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劳动”如何可能？——20世纪50年代工人文艺运动的限度问题
发布时间：2021-12-11 07:52
1949年后,工人文艺运动以上海、天津、鞍山等工业城市为主要阵地,旨在以"群众文艺"的方式树立新的劳动主体与文化主体。在文艺工作者的教育、引导和组织下,工人文艺活动被组织在生产过程的内部,力图构造一种打破体力与脑力劳动分工的象征秩序,同时又不对生产造成妨害,由此带来闲暇与劳动、文艺与生产之间的悖论关系。尤其在工人写作运动中,对"工人业余作者"的培养反而催生出"当作家"的专业化憧憬,生产出新的脑体分工的趋势。"群众文艺"的构想原本旨在打破现代市民社会的劳动分工,创造生产者自身的文化,从而完成主体性革命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然而劳动与闲暇的悖论、业余性与专业化的冲突,使"生产劳动"与"创作劳动"无法被完全整合到一种文艺生产机制中去,显示出这一文化政治构想的限度与危机。
【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20,(1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工人文艺创作选集》
因此，面对如何将城市/工厂这一新的政治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的命题，工人文艺首先是以“群众文艺”的方式展开的。草明进入工厂工作初期即从工人投稿中发现，“工人作的歌谣———有韵的歌谣，是特别出色的。他们的散文和短论，写的少，也写的较韵文差”；“特别在铁路工厂里，工人稿件中百分之五六十是歌谣———有韵的诗歌”。在工人们接受教育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歌谣因“能够更集中地更简练地表现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表达方式“单刀直入”、朗朗上口，“念起来叫人们听得很舒服，情绪更饱满，和更有力”，备受工人青睐(8)。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1952年9月对各个工厂开展文艺活动的统计，“全市共有工人业余文艺组织六千二百三十个，参加的职工近十一万人。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歌咏、舞蹈、快板、相声、评弹、拉洋片、口琴、国乐、杂记、漫画以及话剧、地方戏等”(9)。由此可见，以歌谣、演剧、快板、讲故事为代表，这类以即兴编创、互动表演、有形有声为特征，富于地方艺术或民间文艺特色，不依托或少依托文字书写的艺术形式成为早期工人文艺的主流（图2）。这些文艺形式大多采用可以共享的集体娱乐形式，通过打破创作者与接受者、批评者之间的界限，为工人提供一个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文艺实践空间。因此，尽管如草明所观察到的那样，工人“常常不善于分析，不大会写理论性的文章”(10)，但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参与到文艺生产过程中来。事实上，与强调需具有形式完整、文类界限清晰的“作品”的现代艺术体制相对，以群众文艺机制为依托的工人文艺更强调“组织”“创作”与“生产”过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主要以“做的艺术”和“行动的艺术”(11)为中心的群众文艺实践，开始打破“文字”（以及以“文字”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产体制）的垄断，强调的是工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描绘了一幅以文艺为代表的脑力劳动与精神创造向劳动者普遍敞开的理想图景。图2《工人文艺创作选集》
这一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草明小说《火车头》中的工人李学德和弟弟李学文聊天时对共产主义社会工人生活的想象，即一种兼顾劳动与休闲、生产与学习的理想生活样式。饶有意味的是，与小说中的畅想相比，修孟千的这段描述显得更加具体、整饬，工人在丰富多样的文艺活动中各有所好、各有所长，尤为重要的是，劳动与闲暇呈现出一种有机的秩序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实性的描述反而呈现出比小说更高的理想性。但如果结合各个地方工厂文艺干部的其他调查文章来看，这一理想图景的描绘实际上包含了多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文艺实践被视为工人消除劳动带来的疲劳、获得审美愉悦与娱乐体验的途径，这也是劳动力再生产需要以必要的休闲时间作为保障的内在要求。但与这段描述中流露出的自由安适、各得其乐的“选择感”不同，工人可参与的文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实际上都是有严格规定和要求的。例如，在歌咏活动中，此前风行于市民生活中的“流行歌”被“解放的歌，硬歌，健康的，愉快的，还要能表示咱们工人劳动的歌”所取代；排演秧歌舞时，有些扭了多年秧歌的工人“飞眉吊眼乱哆嗦”的旧形式、旧习惯也要祛除(16)。但对有些工人而言，经过这样的形式转换或过滤，文艺就失去了观赏性、趣味性与娱乐性：“有的工人认为‘高跷秧歌本身就是个调情凑热闹的玩意儿，不这样那不会有人看了’。总要化装花花公子、时髦小姐、小丑、丑婆子、脸上画个乌龟，手上提个夜壶，男女调调情，有的感到化装成工人反倒拘束住了：‘没意思’。有的职员说：‘排戏就是为了玩儿，我们不谈政治’，甚至有个职员说‘我们就不为艺术而艺术，但也不为宣传而宣传’。”(17)可见，工人文艺运动的“政治工作”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配合政治宣传，是以教育工人、促进生产、移风易俗为目的，但其作为“文艺工作”的组织形式又必须面对城市中已相当成熟的市民文化、尤其是消费性的娱乐文化的挑战。面对这些“单纯的娱乐观点”(18)和“孤立地‘为文娱而文娱’的做法”(19)，理想的工人文艺运动实际上是要在工厂内部开辟出一种崭新的文艺创作空间，从而排除文艺与娱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消费性，通过表现与生产有关的内容，将促进生产的政治性灌注到文艺实践当中，从而创造一种生产性的文艺。质言之，这种生产性的文艺不仅是为了从正面对工人展开政治宣传，激发其劳动积极性，也是为了抵抗消费性的文艺对生产情绪和劳动纪律造成的干扰或消耗。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试论文化革命脉络里的大跃进群众文艺实践[J]. 朱羽. 现代中文学刊. 2016(01)
