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小说排行榜_“民国文学”抑或“现代文学”?

发布时间：2016-09-28 10:28

  本文关键词：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民国文学”并非新概念，早在1920年代，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已将中国文学发展分为“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及“中华民国文学”四编{1};到1990年代，葛留青、张占国更有专著《中国民国文学史》{2}，陈福康则在〈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一文倡导“民国文学”的研究{3}。然而，真正在学界引发连锁性反应的是张福贵2003年在香港发表的论文〈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宣称“现代文学最后必将被定名为民国文学”{4}，即作为意义概念的“现代文学”终将被作为时间概念的“民国文学”所取代。此后十多年来，“民国文学”在中国大陆学界日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有关论述声势日盛{5}。这些论述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勇气与敏锐眼光，若能充分展开(理论上)及实践(研究中)，学术价值当不可估量。以下即通过三个方面——“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阐释献疑、“民国文学”在台湾，分析探讨当前两岸学界的有关观点交锋，以及这些观点对大陆及台湾学界迥然异趣的影响。

　　一　“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首先，“民国文学”是否如论者所言能轻易取代“现代文学”?恐怕不易，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现实语境中。光是二者的“意义概念”与“时间概念”之辩，就似乎是在“戴着脚镣跳舞”。“民国文学”主张者宣称：“在侧重时间意义上的民国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者可以少受政治因素的干扰”{6};但也有学者质疑：“〔民国文学〕是一个文学史的『政治视角』而非文学视角的命名。”{7}

　　如果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笔者倒是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事实上，“民国”首先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具体为一个体现治统(治理国家的一脉相传的法统体系)意义的政权实体，，于是，“民国文学”的政治性便毋庸置疑，亦无可厚非。然而，倘若以“政治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或许就会令人“置疑”与“厚非”了。比如，与“民国”有所疏离、游离、边缘化的文学现象——如治统外的抗战时期日占沦陷区文学，以及治统边缘的国共对抗时期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苏/边区”)文学——是否可以名正言顺纳入“民国文学”，就会有所顾忌了。而大陆语境对民国下限(1949年)的命定{8}，更使“民国文学”的政治性陷入尴尬不堪的窘境。

　　如果从尊重历史事实的立场出发，笔者认为，“民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及意义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呈现：

　　(1)正视民国，以平常心看待民国的一切——从法统政权到日常生活;落实到文学层面，则是对产生于民国时代的任何文学现象，皆一视同仁。

　　(2)视民国政权为一现代国家形态，考察其与文学各种现象(包括人、事、思潮、作品)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包括正面/负面，积极/消极)。

　　(3)民国时期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各种思潮，包括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均可以争论，可以批判，切忌无端遮蔽;尤其是作为“民国”的国家意识，三民主义的重要性不宜低估{9}。

　　(4)从“民国”立场出发，“民国文学”的主流显然是国统区文学(包括其中的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日占沦陷区文学与苏/边区文学当处非主流地位。

　　(5)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与定位，当以体现、反映民国时代精神与特征为衡量标准，而并非以意识形态或政治道德的标准取代之。

　　可见，针对“民国文学”的概念，我们无需进行“去政治化”的处理，只需对其政治性进行常态化解读。只有这样，“民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及意义才能得到切实的承认与实现，“民国文学”容或有可能取代“现代文学”。或者，就如学者熊修雨所期待的：“将『民国文学』视为『时间概念』这个学术愿望在将来应该成为可能，并希望成为可能，只是前提条件是，『民国』这个概念必须真正成为历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两岸分治状态。”{10}然而，在今日的政治语境中，这样的期待仍然只能“期待”。

　　于是，退而求其次，对“现代文学”概念的认知与再解读，当是更具现实可行性。一般认为，“现代文学”指1917年新文学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文学{11}，之后则是“当代文学”。这个区分，看似时间性很强，但以1949年为界，其政治意味便不言而喻了。长久以来，学界使用的“现代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是更多被视为意义概念，显然也是由于包含着这一层意思。

　　倘若我们将“现代”还原为时间概念：“现今所处的时代”{12}，任何从“新旧”、“中西”、“文白”、“雅俗”等概念展开的论述，便同样可置于“现代文学”的领域之中：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治统外)文学以及苏/边区(治统边缘)文学，乃至旧体诗词文，甚至今日的港台文学，亦同样可以归纳在“现代文学”中论述。概言之，摆脱意识形态与“现代性”意义概念的纠缠，在“现代”的时间范畴内，因一切观念、思潮，一切社会现象、历史现象而产生的任何文类，均为构成“现代文学史”的元素。除了1949年的“时间下限”，“民国文学”的整个话语体系，均可置于“现代文学”的范围。

