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形象的塑造谈孙犁创作方法的独特性

　　谈到孙犁，论者经常提到他善写农村生活、善写乡村女性尤其是纯美的少女，而且注意到他用独特的审美理念构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世界，成为“荷花淀派”的宗师，确实如此。但如果只关注到创作对象(女性形象)还只是处于表层探索，孙犁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不仅仅在于他塑造了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更主要的是在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观念、艺术追求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韵，这是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主要标志。“只有在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形成了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才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创作方法”，阎浩岗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创作方法的三维结构”，即：创作方法作为作家进行创作时的美学追求与指导思想，实际是由创作宗旨、创作对象和创作原则三个要素构成。其中创作对象指的是作家写作时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与题材密切相关，但又不等同于题材，是创作方法三维结构中最表层的一维。创作宗旨是创作的根本目的和追求，即“为什么写”的问题，在三维中表现得最为隐蔽。创作原则是作家在创作时对主客观因素之间主从关系的理解与操作过程中的偏重取舍，与创作对象处于同一层次且都决定于创作宗旨。本文借鉴“三维结构”理论，以此来分析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理解和把握孙犁在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对传统道德、个性解放和革命叙事等命题的思考。

　　孙犁善写女性，这是公论，他塑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如水生嫂、春儿、秋分、李佩钟、吴召儿、小妞、小鸭、大菱、二菱、秀梅、浅花等等。冯健男曾指出孙犁善于刻画农村妇女的形象，认为她们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聪明、美丽、多情、勇敢的特色，这是孙犁作品“美的极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浓墨重彩地展现女性与孙犁的“女性崇拜”意识、传统文人理想和时代使命感密切相关，更是孙犁的创作宗旨使然。孙犁崇尚真实并将自身的切身体验融人作品，真诚地展现时代的风貌。

　　孙犁一再强调他的“女性崇拜”心理：“我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现在有比较多的论者都注意到孙犁小时候生病、身体赢弱，深受父母、婶婶宠爱，后来的包办婚姻中，妻子也是扮演了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所以说女性是孙犁最为熟悉、最为热爱的人物。孙犁真切地感受到女性的温柔、善良、乐观、执着、能干，同时也深刻理解她们具有的无畏、泼辣和坚定。孙犁曾深情地回忆了妻子在生孩子坐月子时面对凶残的日本兵所表现出的勇敢坚定。

　　孙犁往往用真诚的态度把现实感受甚至亲身经历写入作品，他对女性的敬佩、崇拜是真实的，所以才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诸多光辉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水生嫂这一形象几乎是以孙犁妻子为原型塑造的。

　　孙犁内向、沉静、随和、恬淡，感情细腻、文质彬彬，一生追求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生存状态与人格模式—— “修身养性、人格完善与写作为文的统一”。偏向于阴柔气质的文人孙犁“愿意看到令人充满希望的东西，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鸟叫；不愿意去接近悲惨的东西”，他更喜欢“写欢乐的东西”翻跚，而这些显然与女性有更多相通之处，所以，孙犁为我们塑造了众多开朗乐观、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

　　有人问孙犁：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孙犁认为：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中，妇女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新生解放，也就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而一切斗争、一切生活都有她们参加的缘故。尤其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多年里，有多少妻子、母亲，送走丈夫、儿子，之后她们担任起养家度日、扶老携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风霜雨雪中逃难，在饥馑中组织生产、度过灾荒；她们怀念亲人但机杼不停，她们抬担架、做军鞋、看伤员、掩藏战士，在汉奸敌人面前宁死不受辱。战时的女性尤其体现了孙犁对革命战争的理解和对美的感受；发掘并凸显这种美是有良知、有爱国心的作家在时代中应尽的责任。 。

　　孙犁认为特殊的时代——抗日战争——是一个大熔炉，它陶冶熔铸了人的情操、美德和毅力，笔耕论文，是一种“美的极致”：“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隋，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因而他更关注的是时代风云及其影响、改变了怎样的人情、人性和人际关系。孙犁表现“美的极致”，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情美，是伦理道德情操之美以及人性的善良，是美与善的结合。孙犁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爱国作家，他的赤子之心使他真诚地、自觉地向时代靠拢(表现战争、写抗日英雄等)，但他不直接写战争的残酷，也不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而是从战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的人性美、人情美人手，从侧面表现革命战争的风云变幻，这就避免了单纯的革命叙事(“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以及其中某些模式化、符号化的倾向。

