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小说人物的“异化”看其文化批判意识(2)

　几类人物相互牵扯，构成老舍小说社会的主体。“恶棍型”人物肆意压榨，造成“老分子”型人物更加畏缩、谨慎，“犹豫型”人物更加矛盾，而后两者的畏缩和徘徊又助长“恶棍们”的嚣张。祥子的异化就发生在这样的人群中，或者说，正是这样的民众社会才造成祥子的堕落。所以这种人群本身也是异化的分裂的，并且比祥子的异化更深刻、更隐秘、发生得更早更不自觉，正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反映出他的父母、妹妹、同事、他人的心理更加“变形”一样。可怕的是，这种变形、异化已被认同为合理的、正常的，整个是非善恶完全颠倒了、混乱了。传统文化的魔力得到极大地张扬。
　　三
　　在老舍对异化人物的塑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透露出悲观意识。《猫城记》可谓用寓言方式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作了一次文学概括。“猫国”、“猫民”都带有现实指涉意义，继续着老舍的落后的国民性批判、文化反思的主题。《猫城记》较强的悲观思想把老舍对现实的深重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老舍仍抱有理想主义，“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6]，在许多作品中都塑造了理想性的人物，如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祁瑞全、变化后的钱默吟、高弟（《四世同堂》），《猫城记》里也有大鹰的形象。他们深明大义、有勇有谋、不畏牺牲，在作品中起到警醒、鼓舞世人的作用，如李景纯之于赵子曰、莫大年、武端，李子荣之于马威，祁瑞全、钱默吟之于祁瑞宣。“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蒙意义。”[7]但这类人物过于概念化、理念化，对于小说本身来说，好像强行插入的楔子，于小说艺术构成有所损伤，可谓不成功的创造。老舍也曾经说，“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8]理想型人物是虚设的，缺乏生活基础，也少了血肉感。可见，老舍对文化病症并没找到可行的药方。

本文编号：3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