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说中现实主义的缺失

　　现实主义最初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西欧的英国、法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后又造就了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这一特点，高尔基称其为“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最突出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客观真实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偏重于描绘客观现实生活的精确图画，而在这种描绘中渗透了作家自己的感情。
    2．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主张将人物性格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中加以刻画，突出时代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也使其性格体现出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的本质特征。
    3．强调揭露社会矛盾和黑暗现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较之以往文学也比较真实广阔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4．在艺术技巧上表现出空前成熟，富有表现力。

　　现实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小说产生着重要影响，现实主义小说的精髓是“冷静、客观、忠实于现实生活，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作家普遍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的生存环境，表现作家们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力作，笔耕论文新浪博客，展示了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的生活，塑造了孙少平、孙少安两个典型人物形象。孙少安是一个非常道德化的人，有着为全村人谋福利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孙少平更多地体现着个体主体意识，他有自己的梦想，他想离开贫穷、闭塞的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按自己的意愿去安排生活。他甚至为了能当上矿工，在体检时找女医生求情。孙少平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师傅去世后，毅然承担起照顾师母的责任。其实，路遥的另一作品《人生》中高加林的典型形象的个人主体意识更加强烈。这部作品体现了恩格斯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求。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到乡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不久又被挤回家当了农民。在他心灰意冷时，农村姑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振作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县城广播站工作，他抵挡不住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断绝了与巧珍的来往，后来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进城，便取消了其公职，并打发回农村，黄亚萍与他分手，巧珍也已经嫁给其他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扑倒在黄土地上，留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小说强烈地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批判了不合时代潮流的土司制度，“傻子”每天醒来脑海中总会盘旋着“我是谁”的疑问，体现了小说作品对自我的思考及主体精神的追求。浮华烟云不过是由千万颗尘埃组成的，烟消云散之后也就是尘埃落定的时候，土司制度连同生活在该制度下的世俗人物也会像漫天的尘埃，任你是掌权者、天才、傻子、绝色美女，大地最终会回归平静。

　　现实主义精神在新时期得到回归，其文学样式经历了伤痕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历程，新写实主义小说不像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塑造典型为中心，因为作家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反映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缺失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化趋向市场经济影响文学，表现在精神上则是其剧烈冲击了创作文学主体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处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知识分子不必为了生存而烦扰，在经济大潮来袭后，坚持纯粹精神劳动的作家不能依此改善生活，而其所从事的事业也可能被挤向社会的边缘。这些原因造成了知识分子内部商业化的现象。许多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经济型文化人，也有部分作家为了金钱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炮制了大量的媚俗作品。王朔被称为“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面对影视等方面的冲击，很多作家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文学的独立原则和审美理想，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等都在生活中引起了人们的讨论。读余秋雨的作品，继《文化苦旅》之后，很少有能超越的。陈思和先生就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长久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某些痼疾，这是其独立人格的萎缩与丧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残缺才导致知识分子主体精神在商业冲击下那样不堪一击”。在上世纪末，就曾经针对“人文精神”展开大讨论，人文精神的保持需要知识分子在此情境下反省自己并坚持其内在的心里规范。

　　二、作家缺乏主体精神性的自律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原因，一些坚守文学品格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也不免带上黄与黑的描写。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和表现的行为出现了些许偏差，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作家主体精神性的缺乏自律。李肇正的优秀中篇小说《姐妹》，讲述了一群发廊女子的悲剧故事，小说真实再现了城市边缘人严峻的生活状态，表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但是“不适度的黄与黑的细节描写，其本身的审美浸染作用往往会冲淡积极健康的主旨”。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以白鹿原为缩影为我们叙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史，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佳作，也使当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不过文中充斥大量的性描写以及部分暴力描写，田小娥和黑娃、田小娥和鹿子霖以及其他人物之间的床上生活，诚然，这些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功不可没的作用。不过，过多的描写会弱化作品本身的主题与文学性，表现生活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写作手法，就像路遥、刘震云的作品就很不错。张炜的《古船》中一段暴力描写也使读者不敢阅读。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暴力的一面，但是个人修养与主体精神会压制住魔鬼的爆发。正如佛印对苏轼所说：“我的眼中是佛”。着名前辈批评家谢冕曾经明确批评了中国文艺创作“远离了生活的中心而退居到极端自私的角落”。在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压抑、仇恨、凶恶、畸形、污秽、变态。显然，这些作家集中表现了他们这一代人严重的精神缺陷，这种缺陷可以上溯到“文革”对作家的心灵扭曲和摧残，这成为作家创作的痼疾。

　　三、作品缺乏“真”。作家批判精神和力度不够中国政治的专一，使得社会批判的力度较小，相反，歌功颂德的文章较多。纵观现当代文学史，只有当国家处于危难存亡之际，尤其是中西文化对撞时，作家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批判的力度才够深刻。其实，产生不了好的作品，不能一味地将责任推卸到作家身上，很大程度上也  是时代环境所造就的。如今，但凡有点思想的人物，总会不被时代容纳，像柏杨那样的人也只能生活在台湾。或许也只有在五四时期，才能造就鲁迅那样伟大的人物。在社会生活呈现出了不尽合理的状态下，许多作家因时制宜，趋利避害，主动地卸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理想，转而变成了主流价值和“时代”文化的合法阐释者，满足于名誉，满足于地位，满足于稳定的经济收入下安逸的生活。

　　李敬泽说过：“尽管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看起来粗糙，却站在了那个时代的前沿，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反观今天的文学，尽管在文学、理论上有长足进步，但普遍缺乏思想的深度，而这正是文学面临的最大危机”。纵观许多作品，缺少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许多作家都是无病呻吟。作家缺少生活体验，很难写出与其时代相一致的作品，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缺少基层的劳动，写不出像赵树理小说中描写的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更多地依靠华丽的语言，所以这种不好的风气影响了当下许多中学生的写作，缺少生活的真实性，堆砌华丽的辞藻，整天少年不知愁滋味，在无病呻吟。

　　总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主要困境，并非走向是选择还是拒绝市场经济这一极端，而是在新时期能守住发扬“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在长期与现实社会批判斗争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坚持主体精神之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