　　孙犁力求发掘时代的最强音、展现“美的极致”以达到“美育”效果，陶冶心灵、振奋精神是其根本宗旨，显然不宜于过多地表现个人的私人感情，而应该把个人的情感与爱国情、民族的未来结合起来。因此，孙犁笔下的女性与以往文学史中的女性不同：她们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和才子佳人；也不是五四时期那种个性解放但却找不到出路的感伤、浪漫的女性；不同于2O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中陷入革命与恋爱矛盾的女性；与茅盾笔下浪漫狂欢、崇尚感官刺激和享乐、颓废病态的时代新女性更是大相径庭；与40年代张爱玲笔下沉溺于世俗生活、饮食男女、渺小的个人悲欢离合的女性迥异。孙犁笔下的女性，她们不管年龄大小都容貌姣好，但这一点不被刻意突出，作者往往用整洁利落、大方得体的衣着反衬她们的俏丽，是一种不张扬的、内敛而含蓄之美；而且作者不直接或浓墨重彩地表现其感情经历、爱情发展，她们几乎不“谈”爱情，即便写到爱情也会一笔带过或戛然而止，但是不“谈”爱情并不代表“不”谈爱情，孙犁关注细腻的感情并将其通过细节、场景以及彼此间志同道合展现出来。孙犁笔下的女性既有姣好的外表又有美好的心灵；既有传统的美德又体现了她们的个性追求；既有缠绵细腻的个人情感又有识大体顾大局的时代观念。《荷花淀》中的水生嫂、《风云初记》中的春儿、《采蒲台》中的女人们、《光荣》中的秀梅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质，尤其是对情感的处理表现为一种清淡而又含蓄的审美风格。孙犁写夫妻、战友、恋人关系中的女性，她们的个人情感与时代使命感合而为一，她们有对爱的渴求，但在特殊历史时期，爱恋往往与如钢的意志、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及军民鱼水情相融合，即爱情变为亲情进而升华为民族情。这不是孙犁有意的拔高，也不是不符合人性化的描写，而是战时真实的、自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浇园》中，战争把伤员李丹和香菊联系在一起，在短暂的相处中他们“像一家人一样，越混越亲热了”一，“李丹很喜爱这个地方，也着实心疼那浇园流汗的人”。回家路上，香菊拔了一棵甜棒，咬了咬交给李丹，李丹问“甜不甜”，香菊说“你尝尝呀，不甜就给你”，他们的感情是基于感激之情的亲情，也有朦胧的、超越照顾与被照顾关系而产生的爱意，尤其是结尾李丹想到“要流多少汗，才能换来几斗粮食，供给我们吃?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战斗流血的意义”，使似有若无的爱情与民族大义结合起来，这不仅符合时代的审美情感，也使结尾含蓄而又有韵味。在《风云初记》中，春儿和芒种的爱情也被写得很淡，“补衣服”和“定情”

　　是全文感情最浓的两处：“就穿着缝吧，给你叼上一根草根。”“叼这个干什么!”“叼上，叼上!要不就会扎着你，要不咱两个就会结下仇怨了!”春儿笑着把一根笤帚苗放在芒种的嘴里。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春儿要矮半个头，她提起脚跟，按了芒种的肩膀一下，把针线轻轻地穿过去。芒种低着头，紧紧合着嘴。“他闻到从春儿小褂领子里发出来的热汗昧，他觉得浑身发热，出气也粗起来。春儿抬头望了他一眼，一股红色的热浪头，从她的脖颈涌上来，像新涨的河水，一下子就掩盖了她的脸面。她忙打了个结子，扯断了线，背过身去”。

