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26

发布时间：2016-11-24 11:41

本文关键词：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概念平移；西方话语中的现代性为什么会成其为分裂性的现代性概；②金永兵：《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意识》，载《郑州大；③龙泉明：《近代性，还是现代性》，载《南方文坛》；④余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⑤金元浦：《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载《文艺研究；⑥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载《文艺研究》２０；⑦把龙泉明

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概念平移中国、机械沿用的做法几乎受到一致的责备，这从人们对杨春时所主张的中国不存在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观点的普遍批评就可以看出来。人们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质问，譬如：现代性概念是从基督教文明内部产生的概念，为什么却被用于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呢？①现代性是否就等于“西方性”，西方文论的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有没有特殊性，若有，又在哪里？中国文学理论能否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性追求？“五四”以后的革命性、功利性文论是不是也可视作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合法形态？等等②。有人则提出文学现代性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观点，并反对那种孤立、抽象地探讨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划定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取消多种文明文化差异的做法③。与此同时，人们也纷纷提出对待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概念的策略，希望藉此加深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如余虹提出现代性问题及其用语必须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问题④；金元浦提出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当下样态，“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问题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⑤；周宪提出我们应适当地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加以修正或进行必要的“中国化转换”，以使之适应于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情境进行有效的解释，等等⑥。理论界的质疑和策略都非常明确，然而却一直没有在理论建构上获得进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探讨问题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原则，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然而，却仍然有两重困境无法跨越：一是西方的现代性无法跨越，二是社会主义和“文革”问题无法跨越。这两个困境往往纠缠在一起。其中第一个困境之所以使人束手无策，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一方面从学理上质疑现代性这个普遍主义概念，另一方面却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建设上倾向于追求西方的现代性，导致了学术方法和生活态度的矛盾，并在学术上暴露出来。比如，有的学者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应当放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结构中去探讨，反对为文学划定统一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尚未达到西方文学的现代性那样完整的形态，把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视为圭臬⑦。有的学者则干脆把“与西方现代文学契合”当作判断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标准⑧。第二重困境难以跨越，是因为当我们认识到应当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情境和现代性实际的时候，却竟然无法指出社会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正是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独特表现形式，绝大多数人仍然仅仅把它们（尤其是“文革”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恶性的发展”，或只能囿于８０年代沉痛政治反省的眼界，而非站在人类历史或东西方现代性的整体发展的角度，从现代学的学理、学术上看待这个问题。由于难以跨越第二重困境，所以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主义和“文革”文论话语的现代性问题，或否认中国拥有独特的现代性话语，甚或否认中国文学文化具有任何现代性，这都加重了第一重困境所导致的困难，更加促使人们相信西方现代性概念的普遍性和普适性，而忽略对于东西方不同的问题情境的关注。

西方话语中的现代性为什么会成其为分裂性的现代性概念？它是由什么样的问题情境所导致的？若要整理这个过程，追溯至启蒙运动非常关键。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一文中，依循韦伯的经典性概括指出，启蒙思想家们阐明现代性规划的目的在于使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自由领域相互协调，以丰富社会和日常生活⑨。然而启蒙以后，这三个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①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１２页。

②金永兵：《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意识》，载《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③龙泉明：《近代性，还是现代性》，载《南方文坛》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④余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⑤金元浦：《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⑥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⑦把龙泉明的《近代性，还是现代性》与其另一篇文章《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载《文艺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比

较一下就可看出这种矛盾。

⑧刘锋杰：《何谓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载《学术月刊》１９９７年第９期。

⑨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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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文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现理性所支配的领域并没有构建起一个完美和谐的现代社会，启蒙思想家的天真美梦为资本主义的世俗化逻辑所击碎，导致了理性化危机的出现和各合理性领域的分裂。卡林内斯库指出，“在１９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①。其实，西方现代性的分裂在卢梭时期就已经发生了。从浪漫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反叛至今，不仅是文艺领域，其他如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所进行的现代性反思，既是对于西方现代性分裂的表述与批判，也是西方现代性分裂的表现和结果。因而，西方现代性作为一个分裂性的概念只是对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种说明，它的总体特征在于进步的目的论、对于传统和过去的否定、线性的时间观、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发展、个人主义的自由、分裂性和反思性等方方面面。西方现代性的分裂性和反思性在１９世纪催生出它的反面，即反对它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但这种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构建并没有在西方国家获得成功，相反，西方现代性的分裂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非西方国家发生了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非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更加符合中国的问题情境。在中国，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同时对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其结合形式左右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的选择。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它们发挥的作用各自有别、大不相同，但就整个２０世纪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仍然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性方案和现代化建设基本走向和性质的现代性叙事。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态度最初表现为对于两种现代性话语的并行接受，后来过渡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排他性接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往往是冲突关系和共容关系的相互更迭，冲突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惟我独尊（９０年代以后几乎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共容的结果则是两种现代性话语面目难分，造成现代性话语类型学上的混淆。当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初期面对这两种现代性话语时，它们表现为共容关系，但最终经过冲突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案。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模式呢？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涉及到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当时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时候，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现代性话语也都是可能的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冲击，儒家传统无法在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获得现代化动员的功能，而自由主义话语的现代性方案也因其多元主义的分裂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价值伦理之间的深刻断裂而被悬置（不过，作为现代性基本方案被悬置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中国失去了作用）。再者，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还存在许多阴暗面，如个人的惟利是图、社会的不平等、民族国家的动荡、个人与人民大众命运的脱离等，很多中国人将这些现象当作多元主义的流弊来看。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某种价值的亲和性、一定同构性的现代性话语类型，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没有上述多元主义流弊、又能够在各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支持的、整合型的现代性模式，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反思和冲突中做出的适应于中国国情的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形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出现，成为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发生的最根本的歧义或转义。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在中国发生的歧义，就文艺审美方面而言，我以为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西方审美现代性概念的对抗性和分裂性特征的整合和克服；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及其本土化形式———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主导地位的确立。这两点同时也构成了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格局的主导性特征，它们表现于艺术创造理念和理论构建两个方面（分别是对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追求）。在艺术创造理念的确立上，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即西方现代主义的追求，绝不能够与西方现代主义对于启蒙现代性①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４７—４８页。

