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中张爱玲对文学接受力问题的研究
发布时间：2014-08-09 21:37
第一章四十年代:从文学的“误读”到政治的“误读”
第一节文学范畴的“误读”
1944年,抗战接近尾声,此时己经发表了小说《连环套》、《年青的时候》、《花雕》先后在《万象》、《杂志》《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二炉香》等作品的张爱玲,在上海已是声名鹤起、名满文坛。这一年年初,她的新作仍在不断地发表出来:上连载,散文《爱》等也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出来,大有延续上一年多部作品遍地 花的势头;8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杂志社”出版,一个月后即告再版;12月,第一部散文集《流言》也由张爱玲自己担当发行者出版。可以说,对于“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来说,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一年5月,《连环套》连载到第五期的时候,同期的《万象》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署名迅雨一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内包括张爱玲自己,都并不清楚作者迅雨的真实身份,直至1987年3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林以亮(宋琪)的《私语张爱玲》,迅雨就是傅雷才终为世人知晓。正如后来的文学史所记载的,傅雷的这篇文章,不仅是第一篇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从严肃的文学批评角度进行综论的文章,而且直接引起了一场文学史上的笔墨官司。
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首先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出现表现出了溢于言表的惊喜与肯定,尤其是对《金锁记》一文,傅雷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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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治范畴的“误读”
在自己新书的序言里做出这样一番辩白,尽管张爱玲试图轻描淡写,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当时她的处境。“汉奸” 一说因何而起,张爱玲自己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然而,顺着这条线索考察当时的史料,我们发现历史的纷繁复杂也许并不像张爱玲轻描淡写的这么简单。
1945年8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在重庆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推老舍、孙伏园、巴金、姚蓬子、夏衍等18人为委员,调查“附逆文化人”。8月22日,调查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查附逆文人的决议》:“(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绝其加入作家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六)要求政府逮捕公开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两条,后来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接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时代的洪流应声转向,上海文艺界与全国一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调查、处置汉奸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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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协与“误读”
第一节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与土改
张爱玲与会登记的名字是“梁京”,即后来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和《小艾》时所用的笔名。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学界”代表之中,按繁体字姓氏笔画排序,出现在下列作家、学者之间:“唐、师陀、倪海曙、梁京、孙大雨、孙席珍、孙福熙、郭绍虞、许杰”。@除了大会发言,各界代表还分组讨论,张爱玲被分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组长赵景深;副组长陆万美、赵家壁;组员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沈起予、叶経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刘北(已、平襟亚、梁京、余空我、张一蘋、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蓝、王若望、哈华、姚苏风、严独鹤③这其中,平襟亚是当年《万象》的发行人,邓散木则曾为她的《传奇》增订本题写过书名,陈漆夷即陈蝶衣,曾为张爱玲写过《〈倾城之恋〉赞》。应该提到的是,组长赵景深在“梁京”名字的左边写了 “张爱玲”三个字,并且在两个名字的中间画了一个等号,说明“梁京”就是张爱玲,在当时也己经为人所知了。
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无疑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高层领导,《遥寄张爱玲》中己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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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十八春》与《小艾》的变化
《十八春》和《小艾》是《郁金香》之后,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爱玲发表的两部小说,前者初载于1950年4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上海《亦报》,1951年11月由上海亦报社出版单行本;后者初载于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4日《亦报》。值得注意的是,《小艾》仍然是一个中篇,而《十八春》显然己经是一个长篇一一而且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第一个完成的长篇。
《十八春》与张爱玲之前的小说作品相比,除了在篇幅上有所突破以外,风格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这部张爱玲的第一个长篇和《小艾》,研宄者们历来的评价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部作品中一反常态地出现了与作品整体不和谐的政治色彩,例如刘再复曾经这样评价:“与《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与《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但是阅读这两部作品的前半部时仍然可以感到张爱玲才华的光泽...然而,这两部作品的结构尤其是作品的归宿,却明显地迎合时势。”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对前者仅是一笔带过,对后者更是只字不提。
《十八春》和《小艾》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两部作品,是她守不住早期文学方向的彷徨无地的产物。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曾经清楚地声明:“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然而到了《十八春》和《小艾》,她却放弃这一审美立场,采取了一种自己原本反对的善恶对立、善恶冲突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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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协与“误读”.................................14
第一节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与土改.............................14
第二节《十八春》与《小艾》的变化.......................16
第三节《秧歌》与《赤地之恋》政治立场的转向........20
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误读”的延续...............................27
第一节《怨女》、《半生缘》与“反误读”的努力.........27
