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原典比照、诗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探微

发布时间：2015-01-09 16:07

 

【摘要】 本文以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陈寅恪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和相关文学理论的论述,概括出其特殊的文学研究方法,并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西方思想理论中追寻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渊源,考察陈寅恪整合中西以转变成自己独特研究模式的历程,为现今的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借鉴。本文力求实现三大目标：方法层面,通过个案总结出普遍规律,对陈寅恪在长期文学研究实践中探索出的一套独特研究方法加以提炼；实践层面,梳理陈寅恪在留学过程中通过对中西文化学术的比较,所表现出的对这两种文化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方式,探究其对知识消化运用进而产生新思想方法的方式;理论层面,厘清陈寅恪融会中西的的文学研究方法与其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关系,展示出其对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指导思想和学术方法的示范性和启发性。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各部分的思路如下：“绪论”部分通过梳理和分析陈寅恪文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以及目前研究的成绩与不足,确定以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其文学研究方法的中西学术渊源及其结合西学将传统方法转型使其现代化的方式为研究重点。第一章旨在总体把握陈寅恪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理论渊源。义宁陈氏家学、启蒙时期的国学教育以及多年留学的西学浸染对陈寅恪学术观念与方法有着重要影响。陈寅恪所坚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学术立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托命意识与文化研究意识,决定了他历史与文学的研究特色。探求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意识又使陈寅恪一生的治学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应了三种不同文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回国初期,陈寅恪治学的重点在西域史地学,采用“原典比照”方法研究佛经翻译文学和古典文学；中期,他转向了中古民族文化史研究,运用“诗史互证”方法笺释唐代诗文；在学术生涯晚期,陈寅恪进行“心史”研究,主要以“了解之同情”法研究明清文学。第二章探讨陈寅恪“原典比照”文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渊源、理论观念、研究实践和突出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陈寅恪的“原典比照”方法吸纳了宋代史学、佛学等传统学术精华,并借鉴了西洋东方学、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等西方学说。他以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比较观念,立足文化本原的语言基础研究,在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流变、唐代文人之间和文体之间的比较等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实绩。第三章论述陈寅恪“诗史互证”文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运用依据和研究情况。陈寅恪继承了在古代诗史不分情况下形成的传统“诗史互证”方法,并因其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理论方法的吸纳与转化而使该方法得以现代化。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下,中国古典诗歌迥异于西方的特性是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运用的依据。在早期的“诗史互证”研究实践中,陈寅恪侧重于文学的文化整体研究,揭示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第四章阐明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文学研究方法的准确内涵,对其中的传统与西方因子寻根溯源,探讨了该方法的特征与实际运用情况。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法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方法,并接续了中国心灵化文学批评、“以意逆志”等诗学传统。陈寅恪晚年“心史”研究与“新史学”思潮下的心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同步,是其“诗史互证”方法的进一步深化。该方法更追求“时、地、人”三要素的密扣,以“古典”“今典”的辨析为基础,并以细微的心理分析达到与古人“同情”。“结语”部分总结了“原典比照”、“诗史互证”与“了解之同情”这三种文学研究方法对当今文学研究批评活动中出现的弊病的纠正以及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给当代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的启发,认为对陈寅恪在文学研究领域成果的梳理、研究与借鉴是21世纪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绪论

一、研究现状
陈寅恪(1890—1969)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掌握十几种语言(通晓英、法、德、日、俄、希腊、拉丁语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满、蒙、藏、维吾尔等文字,并擅长古代语言如突厥文、西夏文、梵文和上述少数民族的古语言),涉猎广泛的学术领域(历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等),尤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称于世,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髙的声誉。陈寅恪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者,但他利用文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以史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提出了很多独树一枳的见解,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寅恪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在日欧美留学多年,尽管他的著述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西学痕迹甚少,但他的治学思路与方式无疑是国学与西学的融合。因此,梳理陈寅恪文学研究的成就,概括他所采用的文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探讨其将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方式,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古典文学研究以及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构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学术界从20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对陈寅恪学术成果及其治学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和评价,但仅限于对某些具体历史观点的评述,缺乏系统研究;新中国建立后,陈寅恪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文学领域,但缺少打通和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学术界才真正重视陈寅恪的文化思想与学术成就,研究不断推进与深入,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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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
陈寅恪本人非常重视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他怀着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现代出路的问题意识,一生中两次主动转变学术旨趣和研究重点,每次都结合自身学养和对象特征积极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所谓“捐弃故技”②而用“新方法”与“新材料”也。在日常授课时,他也十分重视治学观念与方法,屡次强调。据弟子李坚回忆,陈寅恪在新开课程首次上课时会专讲自己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④而且,陈寅恪在晚年也对后人整理总结自己的研究方法寄以厚望。1968年,陈寅恪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助手黄萱来看望自己和夫人唐赏时,他表示黄萱最熟识自己的研究方法,希望她在其死后能写一篇关于自己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可惜因种种原因遭到了黄萱的拒绝。⑤实际上,在近代学术史上,陈寅恪的文史论著于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与实践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目前,研究工作者在其史学方法方面已做了一些整理总结工作,但还未充分认识到陈寅恪对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重要意义。陈寅恪是传统的文史不分家的学者,在说治史之余还创作诗歌。他虽主治史学,但他利用文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以史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提出了很多独树一枳的见解,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没有系统论述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专门文章,有关思想散见于其对历史的考证与阐释中,虽寥寥数语但极为睿智与深入,己包含了其文学史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更需要当前研究工作者的整理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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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历程

