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下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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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评论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下的几个误区

发布时间：2014-10-27 21:45

例析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外国文学评论的几个误区

引 言
　　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或许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认出这些种类，并加以指出从而使人们能共同认识它们——我们能在这一点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其实也就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赢得未来。①
　　在执行对父权制的去中心化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逐渐发展为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德波拉·L·麦迪森（Debora L Madsen）观察到生态女性主义对文化女性主义的师承关系，后者的目标主要是对抗二元对立思想。她曾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关心文化中的所有的统治性行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压迫、剥削自然。②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发源于法国女权主义作家弗朗索思·德波恩（Francoise d’Eaubonne）。德伯恩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联系， 她号召女性挺身而出拯救地球，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从1980年3月在阿姆赫斯特举行的第一届题名为“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大会以来，生态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反对男权压迫妇女和人类压迫非人类的一场运动。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③她还将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总结为 “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④。
　　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社会一直以来被贴上 “危机四伏”“积重难返”的标签，而20世纪末逐渐兴起的生态女性主义恰如新风拂面，因其呼唤善待自然与女性，主张在生态系统内履行互惠原则被肯定为一个“绿色”学派。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在积极实践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以文学为阵地为女性和自然鸣不平讨说法找出路的同时，却表现出了几个重要的误导倾向，主要包括：某些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十分强调一种想象中的女性与自然间的神秘关系，忽略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分歧；生态女性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一概否定的态度造成理论失范的尴尬且付出的代价乃是强化女性主义广为诟病的“受迫害情结”（persecution complex）；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对立思想的不自觉的依赖——正是在这点上，生态女性主义实行了自我解构。本文将以几篇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外国文学评论为样本，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误导倾向试做分析，以期大家对生态女性主义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理论合作的背后：没有永远的朋友
　　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思路：从一种虚拟想象的女性与生态现象之间的神秘联系开始立论，而后赞扬文学作品中自然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自然，或者批判男性对自然对女性的漠视、践踏、剥削。举例如下：
　　例1：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女人的生理特征（生理周期、哺乳、生育）与自然的节奏联系密切。生理周期与宇宙间月亮的圆缺、自然界海潮的涨落相适应，形成一定的规律。一直以来，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正是利用了这种联系的优势，试图消解父权等级制，以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⑤
　　例2：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正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格里芬所言：“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同样的观点使福尔斯形象化地展现了萨拉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违背传统道德的叛逆女性，她在观察感知大自然过程中，获取追求本真的力量，具有大自然般的野性。⑥
　　应当注意到，在女性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神秘联系，并以此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元点，这种做法很值得商榷。从自然现象间的浪漫的类比一蹴而就来到意识形态领域，这反映了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还不成熟。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合作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基于各自政治目的的战略性结合，为这个结合披上一件属灵性的“外衣”也许是为了表明其联盟的合理性和巩固其稳定性，可是此举未免有斧凿牵强之嫌而且大可不必。
　　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下，即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下，不存在一种不可证其伪的话语，任何话语间的合作都是机缘际会、不可能天长地久的。这一点在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更是不难理解。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在发展的道路上选择结盟，但是，须知生态主义关注的生态危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乎全部物种，因为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也没有女性气质。生态批评强调整体观，反对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区别对待。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最大的分歧在于：生态批评的侧重点是去人类中心的，女性批评则侧重去男性中心的。两者结盟但宗旨皆在发扬自己，故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注定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所保留的。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写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 ……”生态女性主义者批评“深层生态学的偏颇男性——空泛、疏离、非个人化及性别盲目，并且忽视权力。深层生态学者拒绝承认性别和女性主义分析的重要性，因此实际上延续他们企图改变的二元思想。”⑦依笔者之见，，生态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轨迹也就是它的两个母体理论边合作边角力的动态过程。未来它是向更生态方向靠拢还是更向女性方向靠拢，甚至是呈一边倒的态势，目前还有待观望。不可否认，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和自然在整体上逐渐成为处于弱势的一方，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联手进行抗辩实属无可厚非。但是，那种持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亲缘关系乃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超验观点，未免显得轻率浅视。超验和灵性向来意味着“难解之谜”“无法求证”，此番生态女性主义者以此为建构理论的基石有悖于“以理服人”的学术规则。究其根源，持此理论者没有仔细辨析，两支同时发出的声音，其表达的诉求既有一致也有冲突。
　　二、偏激的代价：强化“受迫害情结”
　　女性主义最主要的活动是揭露男女之间iddot;麦茜特曾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问题更是女性主义问题，因为主要由男性创造并生产的技术忽略了核辐射、杀虫剂、有毒废料和家庭所用的化学药剂对女性生殖器官和生态系统的伤害……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污染首先使女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长期暴露于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有毒废料和放射性物体中，基列国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生育能力，而尤以女性最为严重，因为“这些有毒物质悄悄侵入女人们的身体，在她们的脂肪细胞层里安营扎寨”⑨。

　　例4：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和自然同时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压迫和扭曲。耐蒂的信向我们描述了非洲奥林卡村自然生态环境遭人类破坏以及女性受男性压迫的事实，印证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即各种剥削自然和剥削女性的力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⑩
　　例5：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与对女性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即把二者皆视为可掠夺、可占有的资源。”福尔斯正是借助萨拉的悲剧命运来对文明戕害下的自然表示怜悯，对于处于困境的妇女表示同情，说明在男权制的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自然和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作为他者而存在。{11}
　　笔者认为，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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