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先生和他的民族学博物馆事业

在中南民族大学成立60周年之际，以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事业为线索，回顾吴先生对我国民族文物工作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在中南民族大学创建的民族学博物馆事业，也借此展现我国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发展进程。

一、吴泽霖先生简介

吴泽霖先生（1898年－1990年），生于江苏常熟，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1922年毕业后留学美国。1927年获博士学位，取道欧洲考察后回国，1928年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30年代初，他和孙本文、吴景超、陈达、许仕廉等人先后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并组织定期出版学会刊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泽霖先生随大夏大学的部分师生内迁贵阳。1941年2月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兼教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泽霖先生先后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2年，他调到中南民族学院（今中南民族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会、北京市社会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和湖北省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1990年8月2日，吴泽霖先生逝世，享年92岁。吴先生生前遗嘱将所有积蓄捐出成立奖学金，目前“吴泽霖教授奖学金”已经成为中南民族大学学子最高学术荣誉的象征。

吴泽霖先生是我国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的专家和创始人。20世纪30年代末，他随大夏大学内迁贵阳时就开始注意搜集各少数民族的文物资料，并举办民族文物展览。他还是我国在大学中提倡设立民族文物室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到他87岁高龄时，他还亲自撰写了《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一文，对我国博物馆的性质、发展、功能、类型等做了科学的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构想。80年代吴泽霖先生到中南民族学院后，亲自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博物馆，同时还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人类学词典》。

二、吴泽霖先生的民族文物思想

民族文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物，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在文物之前加上“民族”一词，就是表明文物的所属性质，即文物是民族的、带有民族性的文物。用吴泽霖先生的话说：“凡能反映各少数民族在生产上、生活上的基本情况的一切事物，都是少数民族文物。民族文物既是反映生产和生活情况的实物，它必然带有某种民族风格的烙印。”具体深入到民族社会生活中，民族文物可能是“用牛角尖镶的木锄”、“矮几”、“矮凳”，甚至可能是“毛主席万岁”等标语。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大家庭，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各具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民族文物就是民族文化中一种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并承载着各种民族文化信息的历史遗物。吴泽霖先生曾说：“无论哪种文物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在真空里。每件文物都是有它的历史；它和人结合在一起，从它的制作起一直到它的消灭，在人们的生产上、生活上都发生一定的作用和一定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民族文物这把特殊的钥匙，去认识许多民族文物反映出的阶级关系和民族特点。通过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社会的性质和民族的面貌。他同时指出民族文物工作的意义，“我们的文物工作是为了给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资料。通过科学的收集、整理和展出，使各族人民因本民族的文化成就受到尊重而感到温暖，同时因整个祖国文化的丰富多彩而更自豪，感到生长在这样伟大的祖国是幸福光荣的。”

三、吴泽霖先生谈民族文物收集的工作方法

民族文物是一个民族在社会发展中遗存的历史见证物，它承载着民族在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工艺美术、科学知识、宗教信仰、家庭及组织关系等多方面的重要信息。民族文物收集的重要性正是在于文物本身所承载的这些历史文化信息，它为后人认识和研究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打开了一扇窗。虽说凡能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社会变迁和发展成就的一切实物都可称为民族文物，可是在收集民族文物的工作实践中，并不是一切可以称得上民族文物的实物都要加以收集、保藏。吴泽霖先生指出收集民族文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它要求民族文物工作者首先具备相关的历史学、艺术学、民族学和各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它还需要文物工作者要遵守以下工作方法：

（一）到民族中去认识民族文物活的一面，在搜集时准确选择富有代表性的文物。“民族文物收集者就必须在进行工作的那个民族中居住较长的时期，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体会他们的生活，然后再进行工作。这样才能准确地选择富有代表性的文物，才能详尽地、亲切地记录每一件文物动态的一面。”

（二）虚心学习，广交志趣、兴趣相投的朋友。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要博学各方面的知识，“在收集和初步整理的过程中，必须虚怀若谷，处处请教较为内行的人。从他们的帮助中得到启发，，发现问题得出初步的结论，以供专家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接触群众时，应注意吸收争取对文物有知识有兴趣的当地人参加，并在工作中加以培养。这样非但提高了这些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正确认识，便利了收集工作的进行，更重要的，事后如需补充收集或充实有关资料时，我们就有所依靠了。”

（三）实事求是，尊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虽然一般文物个别的或孤立的都是死的东西、静的东西，但是全面的或发展来看，都有它活的一面。”如果民族文物收集工作盲目收集，草草了事，“了草记录，形式上虽给博物馆积累了许多实物，但供作科学研究或宣传教学的参考时，由于资料的残缺不全，就无法被系统地利用，实质上变成了废物。更坏的，有时错误的说明或记录一旦误被采用还会招致事实上的混乱，引起有关民族的不满以及其他严重的不良效果。”

