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的依据_为什么要农村包围城市_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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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经过两年多的农村红军游击战争和多次会议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党内和红军内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农村斗争与城市斗争的关系、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夺取全国政权中的作用，则不十分清楚，甚至有错误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看法上：“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上述理论的错误及其来源，指出这些理论是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情的，论述了只有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毛泽东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的主要群众，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不是在若干近代工商业大都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就把广大农村变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毛泽东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曾对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特殊现象及其和红色政权存在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再次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它们分别扶植不同的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他们相互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样，“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边界地区的农村，更易于红色区域的发生和发展。
以上两方面说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条件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此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针对一部分同志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主张一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以及“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毛泽东着重阐明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他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第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指出，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在估量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时候，也要从实际出发，要透过现象看实质。既要反对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又要反对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都是不切实际的估量。
毛泽东针对当时革命力量比较弱小、容易使一些同志发生悲观念头，“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等等情况，着重分析了如何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
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主观力量的弱只是相对的。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引起革命发生、发展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然后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还说：中国革命“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7、98、99页。）
以上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红色政权在半殖民地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强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要“必须这样”做，即必须走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这里已没有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关于“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最大任务”、“农村斗争的发展”是“帮助城市斗争”等提法，表明毛泽东已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基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理论。
（4）注重实际调查，反对本本主义
党内为什么有不同意见、有争论？重要的原因是遵循的思想路线不同的缘故。只有遵循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毛泽东深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感到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于革命斗争具有极大的危害，他在批评那些认为有了“本本”，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利的错误想法时说：这些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为此，他在论述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同时，也著文阐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批评了错误的保守的思想路线。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总结了党内争论的经验，阐明了调查工作、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性，实际上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实际上批评了那种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第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完成民主革命、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
第二,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这种对待“本本”的错误态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无疑是要执行的，但是，“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总之，对待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也好，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好，贯彻执行都必须了解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联系到在2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强调中国同志要了解中国情况、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注重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了解中国情况，纠正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就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113页。）他说，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就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
毛泽东身体力行，在激烈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还经常利用战争间隙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调查材料。在中国革命严重转折关头，他能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造才能，探索出复兴和发展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与他一贯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
（摘自何沁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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