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的开山祖师是_开山祖师后一句_儒学与现代化：港台新儒家的文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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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现代化：港台新儒家的文化宣言

  时间:2008-01-28 09:20    来源：中国台湾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翟志成

　　摘要：论述鸦片战争后，以儒学为体的中国文化在西潮冲击下败退，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把中国文化与救亡对立，鄙弃中国文化而拥抱西方，演成全盘反传统运动。当代新儒家则认为要救亡则必须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民主科学，中国文化不反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可同冶一炉，而不是全盘毁弃中国文化才有民主科学。第一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未能像西方孕育出科学，主要是欠缺西方文化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为求善而发展出向内认识和控制心灵的内省功夫，太过重视实用知识和正德、利用、厚生价值，无视西方向外观察认识控制客观世界的理论与方法。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具有超越精神，中国心性之学乃文化根本，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中断，是因为中国文化有万古常新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中西文化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国欠缺科学民主，必须学习西方；而西方人至少在当下即是、一切放下、圆神智慧、温润悲悯之情、文化悠久智慧、天下一家情怀等五方面向中国文化学习。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西潮的冲击下不断地节节败退，而愈来愈多的中国知识人，也开始把中国文化和「救亡」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文化对「救亡」大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愈来愈多的人愈来愈鄙弃中国文化而拥抱西方。这种思想偏向，发展到后来，遂演成了「全盘性反传统」的五四运动。

　　以胡适和陈独秀为首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都把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视为「救亡」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且，他们又都把民主和科学，视作现代化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他们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和民主与科学是水火不兼容的。陈独秀把民主称之为「德先生」，把科学称之为「赛先生」。而为了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便必须全盘摧毁中国文化。

　　当代新儒家的甫一现身，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为「救亡」而必须摧毁中国文化的主流论述。当代新儒家坚决否认中国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同冶于一炉的炭与冰；他们坚决否认中国文化是反民主的和反科学的。

　　当代新儒家认为，中国的「救亡」大业，本来就涵盖了「救国」、「救文化」和「保种」这三个层面。正因如此，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所谓为了「救国」和「保种」而必须先自毁其文化，其实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反向操作，是一种「生心害事」的危险思维。

　　因为这种批判，当代新儒家还必须克就两个为什么——亦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和科学」，以及「为什么不能认为中国文化既反民主又反科学」——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第一代的新儒家，主要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等人为代表。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曾不约而同地以价值系统的不同，来说明为什么中国文化未能像西方文化那样孕育出科学。据梁、冯二氏的说法，近代西方文化之最高价值在于求知，而客观的对象是在心外而不在心内，为了取得客观的知识，西方文化便发展出一整套向外观察、认识和控制客观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就是所谓的科学。中国文化过去最高的价值在于求善，而世间一切的善又被认为在心内而不在心外，为了寻求和实现内具于心的善，中国文化发展出一套向内认识和控制心灵世界的内省功夫。冯友兰断言中国文化在过去之所以「未能」产生科学，纯粹是「按照她过去的标准，她毫不需要」科学。 换言之，此「未能」并非「不能」，而只是「不为」。

　　第一代的新儒家虽以价值系统的不同取向，说明了不反科学的中国文化，何以不能孕育出科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反民主，以及中国文化何以不能孕育出民主，第一代的新儒家却一直未能作出有力的说明。一九四九年之后，而第二新儒家远走香港和台湾，成了港台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以熊十力的三大传灯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与逃到台湾胡适为首的自由派，继续就中国文化是否与现代化水火不兼容的老问题，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论战。

　　为了针对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各种批评和攻讦，作出其整体性的回应，港台的新儒家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名，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本文的重点，端在呈现此文化宣言的缘起，以及其论述上的理据、策略和技巧。

　　宣言以中文版率先在一九五八年元月号的《民主评论》刊出。全称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全文约四万字，共分为十一节。第一节为「前言」，申明四人发表该宣言的理由。由第二至第四节，则着重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根本不同之所在，以及西洋人惯从自己的文化立场，来衡断和批评中国文化所造成的种种不幸的误解。第五节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自有其超越的宗教精神。第六节说明中国的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根本之根本，核心之核心，西洋人欲要对中国文化有正确了解则必由此通路进入。第七节说明了中国文化何以能延续了数千年而从不中断。由第八至第九节，则反复重申中国文化何以会不反科学和民主，且不缺科学与民主之萌孽，然而却一直不能从中产生出近代科技与民主政治的最根本理由。第十和第十一节，则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不仅有万古常新之永恒价值，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不仅中国文化必须善学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亦必须善学中国文化，两者必须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以取长补短，各自救济自己之欠缺与不足。