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反叛、对于人文主义的厌腻和对于艺术的非个人化及为艺术而艺术原则的追求相等同，毋宁说他们的艺术追求的根底仍然是追求光明与忧国忧民，这样就将卡林内斯库所说的“两种现代性混在了一起”①。正如史华慈所说，这里存在一种中国特色，即“对个人的信念与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那是出于一种着眼于使民族富强的目的”②。因此，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决不是对于戈蒂叶提出的同一个口号的沿袭，其实它本身就是对于西方分裂型现代性的一种克服形式。另一方面，在文学理论思想的构建上，中国的主流文论吸收、整合了游离性的文学知识分子和创作方法，使他们服从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人类解放的最高目的，倡导、提出和阐明了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理。这一点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关系，因为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它是在与传统和西方进行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才使得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和本土现代性特色，使之呈现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面目。

但是，若论及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质态结构，只强调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而言的中国现代性的歧义，这在答案上也不能说是全面的。中国文学与文论现代性的质态结构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即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歧义，同时又体现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部分原义。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并没有拒绝对于现代性共性的某种认同，如对于以否定过去的传统为旨归的进步的目的论和线性时间观的信仰；社会各领域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展开；遵循主体的自由原则等。若从该层面去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则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末的一些显著表现，如一种偏重当代的观念的日益增长，从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于新异的趣味的追逐等，这种追求伴随着旨在使中国走向“现代”的每一场社会和知识运动。诚如李欧梵所言，它意味着“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③。同样，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革”文学所体现的现代性也绝不是与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现代性完全一刀两断的，这种文学仍然表现出了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对于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于人权、民主和自由（另一种人权、民主、自由观念）的维护。而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建设上，我们也强调具备科学化、逻辑化、概念清晰化的工具理性形态等。不过，上述文学文论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仍然只是局限于中国审美现代性质态结构的第一个层面，若忽略对于中国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歧义层面的分析，则又势必陷入一种浅薄的共性的怪圈里去。

９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性言述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般仅止于关注中国现代性中与西方现代性的共享共通部分，或者只是用西方他者的语言命名中国的现代性实际，而遗漏了作为中国现代性特殊质地的非共享部分。如当人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表现进行探讨时，可以把现代性话题从“五四”及３０年代的现代主义追求一下子跳到８０年代以后，似乎这中间发生的一切与该话题无关，而且遗漏的恰恰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和实践中对西方的现代性曾发起强烈质疑和力图进行超越的部分，这可以说是中国９０年代以来现代性言述的最大失误。

四、社会主义现代性与中国文论的过去和未来

在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的现代性论争中，社会主义言述可以说是一种被不协调、不恰当地边缘化了的声音。其特点有二：一是这种声音虽不太引人注目，但在本民族所处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它却是立足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实际所作的思考，与西化趋势中的国内主流现代性话语形①②③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９页，第２３５—２３６页，第