　　话说回来，无论是学界还是个别学者均难以自外于当今诸如“一个中国”、“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纠缠不清的现实政治语境，“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概念定义也就只能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质疑、否定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学者更大有人在{13}，“民国文学”显然无法轻而易举取代“现代文学”。既然如此，惟能二者长期共存并处。至于二者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民国文学(研究)”当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要)形态，含括在“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之内。事实上，迄今为止，不少学者(包括本文讨论到的诸多学者)也都是在“现代文学”的领域中讨论“民国文学”的。

　　二　“民国机制”阐释献疑

　　自从“民国文学”研究在学界展开，相应的关键词纷纷面世，如秦弓的“民国史视角”、李怡的“民国机制”、丁帆的“民国文学风范”、周维东的“民国视野”、张堂锜及韩伟的“民国性”等{14}。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专家李怡提出及运用的“民国机制”概念，最为令人瞩目。在短短几年间，李怡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提出并颇为全面地阐释了有关“民国机制”的诸多方面。

　　“民国机制”的提倡与“民国文学”的研究关系密切。然而，与张福贵提议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不同，李怡提出“民国机制”的用意不在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而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补充和强化。而“民国机制”概念的提出与运用，也确实起到“刺激学科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出发”，“在推进『民国话语空间』的尺度、深度、节奏等方面更具有学科现实性”{15}等诸多作用，对当前学界的“民国文学”研究乃至“重写文学史”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当不可低估。

　　然而，“民国机制”概念本身的阐释，却由于非学术性因素而表现出不够谨严之处。李怡的〈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是较早正面诠释“民国机制”的文章，该文给“民国机制”定义为“形成现代中国文学主体的生长机制”{16};而在对“民国机制”正式阐述之前，却不无慎重地进行了一番铺垫{17}：

　　我们是从学术的维度上看“政权”的文化意义，而不是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批判现代中国的政治优劣，换句话说，对于1949年以前的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的揭示并不是我们的基本内容，我们的重点恰恰是回答一个文学的问题：这样的政权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什么可能?在什么意义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又在什么意义上限制了文学的可能?这样的研究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潜能的考察，是对文学生长机制的剖析，是在不回避政治形态的前提下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脉络。

　　这里看到论者设置“政治安全阀”般的防备心态：既说“不是从政治正义的角度批判现代中国的政治优劣”，迅即却诉诸“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的“政治正确”批判。在李怡论述“民国机制”的其他文章中，这种处处设防的心态亦显而易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挖掘其中的创造『机制』绝不是为了美化那一段历史”{18}，“强调文学的民国机制，完全是为了从中国历史具体情形出发考察文学，并不意味着对那一段历史的『美化』，相反，我们还应该严肃地剖析这些社会机制之于文学发展的负面意义”{19}，“这与是否『美化』民国政治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从来严重关切民国历史的黑暗面，无意为它涂脂抹粉”{20}。

　　如果在“学术的维度”考察的话，前引〈民国机制〉一文中所谓“这样的政权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什么可能”，“在不回避政治形态的前提下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脉络”，将是很有意义的论述，并大有发挥空间;但“政权的反动性、腐朽性”的定调和处处设防的心态，却使对“民国机制”的阐述，不由自主遵行了“政治正确”的导引。

　　李怡在另外两篇文章中如是解释“民国机制”：

　　……促进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实的力量，因为与民国之后若干的社会体制因素的密切结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坚实的结合了社会体制的东西称做“民国机制”{21}。

　　“民国文学机制”在此后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中持续释放了强大的正面效应。无论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得多恶劣和糟糕，中国文学都一再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由国家与社会各种因素组合而成的“机制”，甚至还构成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有效制约{22}。

　　这些阐述表明两点：其一，“民国机制”是由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综合而成，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体制等政治性因素;其二，“民国机制”具有推动社会与文化健康发展的正能量(“强大的正面效应”)。但如此阐述，似乎跟前述政治设防心态不那么协调(有“美化”民国政治之嫌)，因此便有了“民国机制”构成“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有效制约”的强调。

