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顺庆先生的学术批评(转载)

  本文关键词：重写文学概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来源于：汕头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摘要：话语是在语言之中并由语言以其在历史进程里形成的语法规则及其历史语境所设定的。作为话语之一种的文学理论话语自然无法跃出其民族共同语所形成的规则系统。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由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所设定的。具体而言：在古代中国，古代汉语设定了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现代汉语设定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最根本处，即从语言本体论的高度来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既然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那么何来失去话语一说？
　　关键词：文学理论 话语 现当代中国 现代汉语
　　
　　文学理论失语论是曹顺庆先生在1996年系统地提出来的：“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1]50、[2]37之后，他又公开发表一系列论文集中地展开探讨此问题，即，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再说“失语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中国文论话语，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重写文学概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此是曹先生独立署名的主要成果，所以本文仅以此为讨论文献。
　　曹先生的思路是：话语是什么，中国文论的话语是什么，当今中国的文论失语了以及其原因与出路何在。以下将围绕着这些论题展开论述直至展示出其思想出发点之无根而导致其结论之谬误。
　　一、文论话语与民族共同语
　　所谓“话语”(discourse)，依曹先生，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的概念，而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3]124在此基础上曹先生就直接过渡到中国文论的话语是什么的论题了。在表面上，这个逻辑的推进是顺理成章的，但仔细一琢磨则会发现是存在大问题的。从话语是什么到中国文论话语是什么的推理过程是需要一些曲折的，其关键是话语与语言的关系。正是因为语言与话语的关联，中国文论话语才在与非中国论话语相区分之中成其为自身。
　　作为建构文化意义的基本原则的话语，是在何处由谁如何设定的？一般言之，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设定的。在表面上，此回答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现象的，其实不然。在历史发展进程里对人类而言的意义是在何时产生的，以何方式表述出来的，在最根源的意义上，是在人类拥有语言的那个时刻产生的，以合乎人们的表达习惯并遵守其规则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这即是说，无论是文化的意义还是作为建构此意义的基本原则都是在语言产生之后在语言之中产生的并透过语言表述出来的。这意味着，作为建构文化意义的基本原则的话语在最根源处是受制于语言的，而不是在语言之外的在意义层面上与语言对等的一个什么东西。在此意义上，话语是在语言之中并由语言以其在历史进程里形成的语法规则及其历史语境所设定的。此是总持的阐释。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即一般而言的民族共同语。正是在此民族共同语里，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性格、观念被传承与展示出来，一个民族才成其为一个民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一个人类群体的概念与想象方式的完整的体系。[4]72-73正是此一完整的体系标注了一个民族的特定的民族性，即与他民族相区分的特质性的东西。而且此一完整体系的完整性凭藉于语言所形成的规则系统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4]75因而，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性格、思想观念在其历史的进程里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正在于其民族共同语所形成的规则系统的稳定性。而且此稳定性亦因为语言的规则系统的完整性而具有相当的封闭性。[4]72正是在此意义层面上，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民族共同语与他民族共同语相区分的完整性才有与其它民族相区分的而仅仅属于其自己的哲学、文学、艺术。具体到文学理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其民族共同语里生长出来的文学理论才是属于其自己的，其原因有三：一是其民族共同语规定了此民族人的生命体验，二是其民族共同语规定了此民族的文学，三是其民族共同语规定了此民族的文学理论的表述语言。否则，只是他者的文学理论在其民族共同语中的传播而已。因此，作为话语之一种的文学理论话语自然无法跃出其民族共同语所形成的规则系统。这即是说，每一种文学理论话语都是在其民族共同语之中并由此民族共同语以其在历史进程里所形成的语法规则及其历史语境所设定的。
　　汉民族的语言是汉语。就其历史发展而言，汉民族被活生生地截分成古代的汉民族与现代的汉民族，其关键性的事件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正是此一历史事件的成功，汉民族才真正开始了其现代性的进程。古代的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是古代汉语，现代的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是非常地奇特微妙，其关键之处是二者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但又各有一套语法规则与意义系统。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两套语言体系。“从根本上说，五四时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当时的民间口语，它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它与西方语言的联系也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是两套语言体系。”[5]97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系统，[6]110而且是一个固有其自身秩序的系统。[6]46此固有之秩序即是其语法规则与意义逻辑。正是在此逻辑规则处，每一种语言因有其自身的秩序而与其他语言相区分。亦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它们各自有一套严密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它们之间的不同，从思想的层面上来说，，不是‘字’与词语在形式上的不同，而是‘字’与词语的意义上的不同，不是工具层面上的不同，而是思想层面上的不同。”[5]102依上文，话语是为语言所设定的，文学理论话语是为其民族共同语所设定的。因而，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由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所设定的。具体而言：在古代中国，古代汉语设定了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现代汉语设定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
