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子”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文化涵化的历史因素
发布时间:2020-12-21 14:30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自汉以降就有大量的外来文化进入。在经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中,沿途各地均有不同的文化对撞与融合,而这种不同属性的文化在接纳与被接纳的过程中势必会有一个历史性条件。文章从历史文献中的"秦汉子"乐器进行引证,结合河西地区的壁画图像,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不同形制的阮咸在该地区出现的历史可能与运用,辨析"秦汉子"形制、名称渊源的同时,考量不同文化形式对撞与融合的条件与过程,从而进一步探讨文化涵化发生的历史性因素。
【文章来源】: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20年01期 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砖画⑩那么,与“汉”字相比较,为什么会用“秦”指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与阮咸相结合的“秦汉子”乐器。在嘉峪关地区的魏晋3号墓中,其壁画编号M3:051图显示,画面为两乐师,一人演奏秦汉子,另一人演奏竖吹管乐(见图2)。这里的秦汉子,在形制上明显有“修颈”存在,整体大小相对照当时典型的曲项琵琶又显示出《通典》中记载的较小的样态。而6号墓编号M6:0117图中,画面为一人奏阮咸,另一乐器被认定为“九节尺八”(见图3)。这张砖画像中的抱弹乐器琴体呈现圆形,且与柄之间并无过渡的弧线,是较为明显的“盘圆柄直”的阮咸乐器;这与图1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中,一人演奏卧箜篌,另一人演奏阮咸的造型是一致的。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同在7号墓中的另外一件乐器(见图4),则呈现出《通典》中记载的秦汉子造型。图2嘉峪关魏晋3号墓砖画图3嘉峪关魏晋6号墓砖画图4酒泉魏晋7号墓砖画(局部)从上文关于秦汉子的形制、名称分析以及西凉乐所体现出的音乐风格融合,甚至存在于河西地区的胡俗文化共存现象和生产生活模式上,均很明显的体现出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权对于外来文化和势力,都展现出兼容并收的开放态度。在乐器与音乐体裁之外,甘肃酒泉丁家闸出土的十六国古墓壁画和嘉峪关魏晋古墓中的壁画对于该段时期、该地区人们生产生活与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描绘,也与历史文献记载有着高度的吻合性,如酒泉丁家闸壁画中所绘的奏乐图。图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混合编制有胡乐器与中国固有乐器的乐队演奏场景,图的下半部分则是属于主要内容来自西域杂耍的百戏场景(见图5)。这种文化涵化的产生、胡汉杂糅模式的建立,对于西域胡乐器的东传和发展至后世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十六国之后的政权,无论处在何种形式,处于何种政治文化?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与阮咸相结合的“秦汉子”乐器。在嘉峪关地区的魏晋3号墓中,其壁画编号M3:051图显示,画面为两乐师,一人演奏秦汉子,另一人演奏竖吹管乐(见图2)。这里的秦汉子,在形制上明显有“修颈”存在,整体大小相对照当时典型的曲项琵琶又显示出《通典》中记载的较小的样态。而6号墓编号M6:0117图中,画面为一人奏阮咸,另一乐器被认定为“九节尺八”(见图3)。这张砖画像中的抱弹乐器琴体呈现圆形,且与柄之间并无过渡的弧线,是较为明显的“盘圆柄直”的阮咸乐器;这与图1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中,一人演奏卧箜篌,另一人演奏阮咸的造型是一致的。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同在7号墓中的另外一件乐器(见图4),则呈现出《通典》中记载的秦汉子造型。图2嘉峪关魏晋3号墓砖画图3嘉峪关魏晋6号墓砖画图4酒泉魏晋7号墓砖画(局部)从上文关于秦汉子的形制、名称分析以及西凉乐所体现出的音乐风格融合,甚至存在于河西地区的胡俗文化共存现象和生产生活模式上,均很明显的体现出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权对于外来文化和势力,都展现出兼容并收的开放态度。在乐器与音乐体裁之外,甘肃酒泉丁家闸出土的十六国古墓壁画和嘉峪关魏晋古墓中的壁画对于该段时期、该地区人们生产生活与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描绘,也与历史文献记载有着高度的吻合性,如酒泉丁家闸壁画中所绘的奏乐图。图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混合编制有胡乐器与中国固有乐器的乐队演奏场景,图的下半部分则是属于主要内容来自西域杂耍的百戏场景(见图5)。这种文化涵化的产生、胡汉杂糅模式的建立,对于西域胡乐器的东传和发展至后世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十六国之后的政权,无论处在何种形式,处于何种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历史上的散乐与百戏[J]. 赵维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6(01)
