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杨明照pdf_《山东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本文关键词：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明代的《文心雕龙》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影响深远。明人在《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勘、考证、评点上取得的斐然成绩已经得到当今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今天的研究者却重视不足。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依据,对明代的《文心雕龙》研究状况进行分析、阐释,并结合明代各时期的文学风尚、哲学思潮、地域文化、藏书印刷以及接受主体自身的经历、交游等多方面因素,归纳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的总体特征以及不同时段的具体接受特点,兼具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等方面。 明代诗文创作“虽然已经历了高潮,不可能再达到唐宋时代那样的水平,但诗文的理论批评却没有衰退,而有了更大的进展,其意义不仅仅在评论当代的诗文,而是在对整个中国古代诗文创作进行整体的评论,研究其历史经验。”①《文心雕龙》以其通观论的视野满足了明代学者的需求。本文对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的论述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为明线,主要论述明人对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知音论的接受；纵向为隐线,主要论述明前期和明代中后期两个阶段的接受情况。两条线索置于宏观和微观两大背景之中。宏观背景主要包括明代不同时期的文坛风向、文学思潮、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微观背景主要是指不同时期接受者的个人交游、学术背景、学养结构以及个人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等。在此结构下结合具体史料和文献资料论述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 《文心雕龙》自问世起就得到文坛大家的嘉许,它在齐梁至宋元的传播不仅形成明人的“期待视野”,而且对这一著作在当时和后世的流传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可大致分为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两种。人际传播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商业传播扩大了接受的范围。序跋和评点是明代《文心雕龙》接受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它们几乎涵盖了明代《文心雕龙》研究中涉及到的所有问题。 明前期的接受以枢纽论部分为主,这是明初文化政教政策的必然结果,至中后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官方文化、思想政策的调整,接受重点向创作论部分转移。创作与理论的自觉结合,是明代《文心雕龙》接受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明代龙学研究超越前人之处。明代的文学理论始终以具体的创作为基础和导向,这在明人对《文心雕龙》“术”的接受中可见一斑。“术”是指涵盖了文学创作的“恒理”法则,也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明人认识到《文心雕龙》对公文写作的指导价值,并加以运用。《文心雕龙》对明代创作的作用不仅在为文技法上,还体现在深层思维上。由于明代与魏晋对“文体”的理解存在差异,明人对文体论部分接受较为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明代的几部古代文体学扛鼎之作都对《文心雕龙》给予了充分重视。刘勰对文学中“俗”元素的阐述也引起了明人的关注。明人多从指导写作的角度看待知音论,而不是仅仅视其为鉴赏手段。人们对《文心雕龙》知音论内容继承的同时还对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并自觉地将其应用于诗学理论、小说评点之中。除此之外,明人还对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涉佛、涉梦、与科举的关系等问题标明了自己的看法。 《文心雕龙》并没有在明代引起振聋发聩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但在明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中,无论纷争还是整合,都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的身影,或隐或显。以今人视角来看,明人的研究或许不够深入,但不可否认,明人《文心雕龙》研究不仅整理和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更具有承前启后和突破转折的意义；不仅为清代龙学“应时需而大观其光华”奠定了基础,还影响了后世《文心雕龙》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意义深远。 绪论： 目前学界对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关注以版本、校注、评点等为主,对明代《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成果少有提及,这是本篇论文立题初衷。本论文通过论述明人对《文心雕龙》各部分的接受,勾勒出《文心雕龙》在明代不同时期的被接受状况、对明代不同时期诗学发展的影响,发掘其理论价值,分析其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显学”的清晰脉络和深层原因。