第二节《色,戒》与无法退场的“误读”..........................31
第三节五详《红楼梦》,两译《海上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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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误读”的延续
第一节《怨女》、《半生缘》与“反误读”的努力
根据《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曾在五十年代暂居香港时对广文美说:“我要写书一一每一本都不同 (一)《秧歌》;(二)《赤地之恋》;(三)Pink Tears《粉泪》;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五)《烟花》(改写《野草闲花》);(六)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还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moon-face[圆脸]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许有些读者不希望作家市场改变作风,只想看一向喜欢的,Marquand写十几年,始终一个方式,像自传一一但我学不到了。” 在我们知道,Pink Tears (《粉泪》)后来先是被张爱玲用英文重写,改名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后又用中文重写,题为《怨女》,最终译成了英文的The Golden Cangue (《金锁记》);而“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后来用英文写成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经》)以及在此基础上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应该就是用英文和中文相继写成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When Love Came to China和《五四遗事 罗文涛三美团圆》。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堪称庞大的写作计划,足以说明张爱玲当时的创作雄心。《秧歌》与《赤地之恋》在香港期间己经基本写完,而1955年到达美国后的首部英文作品《粉泪》遭到出版商退稿,对信心十足的张爱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粉泪》还是在备受好评的《金锁记》基础上改写而来。在用英文将《粉泪》再次改写为《北地胭脂》而仍然未见起色的情况下,张爱玲终于决定回到中文,将原本仅是短篇的《金锁记》改写为中篇《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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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张爱玲整个的创作生涯,可以说,“误读”始终伴随着张爱玲本人以及她的作品,并且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傅雷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对部分早期作品进行的“误读”,或许正是张爱玲日后将《金锁记》改写为《怨女》的潜在原因;抗战结束后饱受“文化汉奸”的误解和非议,也许也是她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十八春》和《小艾》,为自己辩白和表态的潜在动力;而正是因为《十八春》和《小艾》两部作品妥协在先,后来在香港写出政治立场一百八十度转向的《秧歌》与《赤地之恋》,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而傅雷对《金锁记》的“误读”又在夏志清那里得到了延续,再加上政治立场的偏见,致使《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视《十八春》和《小艾》过分地抬高《秧歌》与《赤地之恋》,虽然给予了张爱玲较高的文学史地位,却也使得人们对于其人其文的“误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晚年定居美国的张爱玲,尽管试图纠正和澄清这些累积在自己和自己作品身
上的“误读”,却在《色,戒》、《小团圆》等作品的创作和发表过程中一再受挫,最终只好无功而返,转而投入到为《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澄清“误读”的工作中。
由于张爱玲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她晚期的创作和生活可谓知之甚少,导致对其人其文的“误读”一直有增无减一一这样的情形,恐怕张爱玲自己也很清楚。.......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8268
第一节文学范畴的“误读”
1944年,抗战接近尾声,此时己经发表了小说《连环套》、《年青的时候》、《花雕》先后在《万象》、《杂志》《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二炉香》等作品的张爱玲,在上海已是声名鹤起、名满文坛。这一年年初,她的新作仍在不断地发表出来:上连载,散文《爱》等也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出来,大有延续上一年多部作品遍地 花的势头;8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杂志社”出版,一个月后即告再版;12月,第一部散文集《流言》也由张爱玲自己担当发行者出版。可以说,对于“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来说,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一年5月,《连环套》连载到第五期的时候,同期的《万象》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署名迅雨一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内包括张爱玲自己,都并不清楚作者迅雨的真实身份,直至1987年3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林以亮(宋琪)的《私语张爱玲》,迅雨就是傅雷才终为世人知晓。正如后来的文学史所记载的,傅雷的这篇文章,不仅是第一篇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从严肃的文学批评角度进行综论的文章,而且直接引起了一场文学史上的笔墨官司。
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首先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出现表现出了溢于言表的惊喜与肯定,尤其是对《金锁记》一文,傅雷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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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治范畴的“误读”
在自己新书的序言里做出这样一番辩白,尽管张爱玲试图轻描淡写,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当时她的处境。“汉奸” 一说因何而起,张爱玲自己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然而,顺着这条线索考察当时的史料,我们发现历史的纷繁复杂也许并不像张爱玲轻描淡写的这么简单。
1945年8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在重庆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推老舍、孙伏园、巴金、姚蓬子、夏衍等18人为委员,调查“附逆文化人”。8月22日,调查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查附逆文人的决议》:“(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绝其加入作家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六)要求政府逮捕公开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两条,后来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接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时代的洪流应声转向,上海文艺界与全国一样,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调查、处置汉奸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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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协与“误读”
第一节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与土改