　　于是，在对有关“民国机制”的探讨中，论者竭力将民国政权的“专制独裁者”(及其政权作为)与“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国家社会形态”、“国家政治的制度”区分开来，甚至用“无关”、“不属于”之类的否定词，将民国政权的最高代表(及其作用)剔除出“民国机制”，以此证明、维护“民国机制”正能量的纯洁性和正义性。在这些论述中，“政治正确”的批判意识似乎起到了主导作用，“专制独裁者”只能起到负面作用{23}。根据一般字典解释，“专制独裁(者)”，即不受法律制衡，独断专行，操纵一切的政治体制(执掌者){24}。由此令笔者产生困惑：所谓“专制独裁者”不就是当时“国家政治的制度”的最高代表吗?“专制独裁(政权)”不就是当时“国家社会形态”的主导力量吗?作为“民国机制”要素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国家社会制度”如何跟“专制独裁(政权)”，尤其是“不受法律制衡，独断专行，操纵一切”的“专制独裁者”切割呢?

　　事实上，李怡在多篇文章中颇为充分肯定了民国政权在政治、法律与经济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成就，并明确称许“民国政府表现出了一系列『法治』的努力，以『三民主义』和西方法治思想为基础，民国法律同样也建构着保障民权的最后一道防线”{25}，“民国的『现代』意义是……走向『民国』之后，以『三民主义』、『宪政理想』为旗帜的走出传统专制主义的努力”{26}。这样的赞美之词，显然是很难跟“专制独裁(者)”对上号的。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从学术的维度上看『政权』的文化意义”来讨论。平心而论，“政权(执掌者)”与“社会力量”不应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更应表现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与其强调二元对立，不如关注其间的“张力”——两者正是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及相互作用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无论“民国”或“民国文学”，都是一个具有包括政权(主导)在内诸种社会力量综合的系统，而任何系统都是由各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要素(力量)所构成。因此，其正能量与负能量、增长与消解、发展与阻碍等势态，也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不可能是单方面存在与运作。

　　强调二元对立，其实也只是反映了同一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单方面表现——突显了政权形态“在什么意义上限制了文学的可能”的负面性，遮蔽了其“在什么意义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的正面性。至于用“无关”、“不属于”之类的否定词，将民国政权的最高代表(及其作用)剔除出“民国机制”，委实显得过于轻率且简单化了。

　　李怡曾有如此论述：

　　引入“民国文学机制”的观察，还可发现，中国文学在民国时期呈现出独特的格局：国家执政当局从未真正获得文化的领导权，无论是袁世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其思想控制的目的总是遭遇社会各阶层的有力阻击，亲政府当局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往往受到自由主义与左翼文化的多重反抗{27}。

　　五四奠基的“民国机制”在后来逐步显示了强大的文化建设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某种制约{28}。

　　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解读为：执政当局无法获得文化领导权，社会强大力量得以形成，思想控制遭遇阻碍，专制独裁受到制约;以及知识份子普遍利用法律作为武器，捍卫言论自由，彻底的“党化教育”从未在民国实现{29}?李怡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当年梁实秋对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的文艺政策一再严厉抨击，而梁的抨击文章就发表在张主持的刊物上{30}。不止如此，李怡还指出：“专制政权的执掌者”遇到文艺界抵抗时的“矛盾重重”、“小心翼翼”、“措辞谨慎”、“被动无奈”、“退却”，以致“文艺政策的原则由文艺界共同决定”，而不是“执政党的思想控制”{31}。

　　凡此种种，让人很难断言民国政权为“独裁”、“专制”，反而给人以执政当局(统治者)忍让、宽容，政治环境(制度/体制)开放、宽松之感，体现出政权因素在“民国机制”中或主动或被动呈现的积极作用与意义，尤其对“作家主体性”{32}的保障与发挥，“推动文学创造的个性、气质与精神追求”{33}，无疑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就此，张中良对“民国文学”自由性与开放性的描述或可为证：个性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结社、办刊自由，各种社团、流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开放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均超越前代{34}。

　　可见，基于政治考量的防备心态，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与诠释，恐怕会有或语焉不详，或自相抵牾，甚或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尴尬表现。

