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最新理论贡献_论伊格尔顿的几个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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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伊格尔顿的几个理论贡献

发布日期： 2013-08-25 发布：  

  2013年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内容提要 文论家伊格尔顿受到關注，主要因为他的“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理论之后的理论”。他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越来越难驻足的事实。有鉴于此，他尝试着理论突围，在新时代凸显文学和艺术的文化创造功能，指出它不仅受制于意识形态，而且也创造着意识形态。这样的论断表面上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实际上重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以规范性效力，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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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键词 伊格尔顿 艺术生产 审美意识形态 后现代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34-）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少有的几位富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遇双重困境的西方世界，他凭借自觉的信念，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双重困境”一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西方世界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理想，一则是因为文论或理论本身也越来越面临着走向终结的威胁。伊格尔顿怀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以敏锐的眼力抓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现时代的创新点和突破口，进而推出了广为關注的“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这些思想不仅承续了西马的一些思想传统，而且也在新时代向其中注入了一些新鲜养料，因而即便在遭遇“双重困境”的时代，还是受人關注。
　　一、艺术生产论的思想建树
　　早在伊格尔顿之前，，他所景仰的本雅明就已推出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生产论，将艺术家视为生产者，从技术条件的改变对艺术家生产方式的影响出发，进一步阐明了艺术的精神生产特色。他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发，将技术条件看成是艺术生产力的主要组成因素，进而认为，艺术生产力越是进步，其生产方式和政治意义也就越是进步。约半个世纪后，同样自觉依循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伊格尔顿却看到了其间没有“把作品当作一种生产方式来分析与把它当作一种经验方式来分析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偏向于艺术把握经验现实这一面，没有顾及到艺术创造现实那另一面。于是，他在1976年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批评与意识形态》两部著作，对本雅明艺术生产论中忽略的另一面展开了论述。
　　就本雅明来说，其马克思主义立场主要体现在对唯物史观的坚持。时代的快速变化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世界的变化如何引发了技术条件和生产力的变化，进而又如何导致了精神生产方式和内涵的变化。就艺术来说，作品的存在方式和内容明显地来自于对现实的感知，即便当时已经崛起的现代主义也与现实有着相对于以后发展来说更为直接的關联。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清晰地揭示了艺术在当时发生变化的脉络。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经过战后20多年的稳步发展，社会并没有出现特别的裂变，基本沿着单一的路线前行，而人的思想却发生了不少变化，艺术同样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格尔顿怀着马克思主义精神重读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就难免会发现，只谈艺术如何随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不够的。即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像艺术这样的意识形式也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展现出与现实不直接对应的情形。因此，问题就应该包含两个方面：受制与独立、作用与反作用、经验现实和生产现实。艺术既有受制于现实的一面，也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既有现实对其作用的一面，也有反作用的一面；既有感知和经验现实的一面，也有生产和创造现实的一面。
　　伊格尔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怀着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不仅看到了问题的这另一面，而且还对这另一面的具体内涵、作用方式等展开了深入探讨，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本雅明没有触及的问题。他说：“艺术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是与经济基础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也就是说，它在作为经济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同时，也像经济生产一样生产着东西。在他看来，这种生产不仅包括积累、构思和传达这一狭义生产过程，也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其间，艺术不仅在认识、把握现实（经验现实），而且也在创造、生产现实。这个现实是精神性的，艺术生产是一种精神生产。这里，伊格尔顿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影响下，将这样的精神产品直接指向了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艺术生产就是对意识形态的生产。他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此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说明，指出了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结构上的连贯性。现实会发生变化，但意识形态在结构构成上不一定同步演变，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稳定性。他说：“科学的批评应该力求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既是这种结构的一部分，又以它的艺术改变了这种结构。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在伊格尔顿看来，考察艺术生产的關键就在于如何看待其与意识形态的關系。