２３５—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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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文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成了鲜明对照；其二，它基本上是就原则问题发表看法，尚未对社会学与文学的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时间上未能对现代与当代作一个贯通的理解，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这里首先对国内就该题域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识见做一个回顾。最早从现代性视野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象的国内学者是汪晖。汪晖于１９９４年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乌托邦”则是隶属于现代性的“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的现代性思想形态①。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汪晖提出和论述了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以及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理论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②。这一观点也许受到了卡林内斯库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③的论述的启发，不过确是符合中国思想状况的一种看法。汪晖提出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同是现代性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一度受到学术界的激烈批评④，但确实富有现实意义。汪晖的现代性研究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对中西方现代性的差异和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思考，找到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描述的基本语汇，研究了本土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传播过程及其功能。虽然这种研究还不是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但它却可以为我们思考文学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因为正如上文所论，国内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论争一直为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和概念所湮没。９０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在国内继续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如刘小枫在审理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表露出了建立自己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理论的意图。在谈到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社会实在这一问题时，刘小枫依据欧美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及社会实在的差异，提出应当使用“与社会主义式民族国家的社会实在相切合的分析性概念”（如“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等），去分析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课题，甚至去分析“文革”⑤。这种构想和实践在中国本土现代性理论的构建上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其思路和看法值得国内文学学者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大胆地指出和分析了“文革”的现代性，视之为“社会主义式启蒙”的“顶点”和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现代化事件”。对于文学理论而言，若能够沿着这一思路，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视域重新审理２０世纪中国文论和“文革”文论，则不啻填补中国文论的历史空白。世纪之交把上述设想付诸文论实践的研究者主要有余虹等人⑥。由于在思路和言路上受到了刘小枫的影响，余虹使用了刘小枫提出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等三项分析性概念去分析中国文论话语。他主张从政党实践上去理解中国的“现代”制度文化，继而把中国式政党实践当作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钥匙，把２０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元话语”分为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两类样式加以阐述。同时余虹在定义“现代性”这个概念时也基本上采用了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等人的拆解式口吻，以之指述一种基于“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的“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⑦。在外延上，各种革命工具主义，从较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两结合”，①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９、１１页。②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８—５０页。③称毛泽东思想为“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应当更准确一些。④可参阅郜元宝《学术“化约”与“化约”的学术》（载《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８年第２期）、杨春时《“现代性批判”的错位与虚妄》（载《文艺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１期）、韩毓海《“相约９８”，“告别９８”》（《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等文章。⑤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８９页。⑥刘小枫、余虹之后，逄增玉、陈建华、陈晓明、王一川、陈占彪等人在自己的著述中对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主导的文学、文论与现代性的关系作过不同程度的勾连。⑦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３页。

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都被纳入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话语之列。这样的做法也许是认为中国文论不具有现代性以及怀抱启蒙主义策略的学者难以接受的，然而他们从中也可以得到些许共鸣，因为余虹毕竟对文艺独立路线充满同情，毕竟对政党意识形态和革命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表示不满，毕竟对革命和政治话语的正当性表示怀疑，具有一种消解革命文论的元叙事、力图回归艺术自由和“文学本身”的潜在意图①。这样一来，余虹的文论既带有“后”的特征，又朝着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分裂回归，因而兼具启蒙和消解（偏向于政治批判和抗争）双重身份。我们认为，余虹关于新文论建设提出的新历史主义观点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他关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论说则存在一些不足，如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孤立化、忽视西方现代性语境的牵动效应、过度贬低中国文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把“文革”文论说得一钱不值等。换言之，其主要失误在于研究方法和策略方面，一是忽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体现代性语境，再就是未能告别８０年代的情愫和眼光。这样的不足是应该在中国２０世纪文论史的重写和未来文论的构建中加以避免的。

我以为，若要富有成效地探讨和构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就不能不解决以下这些问题，它们都是具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１．命名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给中国的文学理论指认现代性这个共名，或为什么要确认中国文论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品格的问题；２．历史描述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命名去理解中国２０世纪的文学史和文论史，这一命名在国际语境中所体现的规定及所揭示的歧义是什么；３．重建问题，即如何构建未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问题，未来的文论构建如何考虑以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规定和作用。

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多余，因为有人确曾认为与现代性有关的命名属于学术化约的无谓之举，这种对于命名的怀疑其实也是对于相关学术策略的怀疑。我认为，对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命名，其意义并不止于扩大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还在于能够改变人们的历史观。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命名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起码有四个好处：１．引发研究方法的重新调整。从现代性视野出发的文学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性研究，而是一种以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现代转型之关系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融合了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反思密切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对话理论等多种视界。２．有利于在学术上突破狭隘的时间阈限，承认“极端的年代”的现代性。它促使我们走出８０年代的激越和政治的狭隘的思维定势，以更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建设历史，检视社会主义大背景下不同时代的不同启蒙形式，理解诸如“五四”的启蒙、“文革”的启蒙和８０年代新启蒙的各自的特异性以及相互间的对话关系。也许人们将会发现，“五四”现代性的弱点可能并不比“文革”现代性的弱点来得更少。３．有利于在学术上突破狭隘的空间阈限，把文化对话引入其内。现代性研究自明地包含着中、西方视野，舍弃、忽略任一视野的中国文论现代性研究都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在中国的单一语境中研究，也不能以西方文化为规范进行排他性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涉及文化间的交往活动的过程”②，因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提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形成、实际发展、歧义出现和转型，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发生的。４．在现代性概念系统的内部，通过命名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则又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性概念和理论自身所存在的不足，以更真实地描述中国的现代性实际，这不仅有利于反思西方现代性，而且有利于整体地检视、反思和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由于上述作用的存在，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反思的视野出发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重新理解，就既不同于８０年代以前文学教科书对于中国文学现象的过度政治化的阐释，也不同于８０年代对于文学的短视距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及“文革”叙事的过度反应。

第二个问题表现于历史描述方面，涉及到文学史和文论史的重写问题。我们认为，通过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关键词的把握，可以对中国２０世纪的文学史和文论史的整体基本精神、这一命①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７—８７页。

②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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