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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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

    近年来，欧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理论已经终结，与其伴随的文学理论也死了。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近来出版《后理论》一书，宣布文艺理论在离我们远去，西方文论出现了危机①“，文学边缘化”、“文学研究者流失”成为一种文学界的国际性事态②。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关联，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特殊张力场。

    最新西方文论的发展，并没有因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不断翻新而止步。20世纪后期，西方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理论从发生发展到逐渐推向全球，已然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当然，就理论的传承脉络而言，可以说，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不是普通的关于人与环境的文学研究，而是属于文化研究大范围中的一个新拓展的理论领域。这突出表现在几个重要维度上：当代西方文论研究进入了“理论生产缓慢期”，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不再是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而是重新重视作为自然和社会双重身份的“世界”，表现出文艺对自然形式的模仿价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仍未定型，仍在注重新历史、把握政治意识形态、确定种族和性别关系中不断寻找新的审美视角和文化地基，重新确立自我理论学科形态；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师正在减少，经典性的文论文本也在减少，当代西方文论进入所谓“理论终结”之后的“后理论时代”。

                              一、现代性症候与当代西方文论话语

    全球化现代性对西方文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本土化和全球化从来都彼此依存，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不仅在冲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

进而达到更高的融合。作为强势的西方文论往往成为“文论输出”的高端话语，向第三世界“话语播撒”或“理论旅行”。但是这种单边主义的话语扩散，在20世纪末的多元主义和文化对话主义中开始失去中心地位并开始学会倾听不同地区的“文化发言”。这一总体境遇使得西方文论不再在形而上学理论思维中展开，而是具有了形而下的多元性、日常性、世俗性、大众性理论旨趣。

    首先，西方文论“单一话语”正在让位于”多元文论对话”。“多元文论对话”既不是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也不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是坚持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从而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协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良性互动。多元文论对话强调尊重差异性文论。多元文论的提出和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东西方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文学性”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其四，文字文化式微与视觉文化兴起③。大众传媒改造了世界，带给人们视觉文化的冲击，追求高清图像使图像魅力正在胜过乃至取代文字。无论说“文图时代”，还是“图文时代”，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不可忽视的方面，各种图像、影像符号对文字文本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冲击④。人类从诗歌乌托邦退回到小说叙事，再由小说虚构退回到散文真实，最后又退回到图像的直白。历史上操持文字的文人常为文字所苦恼、获罪、死亡、涅槃。古人对文字的感情极其深厚，在言、象、意之间不断尝试着沟通的可能性，其间甘苦感人至深。今天，文字正在败给图像，“文字被图像流放”似乎成为了一种世界性趋势。从某种角度来看，图片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它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视网膜成像机制最直观、最丰满和最具震撼性的体现。图像很表面化，非本质甚至能一叶障目，认知图像不需要中介，而是目击道存的东西。人类是从图像开始的，最早的新疆岩画，西班牙、法国山洞里的壁画，以及中国古陶器上面的纹理，都是原始图像。文字的出现比图像晚，恰恰说明了前者比后者高级、深邃、浓缩、更能打动人心。文字在历史中曾经占据了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图像逐渐干瘪，沦为插图、说明图、指示图。直到一百多年前照相技术的出现，图像插上了机械复制的翅膀，得以飞速发展，最近几年间数码技术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图像完全淹没了文字，于是文字走向了衰落。正是图像的这种虚拟性和仿真性并存的特征，使得今天的大众传媒用“图像”的方式编造出种种世象。文字是图像的灵魂，是人类理解的密码，没有文字，人类将倒退回儿童时代；而图像是文字的升华、丰满和现实化。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二、西方理论终结与反理论思潮呈现