　　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是“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我具体地是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唯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是艺术直接關涉的对象。作品自然离不开历史事件，但那已经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渗透着“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历史上出自不同时代的作品经常具有相同意识形态，这一事实表明，艺术加工的对象只能是意识形态而不可能是历史本身。他甚至说：“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關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文学与现实并不直接相關，却植根于意识形态这样的深层结构中。这里，他明确将意识形态看成是文学和艺术關涉的对象，正是这样的“价值结构”影响和制约着创造，也正是它在不断地被生产和创造出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曾提及这个问题，但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以至于后人，包括本雅明往往忽略或割裂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關联。伊格尔顿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将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他说：“如何说明艺术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更新，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關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于是，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讨论文学文本生产的六个理论范畴：1.一般生产方式；2.文学生产方式；3.一般意识形态；4.审美意识形态；5.作者意识形态；6.文本。 　　就文学文本的生产而言，其中既有一般生产层面的因素，也涉及到文学生产的特殊层面；既有一般意识形态，也涉及到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既有作者方面的因素，也有文本方面的因素。这样一来，文学就向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拓展，其中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意识方面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作为文化生产的艺术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因为文本总是要提供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艺术生产同时又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作者总要用一定的审美形式来对意识形态进行加工，作品文本在意识形态和审美形式上的二重组合，就是读者读解的根据，而且这种读解本身也是一个再生产过程。因此，不能将文学价值仅仅归结为简单的交换和消费，阅读和批评并非单纯的消费，它同时也是文化的再生产。所以，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文本的意识形态引起人们思考，从而对特定意识形态作出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由此，伊格尔顿将艺术生产文化生产，艺术不仅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文化，而且也生产和创造着它们。
　　这里，伊格尔顿的理论功绩不单在于将艺术看成是对文化的再创造，进而揭示了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本质，更在于将受制与独立、作用与反作用、经验现实和生产现实放在了一个层面，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讨论。
　　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创新
　　为了将艺术与现实關系的两个方面放在一个层面上谈，伊格尔顿将艺术本身设想成一种意识形态。这样，艺术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便是一个呼之即出的问题了。伊格尔顿在具体阐述中用的是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的提法。在70年代，他所用的这个概念主要指意识形态是整个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中心。1990年他推出了《审美意识形态》一书，指出审美本身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效力。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艺术或审美属于意识形态，但那主要是为了阐明艺术与现实的關系，具有将二者的交互關系分而论之的不足。这里，伊格尔顿专论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将焦点放在审美固有的意识形态效力上，这就赋予了其理论以鲜明的创新点。
　　他认为，艺术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具有巨大的溶解力，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历史的甚至科学的内容都可以溶解于其中；它既可以迎合特定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可以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抵制力量。伊格尔顿指出：“由于审美的主体中心性、普遍性、自发的一致性、亲和性、和谐性和目的性，审美极好地迎合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审美具有无以取代的普遍有效性和自发主体性，这使得它可以很好地适应特定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它也可以有力地反抗特定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问题的關键并不在于审美创制着怎样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效力，即具有强大的内化作用。
　　由于审美主要来自人内心的感性力量，因此它具有强大的内化作用。它可以将外在的东西，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置入人的内在需求中。伊格尔顿曾就社会统治的审美实现论述道：“审美预示了霍克海默尔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入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同样，审美也可以将一些美好的事物置入个体的内心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审美具有着强大的政治效力，它的意识形态效力也就具体体现于这种政治效力。伊格尔顿指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伊格尔顿在谈论审美意识形态时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审美的政治效力，尤其是这种政治效力的巨大威力。审美具有无与伦比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因为它直接诉诸感性、情感这些内在的纽带。归根结底，这种强大的政治效力来自于审美的内化作用。伊格尔顿描述道，在审美过程中，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权力的“栖身之所”也“从中心化的机构转到了默然而不可见的主体深处”，外在的理性法则与“人类主体的快乐幸福相统一”，违背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严重的自我违背”。
　　审美的内化作用从根本上离不开其感性特点。感性使得审美与人的身体相關，使得审美成了人实实在在的自身需求。在伊格尔顿看来，身体是“文化和自然的交接点”，“人类天性有着建立在文化内的‘期待’”。审美的感性特点将人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天性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此，他指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而权力又规定着审美。”审美固有的意识形态效力就这样具体体现在其感性特点或身体特点上。