校勘和注释等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接受美学自传入中国,经历了翻译介绍、传播、探讨研究和对话交流四个阶段,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化的理论体系。以尧斯、伊瑟尔为代表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和国内学者植根于传统思维的接受美学研究新成果是本论文的基本理论依据。接受研究不仅包括文本的接受,还包括效果史和影响史。前者以读者为中心,根据读者的原始视域,解读作品在不同时期意义和价值。后者多从文本的价值出发,探讨其对后人研究产生的作用,体现的是一种单向性的施与关系。 本论文将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分为直接接受和间接接受。直接接受是指接受主体在其著作、文论等作品中或是直接采摘、品评、征引《文心雕龙》的原文,或是明确对《文心雕龙》或刘勰评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直接征引《文心雕龙》原著中的文字,二是对《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或其中章节字句的直接或间接性评论,三是明代《文心雕龙》各版本的序跋文,四是散见于当时文人文集及其著作中对《文心雕龙》的论述。间接接受是指接受者出于诸多原因,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受《文心雕龙》或刘勰的影响,但与《文心》或某一文论契合,或是频繁地使用《文心雕龙》中某些较有代表性的词汇,这些理论和词汇虽不是刘勰首创,但刘勰却对其有重要的构建性意义。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遵循文艺学研究的两大属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科学性是指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即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明人的观点做出描述,旨在展示明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态度。价值性则是兼顾接受者主体性、个体性和独特性,在阐释的过程中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推测等非“科学化”方法,进行体现自己观点的价值性判断。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西方的接受美学和近年来中国接受理论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对《文心雕龙》在明前及其明代的传播和接受进行系统深入探讨,是对之前框架式研究的补充；第二,突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中所提出的原创性问题,并结合当时社会环境、文化思想、学术思潮等现状分析这些问题被提出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研究的意义；第三,分析《文心雕龙》对明代“纯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发掘《文心雕龙》在广义之的“文”的视域下的意义,分析它对明代科举应试、公文写作的指导性作用,将《文心雕龙》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第四,注重接受者的考察,对明代《文心雕龙》的诸多接受者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结合接受者的身份、交游和作品分析他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以及对明代诗学的影响。 第一章：明前《文心雕龙》接受 本章第一节以“史”为脉,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文心》的接受概况,勾勒出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的“期待视野”。齐梁时期南方接受主体以萧氏皇族及其周边文人为主,北方接受主体以颜之推为代表。至唐代,《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得以扩大。由于初唐重视史书编纂之,《文心雕龙》也进入了史学家的视线。《文心雕龙》与中晚唐时期的几大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宋元时期《文心雕龙》被空前数量的文献典籍或抄录、或征引、或袭用,甚至走进了地理、书画等领域,异彩纷呈。第二节主要说明明前的《文心雕龙》接受、研究状况对明代接受的影响和意义。明前研究不仅构成明人接受的“期待视野”,而且对于《文心雕龙》在当时和后世的流传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一些在文坛、政坛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接受者的揄扬和重视,《文心雕龙》才得以在明代发扬光大。 第二章：明代《文心雕龙》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及特点。 本论文将明代《文心雕龙》的传播途径分为两种：一是以私人交游为主的收藏、借阅与传抄；二是以私刻和坊刻为主的商业性质传播。人际传播多在范围较小的文人间展开,参与者不仅多具有藏书家的身份,其中一部分同时还是《文心雕龙》的重要研究者。商业传播扩大了《文心雕龙》的接受范围,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商业本身逐利性也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带来些许负面影响。 序跋和评点是明代最主要的接受方式,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思潮和学术关注点,几乎触及到了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所有问题。诚如黄霖所言“对于文评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是在这类论著中发表得最为充分。”