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书在越地的产生——以《永安六年砖》为例
发布时间：2021-02-12 04:44
<正>一、契机去岁冬季,笔者在浙江湖州某砖铭藏家家中得见一枚极为特殊的三国吴国砖铭,此砖出于浙江宁波,内容为:君年六十永安六年卒（图一）。共计9字,笔画为鸟纹形象,其中"君"字4只鸟组成,"年"字4只鸟组成,"六"字3只鸟组成,"十"字1只鸟写成,"永"字4只鸟组成,"安"字5只鸟组成,"六"字3只鸟组成,"年"字4只鸟组成,"卒"字4只鸟组成,共计32只鸟纹。"永安"年号历史上出现多次,有三国吴景帝、西晋惠帝、北凉沮渠蒙逊、北魏孝庄帝、西夏崇宗,从地域上可以排除北凉、北魏、西夏政权。而西晋惠帝永安年号仅历时
【文章来源】：艺术品. 2020,(02)
【文章页数】：4 页
【部分图文】：
吴国《天发神谶碑》
南朝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文中记录古书三十六种，其中有鸟书之名，也有虫篆一名。可惜只保存了名称，不知道具体状况。但是至少说明鸟书、虫篆是两种不同的书体。庾肩吾《书品》中也有“鱼尤舍凤，鸟已分虫”的论述。4对于鸟、虫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许慎《说文解字》得知，“鸟，长尾禽总名也。”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毛：“眉发之属，及兽毛也。”从《说文》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鸟、虫非属同类，但是广义上讲，鸟是虫类的一种。自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将先秦极为复杂的书体以实用的方式简为八体，先秦所谓龙书、鱼书、鸟书、凤书等字体统称为虫书。从《说文》的释义来看这种分类是较为科学的。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鸟书作为书体之一，是以鸟的形象为基础的一种字体。它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以楚、吴、越强国为核心的区域。从宁波出土的《永安六年砖》中我们即可看出鸟书的面貌。
鸟作为自然界中的物种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太阳的东升西落是由一只巨大的鸟驮着飞行造成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古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8《淮南子·精神篇》中也说：“日中有踆乌。”作为五帝之一的少昊，就是东夷族的首领，而东夷族在《山海经》中称为鸟夷族。《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左传·昭公十七年》：“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9少昊氏作为东夷族的首领，为华夏族的形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子蟜极是帝喾、业父、挥公的父亲，是赵国、秦国、黄国、梁国、徐国、费国的嫡系祖先。而百越作为华夏族的一支，其文化的形成与中原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越地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类型。这反映在文字方面就是鸟书、虫书、凤书等华丽文字的广泛应用。今天很多学者认为鸟书是由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发展演化而来的，这种观点不全对，但是其形成因素之一。刘敦愿先生在《商周时期的象形文字、纹样与绘画》一文第三节中说：“商周以至于春秋战国，象形文字、装饰艺术与绘画艺术三者中，装饰艺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强烈影响着其他二者。”10并言：“中国古代装饰艺术影响文字的书写，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春秋战国之际曾经盛行吴越地区的鸟书。春秋战国之际，文字的线性化、符号化已是很普遍，绘画的因素基本消失，而鸟书是从外部附加在文字上面而形成的，而不是文字本身的发展上还有这种需要，因此指出，鸟书只是装饰艺术影响文字书体的一种回光返照，带有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因此昙花一现。”11但是，从目前的出土资料来看，鸟书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延续、发展的。这种书体以汉印、瓦当、砖铭中使用的较多，都属于较为小范围的文体，由于数量太少或无法得见，战国以后有关鸟书的文章都很罕见。《永安六年砖》为此提供了较为珍贵的数据。
本文编号：3030280
【文章来源】：艺术品. 2020,(02)
【文章页数】：4 页
【部分图文】：
吴国《天发神谶碑》
南朝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文中记录古书三十六种，其中有鸟书之名，也有虫篆一名。可惜只保存了名称，不知道具体状况。但是至少说明鸟书、虫篆是两种不同的书体。庾肩吾《书品》中也有“鱼尤舍凤，鸟已分虫”的论述。4对于鸟、虫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许慎《说文解字》得知，“鸟，长尾禽总名也。”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毛：“眉发之属，及兽毛也。”从《说文》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鸟、虫非属同类，但是广义上讲，鸟是虫类的一种。自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将先秦极为复杂的书体以实用的方式简为八体，先秦所谓龙书、鱼书、鸟书、凤书等字体统称为虫书。从《说文》的释义来看这种分类是较为科学的。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鸟书作为书体之一，是以鸟的形象为基础的一种字体。它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以楚、吴、越强国为核心的区域。从宁波出土的《永安六年砖》中我们即可看出鸟书的面貌。
鸟作为自然界中的物种之一，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太阳的东升西落是由一只巨大的鸟驮着飞行造成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古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8《淮南子·精神篇》中也说：“日中有踆乌。”作为五帝之一的少昊，就是东夷族的首领，而东夷族在《山海经》中称为鸟夷族。《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左传·昭公十七年》：“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9少昊氏作为东夷族的首领，为华夏族的形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子蟜极是帝喾、业父、挥公的父亲，是赵国、秦国、黄国、梁国、徐国、费国的嫡系祖先。而百越作为华夏族的一支，其文化的形成与中原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越地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类型。这反映在文字方面就是鸟书、虫书、凤书等华丽文字的广泛应用。今天很多学者认为鸟书是由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发展演化而来的，这种观点不全对，但是其形成因素之一。刘敦愿先生在《商周时期的象形文字、纹样与绘画》一文第三节中说：“商周以至于春秋战国，象形文字、装饰艺术与绘画艺术三者中，装饰艺术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强烈影响着其他二者。”10并言：“中国古代装饰艺术影响文字的书写，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春秋战国之际曾经盛行吴越地区的鸟书。春秋战国之际，文字的线性化、符号化已是很普遍，绘画的因素基本消失，而鸟书是从外部附加在文字上面而形成的，而不是文字本身的发展上还有这种需要，因此指出，鸟书只是装饰艺术影响文字书体的一种回光返照，带有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因此昙花一现。”11但是，从目前的出土资料来看，鸟书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延续、发展的。这种书体以汉印、瓦当、砖铭中使用的较多，都属于较为小范围的文体，由于数量太少或无法得见，战国以后有关鸟书的文章都很罕见。《永安六年砖》为此提供了较为珍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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