　　三　“民国文学”在台湾

　　尽管中国大陆学界的主流观念将“民国”的下限划定在1949年，但仍然有论者肯定“民国文学”在台湾得到延续发展。比如丁帆认为，民国主体文学思潮和创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压制了台湾本土的土著创作，而成为主流;许多“民国文学”的元素在台湾仍旧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根尚未断掉，它随着一大批去台的文学作家的创作而得以香火延续{35}。李怡亦认为：“台湾迄今依然沿用着『民国』的称号，这里的文学依然是进行中的『民国文学』……台湾的文学研究也依然在『民国』的框架内书写现代、当代的文学发展。”{36}熊修雨则明确表示：“将『民国文学』视为一个主体已不存在的时间概念，这是对两岸政治现实的无视，是对历史的简单化。”{37}这或可视为大陆学者对“民国文学”当代命运颇具善意亦颇具勇气的表述。

　　上述学者的论述，显然是将大陆当下“民国文学”研究的热情，延伸到对台湾文坛及学界现实的关照。然而，台湾果真还有“民国文学”吗?台湾社会或学界对“民国文学”作何认知?“民国文学”在台湾命运如何?在台湾最为坚持“民国文学”研究的张堂锜曾意有所指地感慨：“对身处于台湾的中华民国研究者而言，使用『民国文学』的概念本属『天经地义』，但其内涵并不因为『民国』在台湾的持续存在而『一脉相承』……”{38}

　　丁帆在论述“民国文学风范”在台湾的表现时，曾有“作为文学本体的『民国文学』仍然是以一种潜在隐形的发展脉络前行”{39}的判断。如果这个判断是针对1950年代纪弦、痖弦、洛夫等人的现代派诗，1960年代林海音、白先勇等人的忆旧小说，乃至近年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与齐邦媛的《巨流河》{40}而言，倒是颇为妥帖，但丁帆的判断却是来自对乡土色彩最为鲜明、本土意识亦甚为强烈的台湾乡土文学的考察。固然，丁帆写道，“〔5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创作〕民间化的乡土便成为对抗政治化乡土的立足点，而这种民间立场也恰恰就是符合『民国文学风范』的价值判断。……从后来形成的『乡土文学大潮』来看，这股暗流却是自然改变台湾文学格局的主流力量，这也不可不说是『民国文学风范』客观存在的事实”{41}。然而，正是这种符合“民国文学风范”的“民间立场”，却由于如下至少三方面的原因而自觉或不自觉隐潜着“去民国化”的倾向：其一，即如丁帆所强调，本土作家为了对抗“战斗〔反共〕文学”的冲击{42};其二，继承日据时期对抗殖民文化的乡土文学传统;其三，面对大陆迁台作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产生的被边缘化心态{43}。

　　“去民国化”的突出表现即为“强调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相区别和抗衡”{44};待到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嬗变为本土文学大潮{45}，“去民国化”更渐行渐远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诚如台湾学者许俊雅所指出：“乡土文学论战开启，自由中国史观〔民国史观〕自然遭受挑战。此后几年，掀起『台湾文学』正名运动，定下日后本土派建构的台湾文学论走向。”{46}台湾学者吕正惠也曾不无懊恼地表示：“表面上看，乡土文学是胜利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社会气氛却在默默地转化，等我突然看清局势，才发现，『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经弥漫于台湾文化界，而且，原来支持乡土文学的人(其中有一些是我的好朋友)大多变成了『台独派』。”{47}所谓“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便是企图用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文学”取代“现代文学”{48};在文学创作方面，亦表现为从“乡土”到“本土”的转移，乡土空间蜕变为本土符码，乡土的写实风格往往交织指涉身份认同的意涵{49}。

　　事实上，上述种种创作现象，海峡两岸学者大都放在“台湾文学”的领域来讨论。两岸的考量或有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内涵各异的“民国禁忌”绝对是关键的原因。于是，从不同立场出发，两岸一致表现出“去民国化”的默契{50}。

　　相对于大陆学界对“民国文学”的“旧情复燃”，台湾学界却是“欲语还休”。虽然也偶有论及“民国文学”者，如黄怡菁的〈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权力政治：以《中华民国文艺史》为观察对象〉，但也并非对“民国文学”的正面讨论，而是讨论“解严之前国民党政府及亲国民党官方的文人如何书写属于他们的『新文学史』，并讨论这样的文学史生产的时代意义究竟为何”{51}。字里行间，显见作者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虽然也或有认同“民国文学(史)”与“台湾文学(史)”的承传关系，但“台湾文学(史)”无疑是关注的焦点。如孟樊《文学史如何可能：台湾新文学史论》的绪论讨论到如何“从中国文学史〔实则为民国文学史〕到台湾文学史”，但其目的却在“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如何可能”{52}。