[2]忆草明[J]. 于敏. 新文学史料. 2003(04)
本文编号：3534291
【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2020,(1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工人文艺创作选集》
因此，面对如何将城市/工厂这一新的政治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的命题，工人文艺首先是以“群众文艺”的方式展开的。草明进入工厂工作初期即从工人投稿中发现，“工人作的歌谣———有韵的歌谣，是特别出色的。他们的散文和短论，写的少，也写的较韵文差”；“特别在铁路工厂里，工人稿件中百分之五六十是歌谣———有韵的诗歌”。在工人们接受教育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歌谣因“能够更集中地更简练地表现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表达方式“单刀直入”、朗朗上口，“念起来叫人们听得很舒服，情绪更饱满，和更有力”，备受工人青睐(8)。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1952年9月对各个工厂开展文艺活动的统计，“全市共有工人业余文艺组织六千二百三十个，参加的职工近十一万人。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歌咏、舞蹈、快板、相声、评弹、拉洋片、口琴、国乐、杂记、漫画以及话剧、地方戏等”(9)。由此可见，以歌谣、演剧、快板、讲故事为代表，这类以即兴编创、互动表演、有形有声为特征，富于地方艺术或民间文艺特色，不依托或少依托文字书写的艺术形式成为早期工人文艺的主流（图2）。这些文艺形式大多采用可以共享的集体娱乐形式，通过打破创作者与接受者、批评者之间的界限，为工人提供一个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文艺实践空间。因此，尽管如草明所观察到的那样，工人“常常不善于分析，不大会写理论性的文章”(10)，但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参与到文艺生产过程中来。事实上，与强调需具有形式完整、文类界限清晰的“作品”的现代艺术体制相对，以群众文艺机制为依托的工人文艺更强调“组织”“创作”与“生产”过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主要以“做的艺术”和“行动的艺术”(11)为中心的群众文艺实践，开始打破“文字”（以及以“文字”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产体制）的垄断，强调的是工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描绘了一幅以文艺为代表的脑力劳动与精神创造向劳动者普遍敞开的理想图景。图2《工人文艺创作选集》
这一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草明小说《火车头》中的工人李学德和弟弟李学文聊天时对共产主义社会工人生活的想象，即一种兼顾劳动与休闲、生产与学习的理想生活样式。饶有意味的是，与小说中的畅想相比，修孟千的这段描述显得更加具体、整饬，工人在丰富多样的文艺活动中各有所好、各有所长，尤为重要的是，劳动与闲暇呈现出一种有机的秩序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实性的描述反而呈现出比小说更高的理想性。但如果结合各个地方工厂文艺干部的其他调查文章来看，这一理想图景的描绘实际上包含了多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文艺实践被视为工人消除劳动带来的疲劳、获得审美愉悦与娱乐体验的途径，这也是劳动力再生产需要以必要的休闲时间作为保障的内在要求。但与这段描述中流露出的自由安适、各得其乐的“选择感”不同，工人可参与的文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实际上都是有严格规定和要求的。例如，在歌咏活动中，此前风行于市民生活中的“流行歌”被“解放的歌，硬歌，健康的，愉快的，还要能表示咱们工人劳动的歌”所取代；排演秧歌舞时，有些扭了多年秧歌的工人“飞眉吊眼乱哆嗦”的旧形式、旧习惯也要祛除(16)。但对有些工人而言，经过这样的形式转换或过滤，文艺就失去了观赏性、趣味性与娱乐性：“有的工人认为‘高跷秧歌本身就是个调情凑热闹的玩意儿，不这样那不会有人看了’。总要化装花花公子、时髦小姐、小丑、丑婆子、脸上画个乌龟，手上提个夜壶，男女调调情，有的感到化装成工人反倒拘束住了：‘没意思’。有的职员说：‘排戏就是为了玩儿，我们不谈政治’，甚至有个职员说‘我们就不为艺术而艺术，但也不为宣传而宣传’。”(17)可见，工人文艺运动的“政治工作”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配合政治宣传，是以教育工人、促进生产、移风易俗为目的，但其作为“文艺工作”的组织形式又必须面对城市中已相当成熟的市民文化、尤其是消费性的娱乐文化的挑战。面对这些“单纯的娱乐观点”(18)和“孤立地‘为文娱而文娱’的做法”(19)，理想的工人文艺运动实际上是要在工厂内部开辟出一种崭新的文艺创作空间，从而排除文艺与娱乐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消费性，通过表现与生产有关的内容，将促进生产的政治性灌注到文艺实践当中，从而创造一种生产性的文艺。质言之，这种生产性的文艺不仅是为了从正面对工人展开政治宣传，激发其劳动积极性，也是为了抵抗消费性的文艺对生产情绪和劳动纪律造成的干扰或消耗。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试论文化革命脉络里的大跃进群众文艺实践[J]. 朱羽. 现代中文学刊. 2016(01)
[2]忆草明[J]. 于敏. 新文学史料. 2003(04)
本文编号：353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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