　　从话语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在义理上则是如此曲折与婉转。曹先生正是对此曲折与婉转之义理未能透，而出现了义理上的混漫与逻辑上的飞跃。就义理混漫而言，未能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作义理上的区分；就逻辑飞跃而言，未能经由语言说明从话语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逻辑细节，进而导致其最后之结论是错误的。
　　二、中国文论何谓
　　中国文论是一个多义甚至歧义的概念。所谓中国文论，其义之大端有四：一是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架构透过现代汉语表述文学基本原理的中国文论；二是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架构透过现代汉语解读中国文学现象的中国文论；三是运用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架构透过现代汉语表述文学基本原理的中国文论；四是国外汉学家以西方文学理论架构综合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透过本国语言表述的中国文论。[7]99-100但在曹先生的诸文章里未能作明确的区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1]53，“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最为严峻的问题是理论‘失语症’”[2]37，“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国文学理论”[8]75，……。此种混乱而无规定的表达范式在曹先生的诸文章里是比较普遍的。仅仅从此处引文即可看出其表达的混漫：到底是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还是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失语了？中国文学理论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或古代中国文学理论？重建何谓？正是此基础问题未能清楚地界定，所以导致曹先生在倡导重写文学概论教材的文章里的表述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
　　以中国文论话语为基础来建构当代文学概论，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体系中去，也不是在西方现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做所谓中国式的拼合或修补，而是要立足于中国当代的现实文学样态，以中国数千年蕴藉深厚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规则为地基，在吸纳中外人类文明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的文论话语规则，建立适合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实际并能有效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文学规律及方法论体系。运用中国文论话语来建构中国文学概论的体系是一个关键所在，所谓中国文论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学思维、言说的基本规则和基本方法，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
　　今天我们提出重写文学概论就是要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系统中选择一些涵盖面宽、生命力强而又影响深远的原命题，通过历史的纵向叙述与横向的理论总结，恢复其话语的阐释能力，然后运用以这些原命题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去解释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不仅如此，在编写中国文学理论时要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以中国本土的文学基本话语形态为主导，结合中国当下的文学实际展开纵贯历史的理论总结和归纳，二是要有海纳百川的世界眼光，在中外文论的对话中突出并发展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精神。[8]74-75
　　重写文学概论是曹先生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一个重要思想。首先，何谓重建？即意指一个东西由于某种原因不存在了，而现在再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将其一模一样地恢复出来。此如美国双子楼被恐怖分子撞毁了，现在再按照原来的设计图纸重新将其一模一样地建造起来。此之谓重建，其要点有三：一是原来有一个东西存在，二是此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三是再将其一模一样地恢复出来。而曹先生的作为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写中国文学概论的表达则是“立足于中国当代的现实文学样态，以中国数千年蕴藉深厚的艺术精神和文化规则为地基，在吸纳中外人类文明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的文论话语规则，建立适合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实际并能有效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文学规律及方法论体系”，此明明白白地表明，此不是按照原来的样子一模一样地来恢复的，而是要综合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的。在综合基础之上建构的东西会是原模原样的么？既然如此，又何来重建？其次，中国文学理论一语歧义不定。依上文，由于中国文学理论一语的歧义，如果中国文学理论指谓古代中国文学理论，那么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即回复到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而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是由古代汉语设定的，因而，就必须运用古代汉语来写曹先生理想中的文学概论，但事实上，此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如果用现代汉语来恢复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则无异于用欧式建筑风格来再现阿房宫一样让人惊骇。如果中国文学理论指谓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那么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即回复到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自身，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是由现代汉语设定的。但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自身的状态是什么，曹先生则未能思维至此，此将在后文阐释。再次，万能的文学理论教材是可能的么？依曹先生的天才设想：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只要“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系统中选择一些涵盖面宽、生命力强而又影响深远的原命题，通过历史的纵向叙述与横向的理论总结，恢复其话语的阐释能力”，然后就可以运用以这些原命题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中国话语，“去解释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问题”。此乃妄人妄语也。