　　可以说，台湾学界名正言顺的“民国文学”研究寥寥无几，而“台湾文学”研究则蓬勃发展。从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到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台湾文学史的编纂悠悠不绝{53};近年，隶属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现为文化部)的台湾文学馆，更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推出总共三十三册的《台湾文学史长编》{54}。从个人到社会，从民间到官方，“强调台湾本土认同”{55}的“台湾文学”概念与意识已然根深蒂固。

　　在林林总总的“台湾文学史”编纂中，或隐或现可见至少有五种因素，促使“民国文学”受到不同形式的替代、消释、分解、裹缠、截断，包括：(后)殖民史观、反共宣传、现代主义、乡土文学、本土意识。有意思的是，相对于(后)殖民史观另辟蹊径、现代主义横向移植、乡土文学与本土意识渐行渐远{56}——诸种社会力量各显神通“去民国化”，民国执政当局却也通过操作“反共宣传”，“自宫式”地“去民国化”。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序言〉中是这样陈述的{57}：

　　战争结束后，国语政策的强势推展，使日据时代的作家不得不停笔或封笔。五四文学的白话文传统，开始传播到台湾。然而，在严苛的反共年代，台湾文学竟发生双重断层;一是与殖民地文学切断联系，一是与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完全割裂，使批判精神与抵抗文化不免受到重挫。在威权时代，凡是不符合政治要求的文学，都被划入禁林之列。

　　由此可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在台湾文坛的脉绪，是在1950年代因意识形态被人为截断的——在恐共、防共、反共意识的支配下，台湾当局实行相当严厉的思想控制政策与出版审查法令，许多1930年代的作家与作品首当其冲归入查禁之列，其原由从有军旅背景的作家兼学者姜穆的表述可见一斑：“三十年代这十年中的文学活动，对社会及民心士气的破坏极大，尤其是对中共的叛乱窃国，具有相当的助力。”{58}这也是陈芳明所指出的：“在台湾，由于内战的败北感，使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全盘否定1930年代左翼文学发展的事实。这种左右立场的对峙，使民国文学成为禁区。”{59}

　　然而，自1960年代开始，为了争夺1930年代文学的诠释权，一系列标榜“三十年代文学”的“史书”纷纷面世{60}。有关论者时而也力图呈现超然姿态：“虽然『三十年代文艺』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或任何阶级的文艺，而是一个充份表现了三十年代所独具的『特性』的文艺”，紧接着却话锋一转：“但是，『三十年代文艺』一词，却是中共提出来的，而此一『年代』的作者和作品，也已经受到中共毛派份子的大力批判。”{61}这也正是张堂锜所抨击的“字里行间因泾渭分明的政治色彩而有心或无意的『误读』仍随处可见”{62}，意识形态始终与学术研究纠缠不清。于是，其结果就只能是徒劳无功，即使是“呈现了国民党官方从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争夺文学史诠释权的一个极致表现”的《中华民国文艺史》一书，也“只配得上被摆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囤积灰尘的命运”{63}。令人情何以堪的是，到了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的开放年代，这些重见天日的1930年代的作家与作品，“却又因长期的隔阂而未受到市场或读者青睐。可以说，三十年代文学在台湾面临的是『双重失落』的命运”{64}。

　　于是，置身台湾如何探寻“民国文学”的现实表现，还真有点白居易《花非花》的迷惘：“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而台湾学界在对“台湾文学”进行论述时，亦往往有意无意回避“民国文学”(概念、传统及影响);虽然也有部分学者着意追踪“民国文学”的传统及影响，其研究却多陷于动辄得咎的窘境{65}。

　　耐人寻味的是，大陆对“民国文学”的热衷，跟台湾对“民国文学”的冷落，二者虽然无法接轨，其间却有难以言喻的“共识”及“心有灵犀”的内在关联性。其“共识”及“心有灵犀”，显然更多是来自非学术性因素的考量。