    西方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已经过去⑤。耶鲁大学斯各尔斯认为，文学成了与其他符号系统——如时尚、肉体语言、运动等同样的东西，解构主义抽离的是文学思想、道德、情感的价值内涵，而文化研究则在所谓民族、阶级、性属的话语中走向大众化，导致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文学正在从社会公共性生活中日益退场。在过去的几十年，由于媒体的红火，文学理论领域开始冷落起来，不少人转向了文化研究。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仅仅是边缘化了，而并没有完全终结，如弗莱、米勒、詹姆逊等取得的文论研究成果有目共睹。文论的泛化意味着它们从文学域撒播到生活域的各个层面，包括大众媒体、日常生活、个体经验中。

    在理论大潮消退之时，更需要反省从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的历史功过。看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理论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其开拓和探讨问题的深度是什么？怎样看待以“解构主义”为主潮的西方最新文论的整体迷茫，以及以“政治正确”为代表的文论政治化倾向的症候？不少理论家认为：正是由于最新理论的不断膨胀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泡沫，加之这些新潮文论面对社会和文本时被观念先行的虚无主义所笼罩，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和文学创作的失范，文学在不断翻新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下，被任意解读分离乃至“误读”，使得新潮理论太过重视文学形式创新和肉身状态，文学指涉社会和世界的真实价值进一步消解，文学走向式微呈现出一种加速度轨迹。

    当然，说当代西方文论与西方文学的复杂关系导致当今世界文学出现精神迷茫和创作失范是不公平的，其实，无论是文学创作与解释批评链条脱节，还是文学理论的自我创新和不断汰变的“理论失语”，其背后都有更为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需要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厘定。

    当代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后现代价值平面的全球世俗化。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主义哲学的支撑下，在艺术领域掀起来能量相当惊人的反艺术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的“反文学”、“反绘画”、“反音乐”、“反文化”甚嚣尘上，迅速播撒全球。领风气之先的美术领域出现了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等，将传统的架上油画和具象艺术彻底边缘化。人类世界大抵有两种艺术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满爱心的纯粹超越性艺术，二是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前者使人心灵净化，后者使人灵肉痛苦。丧失了哲学高度的艺术创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实亡，不过是技术和市场操作的浮躁而已。事实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前者又压抑了后者，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于是，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文化缺失的情况下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

    当视觉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艺术感受成了问题，无目的、无价值、无操守的艺术表达成为传统经验感受方式的报复行为，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艺术精神的危机。于是，理论终结的问题导致了“反理论”情绪的出现，并被提高到人类精神漂流的高度加以指认。可以说，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研究已经泛化，向社会各个领域播撒开来，文学理论在终结中，正在寻求新的话语形式和新的探究领域。

                             三、文化冷战与中心话语文论霸权

    被控制的“文化自由大会”其实不自由，它被美国中情局所控制成为没有自由的政治傀儡。为了引诱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上钩，他们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0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而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阿尔罗、克里斯托、罗素、伯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顿、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帕洛克，等等。

    近来，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写作出版了《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⑥，书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而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中情局将最富盛名的、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变成自己行动站，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量举办“抽象表达艺术展”、“行为艺术展”“、现成品艺术展”。

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⑦。

四、 族裔问题与性别政治的文论话语

    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中，随着解构主义对中心主义的消解，边缘话语逐渐引起理论家们的关注。诸如少数族文学、族裔散居文学、性别政治、种族修正主义等术语在文论中不断出现，值得研究。

    少数族是一个有争论的术语。吉尔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最初提出“少数人”这一概念，其后，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和大卫·劳埃德等后殖民批评家对这一概念加以改型，并在《论少数族话语的理论：目标是什么》中指出：一种种族文学是否为少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政治地位，只能根据政治意义定义的主体位置，即由经济剥削、政治权力剥夺、社会操纵诸方面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文化上对少数族主体和话语的思想意识统治带来的后果。换言之，少数族文学（minority literature）并不寻求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相反是要消解被西方现代性命名的所谓“经典”，从而使典范文学代表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看法受到质疑和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少数族文学”阻挠那种一统的人类概念，而表达一种与主流话语抗争的立场，化解所谓“人类的”典范形式，还原在经典之外的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原生态。