既然曹先生认为西方文学理论在现当代中国是造成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且亦坚决反对并嘲笑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这些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竟然都出自古文论研究专家之手，似乎不能不使人吃惊，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从话语规则的角度细思之，详察之，便会恍然大悟：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内容—形式’这一话语。” [1]55在解读文学作品时，有两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一是按部就班地套用已有文论教材中的西式话语去解读中国作品，如用浪漫主义为李白定性，用现实主义为杜甫正名。一是满足于用西方的时髦理论来标注中国文学经典，如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用结构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的诗歌。这必然导致现当代中国当前的文学概论已变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声筒。[8]73难道曹先生就没有想到自己的此一宏论也掉进了其大加挞伐和嘲弄的对象阵营里去了么？既然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不能很好地解读中国文学，难道曹先生设想的教材就可以很好地解读西方文学了么？如果对此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不能”，那么“去解释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问题”的伟大设想不就落了空么？最后，不当的拼盘理论。曹先生一再强调在写文学概论时要“立足于中国当代的现实文学样态”，并且“以中国本土的文学基本话语形态为主导”。就前者而言，是应该坚持的理论立场，此是因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只有在现当代中国的生存境遇里是最直接最真切的；就后者而言，则不得其解，此是因为“中国本土的文学基本话语形态”是一笼统之说法，既可以指古代中国文学理论所拥有的话语，亦可指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拥有的话语。立足于现当代中国的生命体验，而意在用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来表述，则必定因为隔膜而不相应不恰切甚至是对反的，而意在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表述之，则是相应且恰切的。究其根源而言，是因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是由现代汉语建构的，而古代汉语则表述的是古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并且，古代中国人怎么会有现当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既然如此，则必定相互隔膜，无论是多么同情性地理解。但是依据曹先生诸文章，此处所谓的中国本土的文学基本话语，是指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用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表述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的设想毫无疑问是一不当的拼盘理论。
　　三、中国文论话语与民族文化主脉大气
　　依曹先生，所谓中国文学理论失语，是指中国文学理论失去了其自身固有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言说的文化规则。[9]12在此命题描述之后，曹先生进一步描述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规则是什么。
　　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
　　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家和儒家都有对“道”的论述和寻求。“道”就是意义的生成方式，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意义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意义的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道”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意义不可言说但又必须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有了庄子所说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主张通过语言超越语言；也就有了《周易•系辞》所说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话语言说方式。……。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
　　二是“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综观中国历代学术的发展，尽管条流纷糅、学派林立，但无论是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其最根本的意义生成方式都是依经立义，就是宗经。“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这就是对经书的阐释方法：传、注、正义、笺、疏等名目繁多的注解方式，就是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9]13-14
　　中国文化固有之规则问题，实则是中国文化之主脉问题。何谓中国文化之主脉？依劳承万教授先生，“‘什么是中国文化主脉大气’？关于这，大陆学人多不甚关注，唯牟宗三、唐君毅等台港哲贤智者，痛切于心。概括地说，大体是下面三个相互渗透、映照的方面。一、其运转主轴，是以儒家为骨干、儒道释相统一的心性文化体系；二、其核心价值观与动力契机，是《大学》三纲八目所贯串的‘内圣外王’之道；三、英雄人物之历史轨迹，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殉道精神之连绵不绝。”[10]80在此纲领式的界定之后，劳先生从“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祗益疑”[11]250里提炼出“人生-知识/存悔-益疑”二项式一体框架模式作为挽救民族文化危机的根本方针与策略。[10]80-81此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体证的一份善心。被誉为“当代新儒一派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12]3的牟宗三先生，对此一问题的见解尤为宏阔精审：依牟先生，中国智慧传统有三，儒道释，但儒家是主流，一因它是一个土生的骨干，即从民族底本根而生的智慧方向，二因它自道德意识入，独为正大故；道家是歧出，佛家因为是外来的并借着道家而发展出中国自己的智慧系统，这也是歧出。[13]19无疑，中国文化之主脉乃儒家智慧也。此民族文化主脉规定了中国文化固有之规则，即天道性命通而为一。[14]13-19如果以道来作为中国文化固有之规则，理应是儒家之道，而不是如曹先生所谓的杂糅之道。此处的杂糅，意指曹先生时而言道家之道，时而言儒家之道，并将此二道模糊地生硬地强作一道言之，即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是同一个道，而无分别。正是因为此，曹先生的中国文化之潜在的深层的文化规则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之论断是歧出之论、杂糅之论。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文化规则应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14]130-133此乃中国文化之主干儒家智慧之最根本点矣。
　　四、现当代中国文论无语可失
