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本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针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状态的普遍化而提出的，该理论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主体间交往在由自在向自为的演进中所呈现的负面效应，进而引入生活世界及系统的概念，从而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潜在的深层矛盾，并提出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构建合理社会的方案。交往行为理论既揭示了西方世界中不健全的、走向异化的交往对于建构合理社会关系的阻碍与破坏，又从启示了自由平等的交往对于建构合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颇有现实感和理论活力。在我国正值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它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已十分普遍的异化现象，从而努力完善交往系统，防止和及时消除工业文明中可能出现的异化状态，克服和抵制潜在或显露的拜物主义和技术崇拜，发展社会主义平等、自觉的交往实践。

   郝一峰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个体系详尽的理论，它旨在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引向更为深刻的领域，采用了更为独特的视角，通过阐述交往与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辩证关系和现代社会中交往行为的重要地位，勾勒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特质。哈贝马斯本人与中国关系友好，曾几次来华，他的理论对话效应对于中国当代构建“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内涵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内涵中有以下两点值得中国借鉴，尤其是正值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对经济指标的刷新和社会问题频发，社会结构的多元趋势和各阶层的交往关系发生变化。

    （一）劳动的过度合理化导致交往的不合理化

    哈贝马斯（Habermas，Jürgen【德】）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典型批判理论，而其批判的落脚点是劳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化。哈贝马斯认为，劳动与交往是人类两大基本行为方式。劳动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也叫工具性行为，这是一种具有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强调行为目的、行为手段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劳动或与目的理性活动是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这些预测本身可以被证明为有根据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分析的知识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价值系统）和普遍准则的推论。这些推论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目的性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1]这段理论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劳动，是人类追求自己的生存目的的活动，是建立在人介入自然的一系列行为基础上的活动，它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其价值取向是特定的理性目标的实现，是功利性的。而与之不同，交往是一种主体间行为，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简言之，劳动偏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尺度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是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但是这种劳动与交往的总体合理关系并未建立。由于科技飞速发展，劳动的“合理化”不仅实现，而且在无以复加的迎合“科技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这种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的合理关系，把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使人无可挽回的沦为工具，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之下。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压倒并同化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使人与人的交往完全成为工具理性内部的一丝“默契”。因而，要想避免技术社会对人的异化，就要建立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二）对工具理性“否定之否定”式的批判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提出，针对的核心是工具理性。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不能沿袭传统哲学那样的批判角度。哈贝马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意识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但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表示出了不同意见，因而是一种“批判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所谓“人类的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劳动不是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只是满足生活以外的需要(获取金钱)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的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2]这种异化的劳动本身又生产出了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劳动的劳动关系，最终导致了在社会关系上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

    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中推导出“物化”的概念，用以表示原初不具有物的形式的东西如意识、理性等转变成为物，表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化”关系中，关键或基本的东西是“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4]，这也就是所谓的形式理性或者工具理性。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就是物化或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式理性就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要消除这种形式理性导致的物化，就必须重建批判理性，这也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工具理性批判开辟了道路。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对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分析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前者说明，政治精英故意改变了大众的反抗功能，用主观自然来反对合理化；后者则表明，商品的物化形式蔓延到了文化领域当中。霍克海默等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把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观念本身，至少是当作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的理性观念本身。这样一来工具理性批判就很容易变成对现代哲学的全盘批判，对现代社会的全盘批判，以及对理性本身的全盘批判。以这种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批判作为核心，批判理论就成为单纯的批判理论，而失去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他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质上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发达、其运用范围无限扩张的历史，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正产生于此。在他看来，工具理性的实质在于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但是，与别人不同，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看作是一个更广范围的理性概念的一部分，把工具理性的扩展看作是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之核心的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一方面，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比工具理性范围更广的理性概念，即交往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当作是交往理性这个全方位的理性概念的内在向度之一。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把这种态度从其他态度中分化出来，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各自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知识和计划进行沟通，也是整个交往行动的重要内容。所以，工具理性并不内在地就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东西。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环节，它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同时又受到理性的其他环节的制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了毛病，并不在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在于工具理性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工具理性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它逐渐脱离了理性——也就是交往理性的其它环节，独立出来，越来越膨胀，甚至反过来压制理性的其它环节，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要克服这种局面，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自己的合法范围内——用它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但是，在处理这些工具性、技术性问题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我们还有其它问题要解决，还有其它价值要尊重。

    综上所述，马克思、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秉承西方传统理性，将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必须要扬弃工具理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更是具有了后现代的倾向。而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批判”还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并将交往理性引入批判中，并深刻阐释两种理性的关系，认为只有重建交往理性，才能真正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对人的统治，恢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