（四）相信人民群众，维护民族团结。“在收集的过程中，更应依靠群众。一个人地生疏的文物收集者，只靠自己的两只眼，一对耳朵是发现不了多少东西的。搞好群众关系，利用群众的耳目，来扩大收集的接触面是收集工作的基础。”“进行收集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与少数民族群众发生接触，健康的接触可以促进友好的民族关系。”

（五）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利益。在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感情，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友好关系，避免一切不正当或错误言行，“这是文物收集工作者应当非常注意，必须避免的。”

（六）根据自身情况，有计划、有目标地收集文物。文物收集，如果是个人行为，可能要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情况和兴趣爱好。如果是博物馆收集，则要考虑到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类别、馆藏情况与需求、物资和技术的保障能力。“所以无论哪一种收集都必须于事前明确目标，确定范围，拟定初步工作提纲，然后再实现规划的过程中才能展开有计划、有步骤的收集，不致产生乱抓乱收的自流或混乱现象。”

（七）科学地编号记录，妥善做好保管、运输和馆藏工作。民族文物在收集过程中就首先要做好文物的各项记录工作，“第二步就须进行科学的编号，整理初步记录进行鉴定分类，提出问题，写成总结报告，在可能范围内将文物展出请专家审核以便作最后的修正。”民族文物搜集到手后，要妥善保管、运输到保藏地点，登记信息入馆保藏，文物收集工作这才宣告完毕。

四、吴泽霖先生的民族文物工作实践

1935年，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学会的代表参加了由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周览团”，沿途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我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触到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吴泽霖先生从此由一位社会学者开始转向并发展成为中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实践的行动者。

1937年，吴泽霖先生跟随上海大夏大学辗转搬迁到贵阳，此后在贵阳生活了3年时间。在贵阳的3年时间里，除正常的教学之外，吴先生还积极投入到实地调查中。他使用当时先进的影像记录设备——照相机，记录下了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和文化习俗，为后人研究贵州民族文化留下了珍贵资料。吴先生积极组织学生到民间去征集少数民族的文物，并在大夏大学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费孝通先生曾对吴先生如此评价：“吴泽霖先生一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吴先生把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和征集到的民族文物进行了布置展览，赵培中后来撰文回忆说：“1940年在贵阳举办了三次贵州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这是少数民族文物在贵州第一次公开展出。”

1941年春，吴泽霖先生调到西南联大任教，此后他在昆明生活了5年时间。在云南生活期间，吴先生亲自和积极组织学生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同时征集了许多少数民族文物，拍摄了当时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和文化习俗的珍贵照片，并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举办了公开展览。1946年，吴先生说服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用3000美元重金收购了一批由台湾运回大陆的高山族的珍贵文物，清华大学建起了民族文物陈列室。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组织了有学者参与其中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去访问，并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介绍国情知识。1950年，吴泽霖先生参加了中央组织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去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并借此机会又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收集了大量的民族文物，并且还把收集到的民族文物在贵阳举办了一次公开的展览。赵培中后来回忆：“访问团回京后，经刘格平同志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后，政务院决定，为了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并经刘格平、郑振铎的推荐，由吴老主其事，在马学良、李有义和庄学本等同志的协助下，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在北京故宫三大殿展出了三个月。”“这次展览闭幕后不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就组建了一个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并任命吴老为主任。”

1952年，吴先生又积极参加了由中央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央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赴四川、西康（今四川省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视察。当时，作为实习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张正明后来回忆说：“吴先生和李先生（李有义）以其丰富的经验,指导我们做调查研究。他们教给我们的不止有方法和观点，还有更为重要的对少数民族的满腔热情。他们和少数民族同胞交往，总是那样诚恳；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文物,总是那样珍爱。”“为了采集文物，吴先生带着助手赵培中，经常辈忙在康定城里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寻访作坊、锅庄、民居和寺院。”

1953年至1958年，吴泽霖先生在成都工作。杨元芳和李家瑞在纪念吴先生的《我国民族文物工作者的楷模》一文中说：“吴先生是应当时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王维舟同志的亲自邀请而来到成都的，虽然主要主持民族文物馆工作，但对教学、科研、学校的基本建设等均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充实文物，先生无私地赠送了珍藏的精美的苗族服饰、刺绣、编织品和银质饰品上百件，以现在（1988年）价值估计约值万余元。另外还有先生从事田野工作拍摄的珍贵照片、底片二百余张。两年之后（1956年），西南民族学院迁至南郊，文物陈列室的文物已增至500余件，陈列面积约500平方米，包括总馆、四川馆、云南馆、贵州馆和藏族经堂，伊斯兰教经堂。在陈列方法、设备、展品等方面均面貌一新，被国内外专家誉为新型的博物馆，成为成都众所注目的博物馆之一，并接待了众多的国内外来宾。同时它在配合民院教学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吴泽霖先生还主动邀请成都当地的传统民间艺人泥人蔡（蔡辑武）、李洪泉到博物馆内工作，并劝说他们收带徒弟，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工作方法的创举，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拓展了新思路和新空间。在1956年6月以后，吴先生同时还担负起主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贵州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