本文编号:2929986
【文章来源】: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20年01期 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砖画⑩那么,与“汉”字相比较,为什么会用“秦”指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与阮咸相结合的“秦汉子”乐器。在嘉峪关地区的魏晋3号墓中,其壁画编号M3:051图显示,画面为两乐师,一人演奏秦汉子,另一人演奏竖吹管乐(见图2)。这里的秦汉子,在形制上明显有“修颈”存在,整体大小相对照当时典型的曲项琵琶又显示出《通典》中记载的较小的样态。而6号墓编号M6:0117图中,画面为一人奏阮咸,另一乐器被认定为“九节尺八”(见图3)。这张砖画像中的抱弹乐器琴体呈现圆形,且与柄之间并无过渡的弧线,是较为明显的“盘圆柄直”的阮咸乐器;这与图1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中,一人演奏卧箜篌,另一人演奏阮咸的造型是一致的。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同在7号墓中的另外一件乐器(见图4),则呈现出《通典》中记载的秦汉子造型。图2嘉峪关魏晋3号墓砖画图3嘉峪关魏晋6号墓砖画图4酒泉魏晋7号墓砖画(局部)从上文关于秦汉子的形制、名称分析以及西凉乐所体现出的音乐风格融合,甚至存在于河西地区的胡俗文化共存现象和生产生活模式上,均很明显的体现出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权对于外来文化和势力,都展现出兼容并收的开放态度。在乐器与音乐体裁之外,甘肃酒泉丁家闸出土的十六国古墓壁画和嘉峪关魏晋古墓中的壁画对于该段时期、该地区人们生产生活与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描绘,也与历史文献记载有着高度的吻合性,如酒泉丁家闸壁画中所绘的奏乐图。图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混合编制有胡乐器与中国固有乐器的乐队演奏场景,图的下半部分则是属于主要内容来自西域杂耍的百戏场景(见图5)。这种文化涵化的产生、胡汉杂糅模式的建立,对于西域胡乐器的东传和发展至后世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十六国之后的政权,无论处在何种形式,处于何种政治文化?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与阮咸相结合的“秦汉子”乐器。在嘉峪关地区的魏晋3号墓中,其壁画编号M3:051图显示,画面为两乐师,一人演奏秦汉子,另一人演奏竖吹管乐(见图2)。这里的秦汉子,在形制上明显有“修颈”存在,整体大小相对照当时典型的曲项琵琶又显示出《通典》中记载的较小的样态。而6号墓编号M6:0117图中,画面为一人奏阮咸,另一乐器被认定为“九节尺八”(见图3)。这张砖画像中的抱弹乐器琴体呈现圆形,且与柄之间并无过渡的弧线,是较为明显的“盘圆柄直”的阮咸乐器;这与图1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中,一人演奏卧箜篌,另一人演奏阮咸的造型是一致的。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同在7号墓中的另外一件乐器(见图4),则呈现出《通典》中记载的秦汉子造型。图2嘉峪关魏晋3号墓砖画图3嘉峪关魏晋6号墓砖画图4酒泉魏晋7号墓砖画(局部)从上文关于秦汉子的形制、名称分析以及西凉乐所体现出的音乐风格融合,甚至存在于河西地区的胡俗文化共存现象和生产生活模式上,均很明显的体现出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权对于外来文化和势力,都展现出兼容并收的开放态度。在乐器与音乐体裁之外,甘肃酒泉丁家闸出土的十六国古墓壁画和嘉峪关魏晋古墓中的壁画对于该段时期、该地区人们生产生活与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描绘,也与历史文献记载有着高度的吻合性,如酒泉丁家闸壁画中所绘的奏乐图。图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混合编制有胡乐器与中国固有乐器的乐队演奏场景,图的下半部分则是属于主要内容来自西域杂耍的百戏场景(见图5)。这种文化涵化的产生、胡汉杂糅模式的建立,对于西域胡乐器的东传和发展至后世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十六国之后的政权,无论处在何种形式,处于何种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历史上的散乐与百戏[J]. 赵维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6(01)
本文编号:292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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