　　依上文，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是由现代汉语所设定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之所以区分于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是因为其设定者现代汉语区分于古代汉语而有其自身之特征。现代汉语是在特定历史语境里杂交成的一种语言。在李欧梵先生看来，“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15]528此语境里的混合，意指现代汉语既不是纯粹的传统的古代汉语，亦不是纯粹的西方的语言，而是既有古代汉语的元素，如成语典故等，又有西方语言的元素，如语法结构，新的词汇等。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汉语的特征是即中即西，即既有汉语的固有的特征，又有西语的特有的特征。这即是说，现代汉语是由西语的句法结构及其所带有的思想意义对透过现代汉民族语音表述的汉语词汇进行重新组构后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态。生活在此一语言环境里的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正是被此一语言形态所规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当代中国人在思维、交流时使用的都是现代汉语，因而为了其思维、交流有效地展开，就必须遵循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亦正是此一规则规定了现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视野的边界。
　　具体到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层面，笔者曾从文学经验的生成、文学经验的表述、文学理论的表述三个层面展开阐释，现在回头来看，数年前的表述是稚嫩的，但此思考的结论是一个洞见。[16]67-69就文学经验的生成而言，现当代中国作家的生命体验是在由现代汉语所主导的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里获得的。作为生命体验的特殊形态的文学经验自然亦是由现代汉语所主导的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规定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它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现代汉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开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类型的深层基础。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回到语言本体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论问题。”[17]38就文学经验的表述而言，作为现当代中国作家的生命体验展示的特殊形态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自然是用现代汉语写就的，而且亦是在由现代汉语所主导的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完成的。因而，作为文学经验的表述成品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是为现代汉语所规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言说的方式与语境决定了言说的范围与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在思想上无法超越现代汉语所及的思想范围”。[17]40因此，“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17]40就文学理论的表述而言，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直接对象是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其间接对象是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依上文，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现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在由现代汉语所主导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语境里展开和完成的，简而言之，都是由现代汉语设定的。加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表述所使用的语言亦是现代汉语，其表达所使用的话语范式自然亦为其所适用的语言即现代汉语所规定。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其基本的话语范式则应该是西方文论话语范式和中国文论话语范式交相杂汇的那种不中不西的文论话语范式。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现代人生和文学经验是在不中不西的已经欧化(西化)了的现代汉语中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表述的就是现当代中国人的这种不中不西的香蕉式的文学经验，与之相对应的也只能是那种不中不西的文论话语范式，这种不中不西的文论话语范式正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文学研究话语范式。”[18]124因此，无论是文学经验的生成，还是文学经验的表述，或是文学理论的表述，在最根本处都为即中即西（赵先生之谓“不中不西”，即上文李先生所谓的“混合”义，亦即笔者所谓的“即中即西”义。）的现代汉语所规定。这即是说，即中即西的现代汉语规定了上述行为活动的范围、内容、方向以及所使用的语言。
　　因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从何而来？最直接地言之，来源于现当代中国文学，间接地言之，来源于现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经验以及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最根源地言之，则是来源于现代汉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源于现代汉语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既不可能从古代中国来，这是因为由古代中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总结不可能具有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与问题意识，反之亦然；也不可能从西方来，这是因为由现代汉语所规定的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与问题意识在根本处与由西方语言所规定的西方人的生命体验与问题意识是不可能一致的，甚至是相对反的。因此，力图使古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在现当代中国复活的想法与做法是不现实的，虽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思想的切入点与行动的路径是失当的。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之话语轰炸的现象亦不能表明此即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繁荣，而实则说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在一个没有自己的话语的历史语境里。这即是说，正是由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才给予了西方文学理论话语肆虐轰炸的机会。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最根本处，即从语言本体论的高度来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既然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那么何来失去不失去一说？曹先生亦正是未能有如此透彻之体证与思维之周延而导致其论断之草率与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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