　　不过，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的这个身体性效力曾被唯心主义埋没了，只是近代才被重新发现，那就是“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伊格尔顿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感觉是构成人类实践的前提，而不是一种沉思的器官。”正是这感性实践将人的身体性从唯心主义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伊格尔顿认为，“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因为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和肢解了真正的审美实践。他指出，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种‘真正的’审美实践——自然和社会的關系，同时也是感性和理性的關系——一方面分裂为野蛮化的审美，另一方面趋向诗化的审美……资本主义社会既沦为欲望的无政府主义狂欢，又追求最大程度的非身体理性。伴随着某些惊人的病态的人工制品，它的感性内容退化为极其狭窄的直接性，同时，它的支配形式也变得极为抽象和自律化”。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既肯定了其感性特点，又没有将其约减为单纯的直接性，而是充分弘扬了感性与理性的一致、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即“自然天性”与“文化天性”的结合。因此，伊格尔顿在弘扬真正审美的同时，又极力反对审美自律的主张。在他看来，审美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效应，恰是这一点使得它不可能自律。同时，这个效应的依据又在于其特有的感性力量，那不是单纯的感性直接性，而是融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于一体的力量。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在艺术生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审美具有着独立的文化生产功能。其独到之处在于指明了这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效力在其感性或身体性特点上，而且这种感性或身体性融合了“自然天性”和“文化天性”。这使人想起马尔库塞的新感性（die neue Sensibilitaet）思想。但是，马尔库塞只是在反抗压抑、使人获得解放的意义上提出了将感性与理性统于一体的新感性思想，而没有将之视为审美本身的固有特点，更没有指出这个固有特点使审美成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不仅有受制，也有施与；不仅感受着他者，而且也在创造着他者。
　　三、后现代理论之后的理论
　　将艺术视为一种文化生产，视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直接强调了艺术对现实的特有影响和创制。进一步看，这种强调实际指的是艺术对人的思想、价值观等精神状态的影响；从更深层次上看，这种强调还包含着对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的责任，因为“影响”不是自发的，而是自为的，其间包含着选择和意向性问题。这里又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态度：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看待问题。确实，伊格尔顿的这个前期思想到了后来才获得了直接表述，那就是他在2003年推出的《理论之后》一书。
　　该书首先引人關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这个“文化理论”指的是以法国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而“黄金时期”指的则是大约1965-1980年间“文化理论非同凡响的15年”。在他看来，1980年后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因而“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这些理论首先体现在对性和性欲问题的单一關注上，理论家所關注的性、身体只是生理意义上的，不具有人的理性特点。其次，现今文化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向大众文化，开始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文化现象，忽略了对一些宏大问题的關注。再者，后殖民研究是现今文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伊格尔顿对当今文化理论的这些形态均持否定态度，否定的依据主要在于：这些理论已经不再信奉客观真理，而一味沉溺于主观真理；不再信奉统一的、整体性的东西，而只是沉溺于个体的、非规范性的东西。伊格尔顿指出，“对某种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说，意见一致就是专横残暴，团结只不过是死气沉沉的一统局面。”后现代主义否定了一切规范性和整体性的东西，这在伊格尔顿看来不仅是理论的灾难，而且也是愚蠢至极的举动。后现代理论家已经不再信奉客观的、绝对的东西，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攻击绝对真理、客观性、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科学探索以及对历史进步的信仰”。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从认真、自律、顺从转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乐、抗命犯上”。
　　从80年代以来的西方理论界的现状来看，伊格尔顿的评判应该是到位的。不關注整体性和具有规范力的东西，抛弃对客观真理的信奉而沉入主观世界，这是西方理论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自那时以来面临的新问题。在伊格尔顿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如霍奈特（Axel Honneth，1949-）承认理论的出现就是因为意识到这样的缺失。伊格尔顿的功绩在于将这个问题较全面而系统地直接提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看到，这样的缺失在根本上源于否定理论，不再对理论感兴趣，尤其在美国，新近甚至出现了一股反理论的趋势。他说：“最近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美国，是一种反理论。……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怀疑理论，认为它是蛮横而明确地肯定了男性智力。”由于后现代使理论黯然失色，人文科学或文化也就失去了其本来具有的意义。他说：“人文学科或‘文化’，是敏感地显示现代性整体危机的所在。文化涉及礼仪、社群、想象力的创造、精神价值、道德品质以及生活经验的肌理。所有这些都陷入了冷漠无情的工业资本主义重围之中。”而且，“人文科学已经丧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诩不受权势的玷污。它如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關重要。正是这种批评性的反省，我们称它为理论。”在伊格尔顿心目中，理论要担当起特定责任，这就是他经常说的，理论要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要“等量齐观地融合政治与文化”。这个政治就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力主规范性力量的存在。正是基于此，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虚弱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群体，可以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面对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越来越不受關注的现象，他坚持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出现了什么错误，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时代变得不再对理论感兴趣。他写道：“在脆弱、贪婪的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世界，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错，不如说它已经无關紧要。”理论要關注整体，对个体发生规范性效力。如果理论退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根基就会松动。
　　表面上，伊格尔顿宣示理论已经走向了终结，其实，这是在控诉理论的衰败，控诉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漠视。进一步看，这一控诉中还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控诉，控诉的目的是为了呼唤重回辉煌的理论时代。他说：“毫无疑问，新世纪终将会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不仅在新时期将文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新观点，而且也敏锐地指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遭遇的困境：整体性观念的丧失、理论旨趣的弱化。但是，他没有放弃希望，仍然期盼着新世纪会出现能真正起到引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新文论。
　　责任编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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