    穆罕默德和劳埃德还提出“少数族文化”（minority culture）概念，认为：少数族文化都具有与欲将它们边缘化的主流文化敌对的经历，主流文化系统性地破坏以少数族地位产出的各种文化，使人民脱离自己的传统或大批消灭他们。这种被文化斩断的历史进程，再加上某些未开化的文化残留，即成为文化边缘化的常态标志。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本应有不同的模式，却被西方现代性单一历史发展模式所取代。在这种单一模式盲视中，，其他文化都被看作是不发达的、不完善的、幼稚的、非本真的、堕落的、罪恶的文化。在西方中心主义看来，这些边缘文化若要向更高的文化水准前行，就只有同化到欧洲中心主义成就上去。这无疑加速所谓落后的少数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模式更加迅速地同化，差异性文化正在大量地死去，世界正在单一化中变得怪诞。

    与此相关，族裔散居（diaspora）或“移民社群”在西方文论中也频频出现，成为一种重要概念。对漂泊离散者的“漂泊离散意识”的多侧面研究，成为第三世界文学知识分子的新视野。这一概念为斯图亚特·霍尔首先使用，他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认为：族裔散居经验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所定义的；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混杂性来定义的。族裔散居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可以说，某些知识分子用权力发言但却认同于无权力性（powerlessness）。这种话语从别人的剥夺中吸取其资本，而同时又拒绝承认已拥有的特权。这实际上有可能将东方主义批评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压抑，看成一种文化矫情般的诉苦，将对后殖民现象的反抗，当成一种“依凭无权力性”的“权力发言”。这种化约性的表述，甚至有可能成为强权话语的新支点。过去几百年来，帝国主义不断蹂躏非西方文化，因而西方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创伤和灾难的认识，比受它压迫的非西方文化要晚得多。

    在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性别政治问题和种族修正主义同样引人关注。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将性别与政治权力关系加以联系而获得新的话语分析领域。这一概念较早在奥地利女性主义者威海姆·瑞奇在《性革命》中提出，两性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男权和女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家庭中权力话语争夺产生了权威意识形态，必须让女性从家庭中彻底解放，才能实现社会和人的真正解放。凯特·米莉特在《性别政治》中通过劳伦斯、米勒、梅勒和热内四位20世纪作家的分析而得出结论：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男性通过性角色的划分为每一性别规定了行为、姿态和态度的详细准则，把女性限定在性和生育之类的事务中，为自己所支配，而且使这些规定看上去显得自然合理。父权制观念使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抑制着妇女，所以尽管民主昌盛，妇女却一如既往受着一种性别政治的压迫。因而，“性别政治”就是维护父权制的基本策略。

    政治及对父权制与性别歧视的反对，给予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尖锐性和反抗性特性。一部男权史告诉我们：女人无史———历史规则的制定者是男性，历史的主体是男性，历史的书写者是男性，表现的客体是男性，历史阐释的权力者也是男性。女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变成男性书写语码的一个分子，她只能成为男性叙事话语中的“准男性”———用男性的语气、男性的语感、男性的语言、男性的意象去书写，这才会被男性社会所认可。那么，女性写作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以男性话语方式写作，她获得的可能是男性话语所认可的一种指纹和身份；用身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她可能获得了身体，但丧失了灵魂。这里凸显的是写作中的性别身份意识。性别身份意识有两种，一种是“看”，一种是“被看”。非西方面对西方或者整个东方面对西方话语时，东方被不断女性化而成为被看。事实上无论是过分女性化或过分雄性化都是对女性身份的伤害。更加雄性化或性对抗化所导致的女权主义写作成为了一种对抗的话语。但女权主义写作也许不是最佳的女性写作或身份写作方式，而是在另一层面对男权社会的认可式臣服。在我看来，颠覆男权中心写作的另类写作，表明女性艺术是一种良知的艺术。女性政治也许是对权力话语人格面具的撕破，可以不按男权世俗谎言规则出牌。她们的声音撕破了男性的话语中心主义面纱，拆解了男性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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