    二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21世纪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卓有成效、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思想意识大幅度走向成熟与理性的重要阶段。在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本文所论述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践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慎重对待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自有它合理的部分，因而能够被冠以“理性”。从较为中性的角度来看，所谓“工具理性”，实际上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因此，这种理性的优势在于简单务实的结果意识，目标明确的实用倾向。这种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是相当必要的。工具理性的张扬，是激发人征服自然、开发自身潜能、实现主客体对象化与非对象化进程的内在动力，是实现个人奋斗、创造社会财富的价值尺度，是社会进步的强力助推。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理性社会注定了工具理性的不可或缺性。工业文明以来，工具理性作为维系社会的原则渗透到社会的体制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工具理性以其效率功能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文明，同时，工具理性也为人类提供了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路径。当然，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也是被西方哲学界普遍批判的。但是，工具理性批判必须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不在于偏狭的否定工具理性，而是对工具理性超越其功能领域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进行反思，从而全面认识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实施理性的监督和控制。

    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还是思想发展特征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当代中国对待工具理性绝对不要滑向“全盘否定”的泥沼。总的来讲，西方社会是经过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积淀，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和规律，即“从容发展”。这一发展阶段，是长期以来工具理性张扬的结果，是不断竞争和扩张的结果。而到了资本主义的晚期，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天经地义”的规则遭遇到的普遍质疑。因而，西方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才会有相当的社会历史基础。而相对发展滞后的中国社会，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仍处于发展阶段。因而当代中国社会对待工具理性，还应以“拿来”为主，而尚未达到需要全面反思的层次。比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最终还是要落在“发展”二字上，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硬道理”。因此，现阶段的中国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始终不渝的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些无疑需要以科学技术为最新形式的工具理性支撑。另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说到底还是一种理性。而西方社会的思想具有相对完备的理性传统，而中国并不具备与之对应的理性传统，或者不具备理性批判的能力，因此对待工具理性，需要结合中国当前的形势和国情，构建相对应的工具理性批判支点。

    （二）优化社会各阶层的交往关系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极大解放，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统领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观念，为中国树立了生存与发展的尺度。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竞争，优胜劣汰，这些充斥着西方文明标榜其发展观的理论范畴，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指标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工具理性并非是人类发展的唯一理性并可以一劳永逸的依赖下去。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期，工具理性以其一往无前的开拓气魄和高速高效的开发进度，指导人类创造了惊天动地的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然而这只是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而更为高级的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社交需求，得到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会随着人的基本物质得到保障、物质生活丰富之后逐渐成为新的“饥饿”。尤其是作为社会的基本成员，人与人的交往是人作为“人”的类的价值的基本需求，而物质生活是人与动物差别不大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寻求和建立人际关系，同样是人类的本能，是内心活动的基本驱动力。人是有意识的主体，，是文化的存在物，只有在与人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人才能形成并保持自己的内心活动，才能成为有别于他人的自己。交往使联系成为可能，所以它是人的心理需求，而且是基础性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往是人类本身进化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交往行为的普遍合理化构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除了带来经济的腾飞，一个更为宏观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这一转变必然带来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形形色色的社会利益群体、社会成员、多元化的部门群体，从行业、区域、行政级别等不同角度分化出了相当数量的新兴社会主体成员，因此就存在着来自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的需要重新对待的社会群体关系的梳理和重构。“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就是保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保障社会的平稳发展，各社会阶层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和睦相处，平等交往。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恰恰体现了群体的和谐思想。

    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的合理，而社会的阶层分层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框架，所以阶层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阶层和谐从根本上表现为不同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和谐，在机制上就是不同群体间利益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尤其对社会底层群体而言，对公共事务能否有平等地表达自己利益的机会，他们的利益能否得到尊重，将最终决定他们的处境和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5]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摆在中国面前异常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国家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有必要向这些群体利益倾斜。从根本上讲，人与人的关系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利益关系上。因此，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和协调有助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互助互动，有助于社会成员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中互敬互爱，尤其是“社会中、高阶层的人”和“社会底层的人”的关系。相比之下，处在社会中、高阶层的人拥有更多创造幸福的条件和更好追求幸福的能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创造幸福还是追求幸福的资源都显得贫乏，而幸福标准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社会既然很难用一种统一的幸福尺度衡量各阶层的现实生活状态和主观心理感受，那么，就应该向所有社会成员敞开幸福之门，而不应该把某些群体拒之幸福的大门之外。[6]和谐社会，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人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构建作为重要实施标准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化交往行为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交往行为相较劳动行为，更能够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诉求。

   引注：

    [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P4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P43-4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P47-48

    [4]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P89

    [5]罗志发，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和谐社会意蕴，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08期

    [6]江应中，主体间性：幸福感的价值观，光明日报，2008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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