　　扯断了缝的线，实际也说明孙犁及时扯断了情爱的线索，因为这不是时代需要他表现的重点。另一处写成熟到谈婚论嫁地步的场景在现在看来也相当“保守”：“你出去长久了，别忘了我。做了官儿，也别变心。’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急得涨红了脸，说：‘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怎么能变心哩!“有什么凭据?’春儿抬起头来，红着脸，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能使铁打的人儿也软下来。芒种说‘什么凭据?我得给你立个字吗?“不用。’春儿笑了，‘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要干什么呀?’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芒种呆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把嘴放在她的脸上。‘好了!’春儿把他推起来，‘就这样。你走吧，我反正是你的人了”。即使多年不见的夫妻如秋分和高庆山的重逢也没有刻意描写恩爱场面，倒是反复写到秋分的积极进步以及对高庆山的信任，实际上这是一种个性追求(如爱情)在时代(抗日的革命工作)中的升华。

　　相对于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来讲，孙犁笔下这些漂亮、活泼、聪明、泼辣的女性形象体现的恰恰是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而这种个性解放又与时代相关，也正是时代赋予女性这种权利和自由，使她们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加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因此，她们积极参与斗争和革命，更以灵动、美丽并且充满人性化的诗意生命体现了战时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这些女性形象体现了传统美德、个性追求以及革命叙事的完美结合。

　　孙犁既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人本主义、自由思想的影响。尽管性格上具有优柔寡断、缺乏锋芒毕露的一面，但内心深处仍有强烈的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也包括对美好的异性、自由的婚恋以及浪漫情感的渴望。

　　孙犁的感情生活即体现了这种潜在的思想。在郭志刚、章无忌着的《孙犁传》的一些章节中，如第二章的“无花果”和“天作之合”、第五章的“人生几次月儿圆”、第六章的“凤凰再生了”、第七章的“疗养生活纪略”等记载了孙犁感情及婚姻生活的一些资料，孙犁自己则有更多的表述。资料显示：孙犁1927年订婚，1929年与长自己4岁的妻子结婚，虽没有承受太多旧式婚姻的痛苦，但很难说与没有文化的妻子有多少共同语言。孙犁在读高二的时候，到位于保定育德中学西南角的一所平民学校教国文，同女学生王淑产生了恋情，且在1936年孙犁去同口教书时，面对王淑同军官离家潜逃被追回的小报新闻惘然无对，在晚年仍做着好梦为她祝福。这段情感，孙犁在《保定旧事》等文章中做过详尽描述，并称“这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1944年在延安，“他请了一位经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京剧)，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这件事孙犁曾写进《善室纪年摘抄》中，在《忆梅读易》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事情的经过，通篇充满了对人生命运的感叹和作者的忏悔之情。1946年，孙犁返回冀中，在蠡县刘村与农村姑娘锡花的微妙感情令孙犁难以忘怀，小说《“藏”》中的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1958年，孙犁在青岛疗养院养病期间，和一位女护理员发生过情感纠葛。除了《孙犁传》第327～332页讲到这件事外，他在《陋巷集》中的《病期经历：青岛》和《芸斋小说二篇·无花果》等文中，曾做过较为详尽的描述。在《致陈乔的信》、《致韩映山的信》及《芸斋小说·续弦》中有对后来婚姻生活的记叙。现实生活中孙犁的个性追求其结局是退缩，性格较胆小、怯弱是部分原因，但根本原因可能是孙犁的传统道德观在起作用，他不能做对不起结发妻子的事情，他无法承受可能有的愧疚感。但对自由恋爱和心灵激荡的爱情的追求是孙犁个性意识的体现，如果说上文提到的水生嫂、春儿等女性还是着重体现传统美德与时代的结合的话，那么在孙犁笔下一些“另类女性”如慧秀、双眉、小满等身上，可能暗示了孙犁内心潜在的对人的本能欲望、自由浪漫的爱情及人的自然美的渴望。

　　《钟》的女主人公慧秀历尽苦难但坚韧执着，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使她体现的完全是一个小女人的心态，尽管他的爱人大秋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但她心目中的大秋完全是个人化的，只是她倾心相爱、大胆承受、为爱她敢于付出任何代价而无怨无悔的对象，而与革命丝毫无关。《钟》突破了20世纪30年代常有的革命战胜恋爱或恋爱在革命中升华的窠臼。孙犁在革命叙事中呈现出了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也是慧秀曾被称为“小资情调”的原因。

