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什么？

  本文关键词：撒种在荆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我也是读中文系，我们的老师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老师讲的很透彻，，我能力太弱没有办法清楚表达，只能引用刚好看到的一篇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杨世海《撒种在荆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的结语。我觉得写的很棒，其内容与我们老师所谈论的观点部分相同：

中国现代文学以关注个体,寻求个人的解放,建立文学的独立价值,积极融入世界文学起始,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未能坚守这一路径,尤其是在政治文化面前,最终走向与政治联姻,成为政治的附庸,文学本身的价值受到极大损害。而西方文学在汲取基督教文化资源的条件下,从中得到启示,坚持对个体价值和尊严的守护,关注个人灵魂,以彼岸照耀此岸,以祌圣超越价值观照此世生存,坚持文学对现实的独立批判和反思,并成就了西方文学的辉煌和独特价值。可见,文学不能仅依托于现实而建立价值,现实本身无法产生价值,要对事实进行批判、反思,才会产生价值,而这种批判、反思则需要一种超越于现实、事实的价值作为观照。基督教神圣灵性的照耀便是一种方式,这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基督教在中国现代的传播,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走进基督教,建立神圣超越价值观照的契机。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也的确与基督教文化发生了全方位的关联,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影响,并且依托于基督教文化资源开掘出不少有意义有深度的话题。但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受制于传统心性结构,对人本性升华和参悟真理的能力过于信赖,以人为中心,纠葛于现实,在救亡的社会需求,非基督教思潮的共同作用下,难以走进基督教神圣超越价值体系,难以接受上帝,或悬置或歪曲,或否定上帝,也就无法走进基督论、原罪观、博爱、苦难观等,最终却走向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拒斥,并且对其他超越资源也保持冷漠态度。有论者说:“他们大都不是由宗教意识而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是由世界观与人生观而建立自己的宗教观,亦即他们大都由自己早已设定的角度去看待与接受宗教。” 这一看法甚为精当。在这种接受模式的主导下,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深入基督教内核从中汲取深层营养,走向对基督教的分解、割裂,直至武断地否定成为必然,也就错过了把文学进一步推向深广的一个契机,失去了为文学奠定神圣基础,为个人价值的确立神圣优先原则的契机,中国现代文学也就难以坚守“人的文学”道路,反而走上一条与政治联姻的狭窄道路,使文学的独立价值大打折扣。显然,这一接受方式是有问题的,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我们的文化传统紧抱光明意识,对人本性升华和参悟真理的能力过于信赖,形成这种以我为本,以现实为用的接受模式,这也是我们接受外来文化的基本模式。当然,这种接受模式有它的优势,它曾成功地把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并把佛教也融入自身文化机体之中,我们对此颇为自得。但因此便认为凡外来文化必得走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道路则值得探讨,有人说:“一种外来文化的渗入必然以对本土文化的适应为前提。” 并认为基督教不能为大多中国社会接受,正是因为它没有去转变自我去适应中国实际要求。但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接受的考察,发现损失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我们自己。以现实需求、“特殊国情”为由随意图解、肢解外来文化,忽视外来文化的根基和完整性,以此接受外来文化是不得要领的。可见,我们在接受西方以神为基础的文化时具有先天的缺陷,值得反思。
（以下内容划重点）
西方文化资源始终以彼岸超越价值或先验原则为基础:基督教传统有一个神圣超越价值一上帝,后来渐趋无神的近代哲学传统也总是有一个先验超越原则,如物自体、绝对理念、意志、存在等等。走不进这种神圣超越价值或先验原则,也就难以真正进入西方文化。比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这些价值理念都有其祌圣或先验原则前提,如果祛除其神圣或先验前提移植到现实中,这些价值很容易变形,最后反而会因现实——“特殊国情”——遭到拒斥。百多年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正是如此情形。然而,这些价值理念却正是西方文化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它们是保障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基本前提,是制约集体对个体任意侵蚀践踏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西方得以不断发展强人的价值基础。其实,中国对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强调始终不够。中国近现代转型,尤其到了今天,我们更需要重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并使之提高到集体之上,确立个体优先原则,摆脱千百年来集体践踏个人的历史循环,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学习西方的东西。然而,我们从现实出发,难以接受这些价值理念,或认为它们无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接受或漠视其背后的超越性思维理念。因此,百多年来我们学习西方一直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怪圈,也就难以成功,总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拉回。
的确,学习外来文化是由自身需要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学习应由现实需要来裁定。我们总是强调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以我为主体,要符合中国实际,“取其精华,祛其糟柏”,为我所用,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但我们似乎没有反思过,这一自我和所谓的实际并没有超越的根基,那么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什么符合中国实际,怎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能是“人”的标准,而这种所谓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或制度一旦被确定下来,就会变相成为绝对权威,难以再对它进行批判反思。在实际运作中,这“人”往往只不过是现实政治权力操作下的“人”,这“人”也就变成了群体,甚至直接过渡为某一既得利益集团,而公众的个体却隐而不显。没有神,不相信超越价值和先验原则的真实性,这“人”就很容易树立自我权威变相成为“神”,让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谋,耍对它进行批判反思就变得异常艰难。中国正是缺乏神,又无法引进神,不相信超越价值和先验原则的真实性,最终不得不让世俗的人或势力树立权威,而且又相信人的自我完善功能,使得我们的批判和反思非常滞后,异常艰难。于是,我们的改革异常艰难,历史的进程每一步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而且历史也总是在轮回。

一边倒的评论看着有点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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