张爱玲与会登记的名字是“梁京”,即后来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和《小艾》时所用的笔名。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学界”代表之中,按繁体字姓氏笔画排序,出现在下列作家、学者之间:“唐、师陀、倪海曙、梁京、孙大雨、孙席珍、孙福熙、郭绍虞、许杰”。@除了大会发言,各界代表还分组讨论,张爱玲被分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组长赵景深;副组长陆万美、赵家壁;组员周而复、潘汉年、孙福熙、沈起予、叶経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刘北(已、平襟亚、梁京、余空我、张一蘋、邓散木、陈灵犀、陈涤夷、张慧剑、柯蓝、王若望、哈华、姚苏风、严独鹤③这其中,平襟亚是当年《万象》的发行人,邓散木则曾为她的《传奇》增订本题写过书名,陈漆夷即陈蝶衣,曾为张爱玲写过《〈倾城之恋〉赞》。应该提到的是,组长赵景深在“梁京”名字的左边写了 “张爱玲”三个字,并且在两个名字的中间画了一个等号,说明“梁京”就是张爱玲,在当时也己经为人所知了。
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无疑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高层领导,《遥寄张爱玲》中己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抗日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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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十八春》与《小艾》的变化
《十八春》和《小艾》是《郁金香》之后,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爱玲发表的两部小说,前者初载于1950年4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上海《亦报》,1951年11月由上海亦报社出版单行本;后者初载于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4日《亦报》。值得注意的是,《小艾》仍然是一个中篇,而《十八春》显然己经是一个长篇一一而且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第一个完成的长篇。
《十八春》与张爱玲之前的小说作品相比,除了在篇幅上有所突破以外,风格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这部张爱玲的第一个长篇和《小艾》,研宄者们历来的评价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部作品中一反常态地出现了与作品整体不和谐的政治色彩,例如刘再复曾经这样评价:“与《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与《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但是阅读这两部作品的前半部时仍然可以感到张爱玲才华的光泽...然而,这两部作品的结构尤其是作品的归宿,却明显地迎合时势。”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对前者仅是一笔带过,对后者更是只字不提。
《十八春》和《小艾》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两部作品,是她守不住早期文学方向的彷徨无地的产物。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曾经清楚地声明:“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然而到了《十八春》和《小艾》,她却放弃这一审美立场,采取了一种自己原本反对的善恶对立、善恶冲突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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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五十年代:妥协与“误读”.................................14
第一节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与土改.............................14
第二节《十八春》与《小艾》的变化.......................16
第三节《秧歌》与《赤地之恋》政治立场的转向........20
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误读”的延续...............................27
第一节《怨女》、《半生缘》与“反误读”的努力.........27
第二节《色,戒》与无法退场的“误读”..........................31
第三节五详《红楼梦》,两译《海上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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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六七十年代:“误读”的延续
第一节《怨女》、《半生缘》与“反误读”的努力
根据《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曾在五十年代暂居香港时对广文美说:“我要写书一一每一本都不同 (一)《秧歌》;(二)《赤地之恋》;(三)Pink Tears《粉泪》;然后(四)我自己的故事......(五)《烟花》(改写《野草闲花》);(六)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七)还有一个类似侦探小说的那段关于我的moon-face[圆脸]表姐被男人毒死的事……也许有些读者不希望作家市场改变作风,只想看一向喜欢的,Marquand写十几年,始终一个方式,像自传一一但我学不到了。” 在我们知道,Pink Tears (《粉泪》)后来先是被张爱玲用英文重写,改名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后又用中文重写,题为《怨女》,最终译成了英文的The Golden Cangue (《金锁记》);而“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后来用英文写成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The Book of Change(《易经》)以及在此基础上用中文写成的《小团圆》;“那段发生于西湖上的故事”,应该就是用英文和中文相继写成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When Love Came to China和《五四遗事 罗文涛三美团圆》。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堪称庞大的写作计划,足以说明张爱玲当时的创作雄心。《秧歌》与《赤地之恋》在香港期间己经基本写完,而1955年到达美国后的首部英文作品《粉泪》遭到出版商退稿,对信心十足的张爱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粉泪》还是在备受好评的《金锁记》基础上改写而来。在用英文将《粉泪》再次改写为《北地胭脂》而仍然未见起色的情况下,张爱玲终于决定回到中文,将原本仅是短篇的《金锁记》改写为中篇《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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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张爱玲整个的创作生涯,可以说,“误读”始终伴随着张爱玲本人以及她的作品,并且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傅雷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对部分早期作品进行的“误读”,或许正是张爱玲日后将《金锁记》改写为《怨女》的潜在原因;抗战结束后饱受“文化汉奸”的误解和非议,也许也是她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十八春》和《小艾》,为自己辩白和表态的潜在动力;而正是因为《十八春》和《小艾》两部作品妥协在先,后来在香港写出政治立场一百八十度转向的《秧歌》与《赤地之恋》,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而傅雷对《金锁记》的“误读”又在夏志清那里得到了延续,再加上政治立场的偏见,致使《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视《十八春》和《小艾》过分地抬高《秧歌》与《赤地之恋》,虽然给予了张爱玲较高的文学史地位,却也使得人们对于其人其文的“误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晚年定居美国的张爱玲,尽管试图纠正和澄清这些累积在自己和自己作品身
上的“误读”,却在《色,戒》、《小团圆》等作品的创作和发表过程中一再受挫,最终只好无功而返,转而投入到为《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澄清“误读”的工作中。
由于张爱玲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她晚期的创作和生活可谓知之甚少,导致对其人其文的“误读”一直有增无减一一这样的情形,恐怕张爱玲自己也很清楚。.......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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