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离经叛道的异端文艺思想

　　明代思想家李贽历来被视为“异端”，他更是以“异端”自居：“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饼谓“异端”，顾名思义，就是不符合时下正统潮流、并与之相悖的主张、思想或者人。“异端”思想往往具有反潮流、反正统的性质，所以也往往不为潮流所容而遭受排斥、打击，这是其一面。 “异端”还有一层隐含的意义，那就是“异端”在否定过去的同时，往往有开启后来的开启之功，预示或开启着新的思想，暗流涌动。这后一层的意义，笔耕论文，人们往往把它概括为“思想启蒙”。思想史上的这种“异端”都应该具有“反潮流，反传统”和开启新思想的两个特征，特别是后一个特征，更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本文即拟从开启之功的角度谈谈李贽异端思想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影响。

　　1肯定《水浒传》

　　《水浒传》故事早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有记述，在民间流传也相当广泛。《水浒传》成书以后，儒家、理学家视之为诲淫诲盗之书。李贽却对《水浒传》大加赞赏，认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②。”李贽对《水浒传》肯定的最根本点在于肯定梁山好汉的人品和胆识。《水浒传》成书后谴责之声不断，封建正统斥之为“诲盗”，要求将其付之一炬。明代田汝成更是认为：《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万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其子孙三代皆哑。，可见其对《水浒传》恨之入骨。李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肯定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认为他们都是“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他评论《水浒传》说：“一僧读到此处，见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叹日：‘当时强盗真恁地多?’余日：当时在朝强盗还多些。”这种忠义在水浒，强盗在朝不在梁山泊的思想是非常大胆的，有明显异端叛逆性。

　　如此肯定《水浒传》，也就肯定了《水浒传》所写内容的合理性和其表达后思想的进步性。把“忠义在水浒”和“强盗在朝还多些”的思想结合起来看，李贽明显表述了后世“官逼民反”的思想。今天我们谈论“官逼民反”的话题，自然、平常，但在李贽的时代绝对是超前的，具有开启之功。他把封建正统、道学家的思想及其是非标准完全颠覆，否认他们的是非标准，视官为盗，视“盗”为忠义，那是绝对的“异端邪说”。对今天我们文艺作品的表现内容及其主题，也应有现实的启发作用，值得作家、艺术家深思。

　　2提倡童心，反对“闻见道理”

　　李贽提出“童心说”，是他在文学批评上振聋发聩的振臂之呼。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主张。所谓“童心”，按李贽的说法，那就是“赤子之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

　　“若失却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童心说》惊世骇俗的异端之处，在于其把几千年来被奉为思想道德规范，而近世理学家又视为神明的孔孟及其儒家经典看作一文不值的东西，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他对传统道德、思想和文化的批判可谓非常大胆而尖锐。其表现是：首先批驳以“闻见道理为表象的思想道德规范。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李贽批判的“闻见道理”有明显的针对性，矛头所指是理学思想。我以为，李贽所批判的内容，可能与宋元理学的内容有较高的相似度，但又不局限于此。他所批判的对象是几千年来被规范化、德道化，甚至法律化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系列封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它是古代士人应遵守的规范，并从小就接受其教育而受其影响，历经千年而成为人们理所当然应遵从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文化。李贽批判它，其力度和大胆程度是前无古人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是非评判标准，有破有立。“闻见道理”是以往社会的是非评判标准，现在李贽否定它，认为其不过是导致人们失却“童心”的罪魁祸首，而“童心”才是真正的是非评判标准，出自“童心”之言是至言，出自“童心”之文是天下之至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童心”究竟是什么?研究者都认为有“真心”的意思，这一点我们也赞同 ，但我们认为不仅如此。说真话，抒真情，不要无病呻吟，这是前人已表述过很多的东西。按李贽自已的解释，“童心”是“赤子之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要言之，也即是个人还未进入到人世社会之前的“心”，未受到“闻见道理”的影响而保持纯朴自然的特征。这种“心”除了“真”的特质外，还应有社会属性以外的特质，也就是动物性的特质，“食”、“色”之性当然也包括在其中。所以他以此标准，才会把《西厢记》、《水浒传》这些禁书列为“古今之至文”。这种思想是大胆的、反传统的，它与明代人情小说，性灵文学是同步共振的，我们即使不说这种思想直接开启了什么，但是可以说它代表那个时期一部分反传统的社会思想和一些作家的创作追求，其是非功过，从矫枉过正，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是功德无量的。这种“童心”文学观与其“日用即文学”观是一致的。

　　3‘‘日用即文学”，主张写个人欲望、日用生活李贽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意识和社会形态都蕴藏着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形态上看，明代中晚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层— — 市民。市民阶层有他们自己的、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思想和道德价值观，较少受“闻见道理”的影响。李贽注意到了他们的心理诉求，并把它同明代实学结合起来，以对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李贽高扬自然人性，“存人欲、灭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耳。⑤，，把高不可攀盼‘天理吓拉到穿衣吃饭的自然人伦，充分肯定了个人生命存在的正当合理性和生命欲求的内在必然性。进而，李贽更大胆地提出了“无私则无心”的观点。“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⑥”历来都只说“公”，不能 ‘私”，李贽不仅大胆说“私”，而且认为“人必有私”、“人皆有私”，上至孔圣，下至普通百姓，莫不如是。肯定人的私心，也就是肯定人的欲望。肯定人欲而反对“天理”，与理学对着干。这种思想对文学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些吃喝拉撒的日用生活都进入到了文学描写的范畴，私利之心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公开展现，这些文学观念是颠覆性的。

　　4结语李贽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表现在文学及文学批评上，呈现出异样夺目的光彩，影响深远。与李贽几乎同时的公安三袁，其文学主张明显受到当时王学左派，特别是李贽的影响。李贽移居湖北麻城时，与三袁多有接触，而三袁自己也披露受到了李贽的影响，前人已多有研究论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与李贽的“童心”理论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性灵”与“童心’，彳艮接近，都 真”的内涵，也都自然、本性”的意义。公安三袁重视俗文学，提倡民歌、小说，也与李贽的“童心说”相关，与李贽以“童心”为基础，肯定 浒传》、(洒厢记》是一致的。

　　李贽高扬自然人性，提倡“日用即文学”，主张描写个人欲望，这与明代的人情小说的发展是共振的。明代的人情小说，特别是其分流之一——情色小说，颇受世人诟病，是非功过暂不作评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它描写了真实自然的、人的生活，不再是载道的工具，代圣贤立言。让文学回归它的本位，写人的吃喝拉撤，表现人的喜怒哀乐，不再存天理。文学即人学，虽然李贽等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但他们在向这个方向走。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开启之功，前无古人。 。

　　李贽的异端文艺思想，对后世很多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归智先生提出了“启蒙三圣”的概念，就是李贽、曹雪芹、鲁迅。李贽和曹雪芹是封建社会后期两位思想界的先锋，他们大胆抨击旧有的封建糟粕，满怀希望地迎接新时代的曙光；鲁迅则是半封建社会一位思想巨人。从叛逆启蒙的角度看，李贽、曹雪芹、鲁迅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其生活时代的“异端”。“这三位伟人的精神实质血脉流注，前后贯通。他们既生动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粹，又具有特别能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优点，符合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尊重人权、追求原创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