1958年，吴先生从成都调回北京，参加筹建民族文化宫和建国十年来民族工作成就的展览。从1958年吴泽霖被错划为“右派”，到1978年国家民委宣布恢复吴泽霖先生的工作，历史就这样无情地划去了他生命中宝贵的20年。在黑暗动乱的日子里，吴先生“他想利用用这些时间做一些有益的事，在当时条件下，能做的事情就是采集和整理谚语。”吴先生所采集和整理的俗谚资料数万条，其中内容涉及到20多个民族，这为后来的《中国谚语集成湖北卷》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1979年，吴泽霖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团到日本访问考察。其间，吴先生专程到日本大阪参观了新建立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并提出了中日两国在民族文物方面进行合作交流的建议。这无疑是我国民族文物作为国家间文化交流的纽带而体现出的新时代的价值构思，这种构思在吴先生的努力下走向实践。吴先生的开创性工作，使北京民族文化宫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建立了合作关系。赵培中这样回忆到：“这种民族文物工作界合作交流的顺利进行引起了国家民委的重视，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几次研究讨论，在1984年底成立了筹备处，吴老被聘为顾问。”

吴泽霖先生从贵阳开始，直到被聘为国家级民族博物馆筹备处的顾问，时隔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他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为收集民族文物翻山越岭，为民族文物能够走进博物馆并赢得应有的地位而奔走，为少数民族文物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民族博物馆而执着付出，为培养下一代民族文化工作者努力工作。在他的坚持努力下，民族文物走出了国门，成了展现、宣传我国多民族和谐大家庭的一个窗口，并为我国民族文物工作者拓宽了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五、中国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的创建

1982年，已84岁高龄的吴泽霖先生调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工作，他又把建立民族博物馆的种子撒在了美丽的南湖畔。他在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同时，无时不在为建立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博物馆而思索。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他对民族博物馆的构思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学校建立民族博物馆应该是依附民族学学科而建的民族学博物馆，是以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服务为主的民族学博物馆。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别，吴先生还专门撰写了《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一文，为世人解疑，由此可见吴先生治学之严谨。

在吴泽霖先生努力下，中南民族学院把在校内建设民族学博物馆的材料上报国家民委并获同意批示。1984年，在吴先生的倡议和主持下，博物馆得以复建（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1986年，新馆落成对外开放，并正式命名为“民族学博物馆”，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亲笔为民族学博物馆题写了馆名。它是我国国内第一座以“民族学博物馆”命名的专业性博物馆。

如今的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武昌南湖之滨，馆舍建筑依自然地势，按我国传统建筑艺术样式构建。馆内收藏和展示了南方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我国少数民族悠久历史和聪明智慧。现辟有五个展厅，分别是“多彩民族”、“记忆武陵”、“工艺奇葩”、“椰风海韵”、“斑斓霓裳”，主要展示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用具、家具、服饰、银器、织锦、竹编、木雕、乐器、文史档案、宗教器物、书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不少堪称珍品，或古朴粗犷，或玲珑典雅，或装饰华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民族学博物馆作为中南民族大学的教学科研基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保护和弘扬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接待了包括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友好人士、观光游客以及广大大、中、小学生，为宣传我党和我国的民族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武汉市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

赵培中这样评价吴泽霖先生：“他的这种锲而不舍地追求科学、振兴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殉道者的境界。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和最有权威的民族博物馆专家。”

六、吴泽霖先生的遗产

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的第一代民族学家，一生不惧艰难险阻、深入实地调查，为民族文物工作跋山涉水，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著述及调查材料达数百万字。在田野调查和日常工作中，他精心指导与培育后进学者，为我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倾付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作为一名教师，吴先生在讲台上整整工作60年，所培养的学生人数以万计，其弟子遍布海内外。

60年坚持学科实践，60年坚持教学育人。吴泽霖先生曾这样说：“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作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这是一位中国民族学家对生命价值的解释，他用他一生的行为和品格为后世中国民族学学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也是每一个民族学学者都应铭记并传承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中南民族大学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每一位中南民族大学的后学者都应该继承与发扬的精神财富。

民族文化事业是永远的事业，吴泽霖先生为我国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奋斗一生的历程诠释了一位中国民族学家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回望吴先生一路走来的足迹，他撒下的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种子今天都已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是今天国内发展较好的博物馆。今天这些博物馆的继任者们秉承吴泽霖先生的遗志，继续为传承延续这项民族文化事业而努力。

（编辑：   来源: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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