　　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宣言可视为港台新儒家对胡适等人的五四论述的全面反驳。新儒家的驳诘，，又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宣言的第一至第七节，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国人对其国族文化的特殊情感的强调，藉以否认由西方启蒙理性所建构的带有普遍性和普世性的规范、法则或标准，正如胡适等人所言，可以完全移植和套用到中国来，而不会因之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流弊和毛病。

　　港台新儒家最有创见和最具特色的地方，端在其第二部分，亦即在宣言的第八和第九节中所讨论的科学与民主这个部分。梁漱溟与冯友兰就都曾以中国文化的纯粹「向内求善」为理据，证明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完全是缘于中国的古人对于「向外求知」的科学的「毫不需要」。 不过，港台新儒家却舍此道而不由。因为，经过了胡适等五四领袖数十年来的教育和宣传，科学与民主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港台新儒家强调，中国文化之所以欠缺西方「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并非如五四反传统人士所攻讦的那样，是由于国人太过沉迷于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等无用之学，而忽略了实用知识和国计民生。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之所以欠缺科学精神，完全是由它太过重视实用的知识，太过重视「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因之难以「放纵」自己进行任何「无用」的活动；而西方人「为求知而求知」的活动，在过去的中国人眼中，看起来反而是一种「无用」的活动，反而是一种「玩物丧志」；因为，这一类的活动，无论和实用方面，还是和「正德」「利用」「厚生」方面，都无任何直接的关连。它们其实是庄学的「无用之用」。然而，唯有「无用之用」，始堪「成其大用」，这是庄学的一个吊诡。西方人正是从「为求知而求知」的、看似「无用」的活动中，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和富国强兵的「大用」；而中国过去的文化却正是由于它太过着重实用，所以纔会发展不出现代科学精神和富国强兵的「大用」。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暂时不再思及实用和正德利用厚生者，反能大大地成就和发展了实用和正德利用厚生；而念念不忘实用和正德利用厚生者，却反而使实用和正德利用厚生，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和更高发展。这是庄学的又一个吊诡。

　　同样地，港台新儒家也坦白承认「中国历史文化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之建立」，坦白承认因之中国之政治历史，「遂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坦白承认中国今后政治之光明前途，「只有系于民主政治之建立」。中国文化中既存有民主政治思想之「根源」，至少亦存有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为什么不能建立其类此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港台新儒家在文化宣言中，把原因归咎于国人之政治主体的未曾建立。不过，这样的解释，却难以令别人，甚至令港台新儒家自己感到满意和心安。因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港台新儒家也是一群「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文化决定论者。 对他们来说，既有民主思想的「根源」或「种子」但长达数千年竟无民主「制度」的产生，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而在逻辑上也是一个不通的悖论。牟宗三后来在《政道与治道》中，企图以中国文化之道德主体的充量发达，特别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向上发展，喜欢从「天地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物我双忘」、「首出庶物」等方面痛下功夫，以致使道德主体愈讲愈高，而把政治主体和知识主体隶属于道德主体之下，使得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之间，道德主体与知识主体之间，呈现出一种「隶属格局」(sub-ordination)，而非一种「对列格局」（co-ordination）。牟宗三强调，「对列格局」是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发展科学和建构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或宗旨之所在，中国要发展出民主政治，则必须学会把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之「隶属格局」，改变为「对列格局」，而其发展科学的路向亦与此相同。

　　文化宣言的最后两节，集中提出了西方人至少在五个方面，亦应向中国文化学习。其一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其二是「圆而神的智慧」，其三是「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其四是「如何使其文化悠久的智慧」，其五是「天下一家之情怀」。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西方人将能克服其权力意志和征服意志，以及学会重视其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珍惜其文化的价值，并恒对其他民族及其历史文化自身发展之要求，表示出一种敬意与同情。只有做到这一点，近代之宗教战争、民族国家之冲突、经济上阶级之冲突，纔能逐渐缓和甚至避免，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纔有可能调整，而西方文化纔有可能长久兴盛发达，世界和全人类纔有可能谋求真正的和平。

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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