革命偶像，并在其感召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述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李大钊对冯雪峰的影响是深远的。李大钊在《这一周》中，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研究它如何同中国的政治经济相结合，这一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冯雪峰显然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他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冯雪峰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佐证，又是他在具体文化事件中采取行动策略的依据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道路初探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革命性特征，使得政治成为了那个时代社会与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话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身负五四启蒙使命的知识阶级由关注“个人”转向了关心 “国家”，于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左翼文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左翼文学发展的势头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显示出了其强劲的发展态势。可以说左翼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变革及政治现实密不可分。

从 1926 年 5 月北伐开始，到 1928 年 6 月北伐军进入京津，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作战演变为彼此兵刃相见，北洋军阀虽然以覆灭为结局，但在这期间，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与复杂角逐，使得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国共两党本来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振兴中华的共同目标下，已达成共识，但北伐前夕的“中山舰”事件却将蒋介石推向了权利的巅峰，与此同时暴露了国民革命军内部的重重矛盾，为了稳定时局，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以退让求团结。虽然在此之后，共产国际方面、苏联代表、共产党都意识到了这一做法不妥，企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利，为此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蒋介石此时早已羽翼丰满。与此同时，列强因在华的巨大权益，也在利用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作文章，因此，在列强的诱迫与江浙财阀的支持下，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了政变，中共则在南昌发动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中共的“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以及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从 8 月到次年的 6 月，中共又先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规模不同的起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创建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在血的教训前，中共开始反思“右倾思想”带来的种种弊端，于是在极力“反右”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过“左”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也影响到了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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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因缘聚汇.................... 75

第一节 相识与相知........................ 75

一、基于误会.............. 75

二、志趣相投............... 79

第四章   冯雪峰对鲁迅传统的阐释与建构 ............ 95

第一节 冯雪峰对鲁迅思想的阐释与建构............ 95

一、冯雪峰对鲁迅思想的阐释概述...................... 95

二、鲁迅思想官方化阐释中的内部分歧 ............. 98

第四章   冯雪峰对鲁迅传统的阐释与建构

第一节  冯雪峰对鲁迅思想的阐释与建构

冯雪峰对鲁迅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就开始了，1928 年 5 月他的第一篇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发表于 1928 年 9 月 25 日《无轨列车》第 2 期）就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的论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较为客观、公证的态度评价了论战双方，虽然文中论述还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但却真实地表明了冯雪峰对鲁迅的理解和拥护。从此之后，他便以朋友、学生、同志的身份开始了和鲁迅的亲密交往，成为党联系鲁迅的一座坚固的桥梁，同时也开始了他对鲁迅深刻而富于开创性的研究，冯雪峰也因此成为了 30 年代至 50 年代鲁迅研究中最有权威的人士之一，为中国现当代的鲁迅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冯雪峰论述鲁迅的文章共有 40 多万字，他对鲁迅的全面研究是冯雪峰进行鲁迅官方化构成的基础。 然而在以冯雪峰为代表的对鲁迅思想进行官方化阐释的主流派内部，却存在着诸多观点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背后蕴藏了不同的策略，同时也揭示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一、冯雪峰对鲁迅思想的阐释概述

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受重视的，李长之在 1936 年出版的《鲁迅批判》中，在对鲁迅作品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却认为鲁迅并不是一个思想家。冯雪峰的意见则相反，他在《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一文中明确地表示：“把鲁迅当作思想家来看……他的思想是衬托在珠宝一般的诗的智慧和语言里的。他的新颖深切的诗感和丰厚的诗的情绪，和他的反映了中国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优点的文学上的特色，就丰富了他的思想，使他的思想深厚化，并增加了无限的活力和光辉。他的艺术的力量使他的思想在传播上能够‘不胫而走’”。冯雪峰把鲁迅的思想以 1927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鲁迅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一个唯物论者，，后期则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冯雪峰看来鲁迅思想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从前期到后期这一过程的转变，因为这一转变是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谈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大屠杀革命人民，对他的刺激上特别深刻的。他目睹黑暗的血腥统治又在笼罩着中国。一方面，他也看见共产党在坚决地继续领导着人民，使革命深入的发展；他自己又已经认真地研究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时候据我看来，对他自己来说，他就正好处在对自己过去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的、向前发展的自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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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鲁迅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对鲁迅的研究也因其巨大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成为了一门人们公认的显学——鲁迅学。鲁迅学在经历了学理研究，政治解读，甚至宗教式的崇拜后，其研究方法也归于客观化，学界开始以整个人类历史为背景，将鲁迅这一精神文化实体做历史主义的评价与全面的辩证分析，力求从多角度、多侧面将鲁迅学系统化、科学化，这是鲁迅研究的一个趋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作为个体的鲁迅是无法脱离时代影响的，这也就意味着作为 20 世纪的文化巨匠，其自身一定带有 20 世纪中国社会时代的印记，这也是力求对鲁迅研究客观化应该秉持的一种观点。文革十年，让人们对鲁迅学的抽象化、政治化心存芥蒂，其结果就是人们将去政治化作为鲁迅研究回归的标志，而由此走入了学术化研究的轨道。然而无论采取什么研究方法，鲁迅终归是一个生活在 20 世纪社会现实中的人，他无法脱离时代的影响，20 世纪中国社会的特征不可避免地也会体现在鲁迅身上。20 世纪的中国社会饱受了战乱的苦痛，但同时也孕育着思想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让中国人看到了建立一个比肩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希望，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奋斗的目标，然而奋斗的过程是充满曲折和艰难的，“以俄为师”的经验模式虽然为中国革命带来过很大的帮助，但同时也因为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问题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出现了或“左”或“右”的思想倾向，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这一中国化道路的具体表现。

鲁迅作为 20 世纪最具争议的人物，其身上体现了五四以来启蒙思想的深刻印记，然而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又不得不让他以理性的思维反观启蒙思想所带来的一些弊端，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恰恰也是以解构启蒙的姿态出现了，于是鲁迅在批判自我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很多观点，从此和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构建鲁迅传统、弘扬鲁迅精神提供了依据。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对鲁迅传统的官方化构建不但是那个时代鲁迅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时代特点而言，它还展现了文学与政治复杂的运动轨迹，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鲁迅传统进行官方化构建的过程就是展现20 世纪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范本。这一范本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弥补了冯雪峰研究领域中角度单一的缺憾。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在外族入侵、内战频繁的动荡中拉开的序幕。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战乱的状态，革命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程度、扩大了政治竞争的范围，于是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难免带有了政治性，当然文艺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西方启蒙思想遭遇中国传统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了迷茫，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在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于是人们开始将马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纲领加以实践，这一实践在思想文化领域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鲁迅同共产党人一起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这也是鲁迅传统可能被官方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也开启了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鲁迅思想的开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