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界的楚辞探究

　　无论屈原还是楚辞，与其说是矗立在历史旷野的价值偶像，更不如说是横陈于民族心理时空的神话符号和美学象征。作为仕人群落的道德化身和浪漫主义诗艺的巍巍昆仑，屈原与楚辞，一直都在时间的那一端召唤着后世的应答者与回响者。颜翔林先生的《楚辞美论》?，即是对屈原与楚辞这一超越历史召唤的美学应答。

　　走进屈原与楚辞的精神空间，也意味着步人一种人格范式，登临一种诤陛人生的生命境界。

　　屈原和楚辞，交融浪漫情怀、哲学运思、道德律令、审美超越等精神要素。也许只有与屈原大体一致的意识结构和心理模式的禀赋，存在着基本相同的人生旨趣和生命意志，才能深切体悟到屈原的诗性精神和艺术追求，也只有在生命价值与意义上对屈原有着高度认同的主体，才有可能对屈原与楚辞做出精湛和唯美的阐释。令我们钦佩赞叹的是，颜翔林先生和他的《楚辞美论》达到这种美学意义的对话。《楚辞美论》之所以能与屈原与楚辞达成情思的默契、心智的通融从而展开灵魂的对话与心性的交流，正是因为两者精神肌理是同构的，生存脉息是同步的。颜翔林先生数十载寄寓学府，埋首书斋，养成了严谨素朴和理性沉思的学人秉性，但闪现着深厚的诗人、文人与哲人的风神。而阐释和解读屈原与楚辞，是其释放生命诗性和哲学领悟力的一个心灵通道，是写作主体张扬浪漫情怀和文人品性的途径之一，也是作者宣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颜翔林先生的《楚辞美论》，得以优游深入屈原与楚辞的精神空间，发掘其璀璨丰厚的哲学蕴涵、道德人格、艺术神韵、诗性风采，正是起源于研究者对屈原和楚辞有着思与诗交融的共鸣，《楚辞》文本则是一座沟通作者和古人，进行超时空心灵对话的桥梁。另一方面，研究者具有文学、美学、哲学等丰厚的学术经历和专业背景，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学养功底与广博的学术积累，又使得《楚辞美论》对屈原和楚辞的解读中，在充满诗性和美感的同时，彰显出凝重的学理与哲思。

　　诗歌是创作主体人格结构的显影和心性修养的聚型，对于以“直抒胸臆”为美学标识的浪漫主义诗歌而言尤为如此。因此，《楚辞美论》对屈原这位东方华夏民族最富有浪漫情怀的诗人的心理情结进行逻辑分析和理论综合，确立了论着的逻辑起点。透过“诗意地思，浪漫地言，最终选择美学化地死亡”的形象表征，作者把捉到了潜存于屈原精神结构和创造心理的内里事实：孤独情结、痴狂情结、恋美情结、死亡情结。作者既探究这四种情结各自的内在基质，又注目于它们之间辩证联结的逻辑关联，采取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相结合的策略，经由分析、演绎和归纳、综合的方法论，将孤独情结界定为屈原的精神内核：

　　孤独情结是屈原心理的核心结构和原初情结，它影响其他情结的形成及其功能。揭示与孤独情结的事理逻辑和情感逻辑，是作者观照和把捉其他三类情结的重心之一。对于痴狂J情结和恋美情结、死亡情结的生成机制，作者无不精到地指出：由于孤独情结的主导性作用，屈原的心理平衡渐趋失调，产生了突变，呈现出痴狂的迹象，更因为诗人沉沦在孤独的人生境遇，他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悟更滋生出“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恋美情结，孤独情结作为诸种情结的起始和核心，最终导致主体的死亡情结或死亡冲动的产生。

　　一个人精神生命的形成，自然与其先天性的本源因子存在着关联，更与后天的外在生存情状密不可分。由于外在事实的激发、促成，主体的内在气质禀赋、心性修养、精神情怀才得以呈现弥散。因此，《楚辞美论》在以美学视野阐释屈原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同时，援引了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神话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思想资源，将其还原到客观的历史场域、文化环境中，得以全面与深入地把握屈原的灵魂品格，描摹出生命事实中的立体形象：政治家、诗人、哲人和失意人、孤独个体、放逐者、精神贵族等复合形象。

　　“两次放逐，流浪于荒凉僻远的蛮夷之地，追忆故国和幻想未来的‘美政’，充满对君王和苍生的深情关切。然而，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笔耕论文，令诗人跌落对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彻底绝望的黑暗洞穴，最终选择自沉汨罗”是屈原的显在生命事实，《楚辞美论》紧扣这一显在“文本”，读取屈原的隐在“文本”，借助于对诗人的孤独情结、痴狂情结、恋美情结、死亡情结等相互交融的心理构造的分析，揭示出屈原的深层精神和人格意义。