第一节读书生涯与所受影响
一、开蒙时期之旧学教育
陈寅恪自小所承受的义宁家学和传统国学教育为其打下深厚的旧学根基,宋代史学、清代考据学、传统诗学和梵佛之学等的精义已成为他的学术根本。他稍长又至东洋日本和西洋德法美诸国游学十几年,直接接受西学新潮的洗礼,西方史学、东方学和语言文字学等科学理念也对其学术观念与方法有着重要影响。在准确把握中西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陈寅恪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学术立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托命意识与文化研究意识决定了他历史与文学的研究特色。探求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意识又使陈寅恪一生的治学经历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分别选用了 “原典比照”、“诗史互证”、“了解之同情”三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陈寅恪为江洲义宁(今江西修水)人,而义宁陈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化家族,陈寅恪从幼年起就深受祖辈父辈的影响。祖父陈宝蔵(1831—1900)以举人出身位至封疆大吏,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戊戌维新前后任湖南巡抚,以变法而开湖南新治,在当时影响重大。父亲陈三立(1853—1937,号伯严,雅号散原)是“海内四公子”之一,为近世``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曾协助其父在湘推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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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学术思想与治学历程
陈寅恪很少称引附会西学,其学术思想与方法又并不“国粹”,他追求的是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合一的高妙境界。其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的文化主张相反而相成,而以文化为本位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史研究,并决定了他的治学方法。文化观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这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文化发展历程的把握、对中外文化的比照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坚守。这一学术观念成为陈寅恪治学潜在的又是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使其成为融汇东西并贯通古今的学术大师。中国文化本位主义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经典性的解释:“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在文化的不同领域中,经过综合、概括、提炼,可得出一种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即深义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或内涵。陈寅恪认为“三纲六纪”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似柏拉图的理念,是“抽象理想之通性”。但他心中的“纲纪”己非儒家旧说,正如其在《论再生缘》中彰扬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的陈端生“心中于吾. 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他所留恋和向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己过时的具体制度,“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而是排除时代社会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是抽象的文化理想。陈寅恪在论中国思想史时曾指出:“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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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学研究方法互证.........69
第一节"诗史互证”的学术背景.........69
一、对"诗史互证”传统的承传.........69
二、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吸纳与超越.........78
第二节“诗史互证"的具体实践.........83
第四章文学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90
第一节"了解之同情”法释名与溯源.........90
第二节“了解之同情”法之选用与实践.........106

第四章文学研究方法一一了解之同情

第一节“了解之同情”法释名与溯源
一、“了解之同情”法释名
陈寅恪虽早在1931年就提出“了解之同情”说,但其在心理学层面上的丰富内涵更能代表他晚期“心史”研究的方法特征。所谓“了解之同情”,在陈寅恪的文学研究中指为建立在考证辨析“古典” “今典”基础之上的审美想象和情感投射,以追求“时地人”三要素的密扣和进行人物心理的细微分析来强调历史真实的深究与艺术美感的获得之密切关系。此法仍以深厚的民族文史传统和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为根基,既吸取了西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方法,又接续了中国“心灵化”文学批评和以“知人论世”为前的"以意逆志”的诗学传统。陈寅恪晚年``心史”研究与“新史学”思潮下的心理历史学发展同步,“ 了解之同情”法的选用与此相关,还可看做是其“诗史互证”方法的进一步深化。陈寅恪在1931年发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査报告》中对“了解之同情”法有着最为透彻的解释:“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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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陈寅恪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将传统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新的学术途径和建立新的思维模式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如今大师虽逝,但他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吁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希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沟通今古、联结中外以构筑未来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框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热”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在以往对陈寅恪学术遗产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人们只注意到他在史学上作出的贡献,他的文学研究思想及方法在当时没有对古典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在现在也仍然没有受到重视。可以说,我们对陈寅恪在文学研究领域成果的梳、研究与借鉴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正是陈寅恪将中国文史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与西方先进文化理论方法巧妙结合在一起,才使他的文学研究方法具有了现代学术意味。“原典比照”、“诗史互证"与“了解之同情”是对其文学研究方法具体而准确的概括。这些方法的运用有着陈寅恪当时开展学术研究时的思虑,也对克服当今文学研究批评活动中出现的弊病有所禅益。陈寅恪在文学研究中釆用“原典比照”方法,是为了达到会通与融合的目的,即在不同人类文明的跨越中探究文学的文化生成语境,在多元文化的比照下解析文学,突显特质以求取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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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