序跋多从宏观角度看待著作,涉及到后世龙学研究诸多重要问题,如对全书性质的界定、结构的分析、“赞”的关注等,序跋中蕴涵的宣传意识和广告意识对《文心雕龙》的传播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评点多从微观角度全面细致地分析《文心雕龙》中的具体问题,其重点在创作论部分,具有摘发字句、重直觉、表达口语化、感性化的特点。 第三章：明代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接受。 枢纽论部分的核心思想是“宗经”。刘勰汲取前人宗经观念,建构了一个由文体宗经、文术宗经、文评宗经组成的有机整体。他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经,将文学置于政教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的位置,使文学活动获得了与政教圣学一体性的崇高人文地位,这正是主张“文以载道”的后世文人以《文心雕龙》为圭臬的原因。刘勰宗经且不废文的主张,契合了明代复古思潮,也满足了明人的具体要求。明人对宗经观的接受在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前期受官方重视文学道统、轻视审美艺术的影响,接受者多从本体论的角度将“经”设定位亘古不变的终极真理,赋予了“文以载道”不可逾越的价值,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以对其儒家的政教中心论接受为主。中后期的宗经接受则更多的强调六经在文学层面上的经典示范作用,强调宗经与创作的结合。 第四章：明代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接受。 创作在明代文学中占有核心的位置,明代的文学理论始终都以具体的创作为基础和导向。“术”是指涵盖了文学创作的“恒理”法则,也是明人接受的重心。本文从意象形成、创作中的“情”、意象表达,三个层面来分析明人对创作论的具体接受。此外,明人认识到了《文心雕龙》对公文写作的价值,并加以运用。本章最后以李维桢为代表分析明人对创作论的接受,反映出《文心雕龙》对明代创作的价值不仅只在为文技法上,也表现在深层思维上。 第五章：明代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接受。 由于明代与魏晋时期对“文体”含义理解的差异,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接受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同时,明代文坛对文体的态度存在二律背反式。一方面,明代“文盛而体不及格者往往有之”,另一方面,“辨体”之风至明代而集其大成,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演变的探讨构成了当时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明代文体论者注重前人之说,对前代诸多文体的格式、特点、体貌做出了系统总结,涌现出了几部古代文体学的扛鼎之作,而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将视线转向《文心雕龙》。此外,明人对《文心雕龙》中有关俗文学的构成元素给予关注,并将其应用于小说、戏剧的评点之中。 第六章：明代对《文心雕龙》知音论的接受。 明人多从指导写作的角度来看待《文心雕龙》知音论内容,而不是仅仅视其为鉴赏论。由于明代批评家多兼具创作家的身份,他们的大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或为创作、或为纠偏、或为复古,其批评理论几乎都是为创作服务。明代知音论的接受目的归根到底是指导创作。由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通俗文学的批评也随之兴盛。小说戏曲理论中的一些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多由诗文批评移植而来,《文心雕龙》中的知音论内容就成为其借鉴对象之一。 第七章：明代《文心雕龙》接受中的其他问题。 明人在对《文心雕龙》个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果,本章主要论述三点。一是,《文心雕龙》宗经崇儒的思想总纲和丰富完善的创作论,为八股文写作提供了全面有效的技法指导,而八股文评的兴起与繁荣也促进了《文心雕龙》点评的发展。二是,《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在明前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明人从佛教和佛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刘勰的僧侣经历、佛教思想及其佛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三是,明人在对《文心雕龙》涉梦问题的研究中肯定了刘勰梦境的真实性,并突出强调此梦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同时认为此梦构成《文心雕龙》创作的主要动力。 余论： 这一部分主要概括《文心雕龙》在明代接受繁荣的原因、在明代诗学演变中的价值以及对清代龙学研究的影响。《文心雕龙》之所以在明代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外,也与明代的文化政策、文学思潮、诗学状况密不可分。文化的专制、复古思潮的盛行以及明代中后期六朝派的兴起,均促进了明代《文心雕龙》的接受。明代诗学在复古与反复古、宗唐与宗宋、师古与师心的更迭与争斗中探寻着最佳的出路,《文心雕龙》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不仅对具体的创作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还以其“唯务折衷、不执一端”的思维特点整合了明代诗学发展中的纷争和矛盾。明代的接受在思维特点、关注重点上对清代龙学研究影响深远,清人在汲取前代尤其是明人的研究成果的经验之上,将《文心雕龙》研究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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