　　双眉、小满等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漂亮”，是不加掩饰的、张扬的性感之美，而且都是伶牙俐齿，生活得不错，深得男人喜欢却遭女人嫉妒的人。《村歌》中的双眉被大家认为是“破鞋”、“流氓”而拒绝她加入互助组。双眉向在这里主持工作的区长老邴鸣不平，质问什么叫流氓。她知道别人是因为她登台演戏、夜晚演戏、出村演戏、出村体操、好说好笑、赶集上庙、穿得干净等原因就认定她是流氓、有男女问题，但双眉坚持道：“爱说爱笑是我的脾气，赶集上庙是我要买线卖布，穿的花布是我自己织纺的??俺家开的是起火小店,吃的就从这里边赚出来；穿的就凭我这两只手，织织纺纺。”可见，双眉是一个漂亮、活泼、能干、伶俐的女性，文中讲述了双眉怎样争强好胜、极有自尊心，如何不怕吃苦受累，如何积极想办法踏踏实实组织互助组、怎样赢得了大家的真心尊敬和喜爱，积极人党等，尤其结尾部分她在演剧比赛中大显身手，展示了双眉别致的“美”。传统观念中漂亮似乎并不值得夸赞，有时还是被诟病的因素，女人的漂亮经常与祸水、水性杨花、淫荡相连；加上重农轻商的思想，双眉开店就会被人看轻，她因生意公平吸引更多客人尤其是男客人时自然更会引来嫉妒；她母亲名声不好，因此“什么娘什么女，什么桌子什么腿”的血统论使双眉最终被定为有男女问题。文章中的老邴和李三他们客观地评价双眉，引导她进步并对群众的上述思想给予批评，通过老邴之口表现了孙犁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偏激、片面的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深刻反思。

　　写于1956年初夏的《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几乎是另一个双眉。作品中群众对小满、六儿、杨卯儿的吊儿郎当、不积极、不务正业的批评以及对黎大傻夫妇的二流子习气、商人气、落后、自私、好吃懒做、堕落等的描绘都是时代主流意识的评价。这些形象也都是合作化运动中实有的。但孙犁曾表述：“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实际上孙犁对城市生活尤其是时代的某些偏激的东西不能适应，发觉某些时代观念和主流判断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因而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困惑，比如合作化运动，尤其是对其中体现的某种“左”的情绪和评判标准，孙犁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表现时代的发展是孙犁的一贯原则，但他不盲从，也不盲目乐观，他写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困难和对发展方向的某些困惑。所以，小说结尾处，干部试图改造小满以失败告终。作为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具有启蒙观念和人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孙犁发现这些所谓“落后人物”的身上恰恰体现了对个性的崇尚和对自由的追求，所以他并不矫饰她们的美丽漂亮、聪明伶俐、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大胆泼辣以及有滋有味的生活。只不过这种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显然不宜直接和盘托出，郭宝亮在《孙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重读(铁木前传)》一文中认为“作品设置的人物锅灶，正可以代表作家的这另一个声音”，当积极的、革命的代表四儿充满激情地幻想时，锅灶警告他离题太远了，要他讲点实际的；锅灶关于满儿对六儿的吸引力比青年团的吸引力要强烈得多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流露出羡慕的意思，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批评了时代评判标准中某些不切实际的“左”的思想。孙犁在试图探讨革命也要考虑到人性自由、革命措施应该怎样改进的问题。

　　《风云初记》中的俗儿确实有个性张扬的一面，而且有明确的女性意识，可是她为了地位和物质富足利用美貌甘当汉奸，在抗日爱国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的战争年代，在民族大义和生命尊严面前，俗儿的聪明伶俐就只能是见风使舵、逢场作戏。慧秀、双眉、小满、俗儿等颇具争议的女性形象，却也因孙犁独特的创作方法与审美观照而显得更为复杂、也更饱满。

　　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反映了作家对传统道德、个性解放与革命叙事关系的深刻思考，正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使孙犁以日常生活一隅来表现抗战风云与时代变迁、于静美处看到硝烟战火、在乡村生活间展现“美的极致”，从而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