　　如同将孤独情结视为屈原心理情结的内核，《楚辞美论》将诗人的政治生命看做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关结点和枢纽，从而展开对其生命情态的合乎逻辑的辩证理性的描摹。显然，对屈原外在生命事实的扫描和内在精神世界的呈现，只是《楚辞美论》“作家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其逻辑终点在于展示屈原的诗性人生和哲学人生，也就是作为诗人主体的屈原“诗意地思，浪漫地言，最终选择美学化地死亡”所喷薄的浪漫情怀、审美理想和生命意志。

　　作为中国文化原野上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之一， “楚辞”是屈原的人格构型、精神禀赋、审美趣味、艺术理想的“话语形式”。虽然诗人自沉汨罗而“美学化地死亡”了，但其生命凝聚的唯美结晶——楚辞，却留存着屈原行进在历史之路上，成为永恒不朽的艺术意象。无论是诗人的绮靡伤情、朗丽哀志、奇诡惠巧的艺术天性，还是屈子对历史、生命、美、价值、信仰的深刻穿透力的直觉领悟，无论是屈原对现象界最敏感直观的心灵洞察，还是诗人独立不徙、秉德无私、爱国忧民的实践意志和崇高人格，九死未悔、上下求索、赴湘怀沙的充盈不屈的精神力量?? ，一切之一切，屈原的“内美外修”，都“书写”于楚辞文本的话语之中。所以，《楚辞美论》将阐释楚辞文本确立为论着的主体和重心。

　　颜翔林先生以美学家的身份闻达于学界。在美学理论研究上成就斐然，其怀疑论美学、后形而上学美学、死亡美学、庄子美学、当代神话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卓荦精湛的理论素质和知识谱系，丰厚扎实的学养功底和充沛旺盛的思辨能力。然而，他还有着诗人感性气韵的一面，《楚辞美论》对《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卜居》《渔父》《招魂》等诗歌文本的解析品评，正是其敏锐的审美悟性和诗歌鉴赏力的有效应验。然而，颜翔林先生毕竟是以学人的态度和动机探索屈原与楚辞，从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的综合上，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美学原则，运用“中西参照、古今互证”方法，从学理层面深入地研究楚辞的诗歌话语，因而远远超出了感性鉴赏和印象式点评的层次。发挥主体的诗歌悟性和对文本的想像力，收获细微的艺术体验和审美感受，这只是《楚辞美论》作者“面对”和“处理”楚辞的基础和人口，其学术旨趣根本在于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的视野，运用传统的训诂、考据等方法，对楚辞文本进行新批评主义的“细读”(close reading)，展开深人细致的具体研究，由此获得一些新的美学观点并作出进一步的逻辑推论。这构成了《楚辞美论》不同于其他楚辞研究着述的特质之一。

　　对于堪称中华文化版图上和文学园地里的艺术瑰宝—— “楚辞”，从西汉迄今，历代学人对它进行了比较细致深人的探究。然而，颜翔林先生的这部《楚辞美论》，从美学视野对屈原和楚辞文本，进行了新的历史语境的考查和阐释，诞生了新的意义与价值，它至少还体现如下的几个特性：

　　其一，着述将楚辞文本视为文化综合体进行全方位研究。一方面，作者把楚辞确立为纯粹的“美的对象”，以美学家的眼光探视其“美的规律”；另一方面，更是把楚辞理解为文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文化学、神话学、宗教学、伦理学等聚合而成的精神产品，从多学科综合的维度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由此作者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地对楚辞从事着既单科突进又综合化成的“泛美学”阐释。

　　其二，“文本研究”与“诗人研究”在论着中作为同一肌体的两大结构，两者相契相合，和谐呼应。以单篇释读为结构单元，建构起整体性的理论探索。诗人的孤独情结、痴狂情结、恋美情结、死亡情结等心理结构，既是文本细读以及相应的理论升华的依据与资源，又是文本研究的对象、动因和结果。如此而已，对每一诗歌文本的具体研究都含纳、统摄于共同的逻辑框架之中，使得整个着述形成浑然一体的结构，同时获得理论上的自洽性和合理性。

　　其三，以对前人研读的辨析、评判为契机，最终确立自己的见解和发现。楚辞作为中华文明轴心时期的经典文本，任何人对它的体认和阐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感和学术史意识。《楚辞美论》操守着严谨的学理原则，作者始终敬畏历史和尊重古人，能够将诸种代表性的解读，客观地梳理分析，在经由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感性和理性相结合考察之后，再以辩证逻辑的思维，综合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其四，该着蕴藏着精湛深邃、严谨透彻的哲思，洋溢着空灵流动、诗意勃发的文采，犹如相辅相成的行进两轮，令人赏心悦目。作者的潇洒笔墨，行云流水般话语，以及敬畏前贤、仰慕古人的情怀亦使该着成为一个焕发诗性和美感的精妙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