　　四　结语

　　由上可见，论者所谓“目前两岸最容易认同的文学表达就是『民国文学』”{66}只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相反，“现代文学”给了海峡两岸学界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一个共识度高的讨论平台;换言之，“现代文学”概念的运用，令海峡两岸学界拥有了“共同语言”;“民国文学”则似乎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在台湾，“现代文学”研究很普遍，“台湾文学”研究也很普遍，“民国文学”研究则难觅踪迹{67}。尽管如此，张堂锜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值得企盼的思考：“在大陆阶段的民国性〔民国机制〕，是当前大陆『民国文学』研究的重心……但是在台湾阶段的民国性，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在与台湾在地的本土性结合之后，型塑出何种不同面貌的民国性呢?”{68}

　　从学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民国文学”及“民国机制”概念的提倡与运用，还是对“民国文学”在台湾命运的探索，都不失为极具创意的研究进路，其学术价值也无疑很值得期待;然而，来自各方的非学术性因素的制约，却为此进路设下重重阻碍，其学术价值的充分体现仍处于漫漫“期待”之中。

　　论争在继续，探讨在深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要冀望圆满落幕，亦无需强求统一认识。无论如何，在学术讨论的平台，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任何概念、范畴、理论、主张、方法、模式、论述、观点，都应该并存不悖，都应该有各自精彩的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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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号  目录

　　二十一世纪评论

　　农民工的新中国?

　　汪建华、郑广怀、孟泉、沈原　在制度化与激进化之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

　　学术论文

　　秦　晖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王力坚　“民国文学”抑或“现代文学”?——评析当前两岸学界的观点交锋

　　卢敏芝　国族.历史.主体——论竹内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谢一峰　“佛道”与“道释”——两宋画目、画论中佛道次第之变迁

　　徐　峰　正义优先于应得?——评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

　　景观

　　李公明　专制主义艺术中的身 体与政治——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宣传画

　　书评

　　周陆洋　社会主义政权的弹性——评Martin K.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李湘宁、杨龙　  胡耀邦及其时代——评高勇《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梁加农　  美国华人知识界的“小文革”——评邵玉铭《保钓风云录：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择》

　　贾庆军　  在日本能否找到中国?——评吴伟明编《在日本寻找中国：现代性及身份认同的中日互动》

　　三边互动

　　编后语

　　注释

　　1　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上海：群学社，1928)。

　　2　葛留青、张占国：《中国民国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载《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上海书店，1999)，页10。

　　4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年4月号，页16。

　　5　参见何锡章：《民国文学现象丛论》(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

　　6　陈国恩：〈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页82。

　　7　赵学勇：〈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日。

　　8　此说法甚为普遍，且择此一例：“而民国文学，则可以明确地说，起于辛亥革命而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见陈国恩：〈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页83。

　　9　国民党在1929年宣布以“三民主义文学”为文艺政策：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参见〈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日〉，《中央日报》，1929年6月6日。

　　10、37　熊修雨：〈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3年3月号，页39。

　　11　参见袁国兴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页14-16。

　　12、24　参见国语辞典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华活用大辞典》(台南：世一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1334;1317。

　　13　参见黄健：〈“民国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文学发展的思考〉，《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页112-18;张堂锜：〈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国文天地》，第28卷第5期(2012年10月)，页65-68。

　　14　参见秦弓：〈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页133-36;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页132-35;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7月号，页55-59;周维东：〈“民国视野”与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国文天地》，第28卷第5期(2012年10月)，页59-64;张堂锜：〈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页65-68;韩伟：〈“民国性”：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页13-16。

　　15　汤巧巧：〈“民国文学”或者“民国机制”——民国话语空间推进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探讨〉，载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十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页10、12。

　　16、17、28、31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页134;134;135;135。

　　18、29　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文艺争鸣》，2011年7月号，页64;63。

　　19、22、27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页180;178;178。

　　20、25、33　李怡、周维东：〈文学的“民国机制”答问〉，《文艺争鸣》，2012年3月号，页62;60;59。

　　21　李怡：〈“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页55。

　　23　有关论述均可参见李怡：〈“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页19;〈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页135;〈“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页57;〈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国文天地》，第28卷第5期(2012年10月)，页27-28。

　　26、32　李怡：〈“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页115;116。

　　30　参见李怡：〈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页56。

　　34　张中良：〈回答关于民国文学的若干质疑〉，《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页8。

　　35　参见丁帆：〈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

　　评论》，2012年第5期，页11。

　　36　李怡：〈民国文学：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中国现代文学》(台北)，第26期(2014年12月)，页61。

　　38　张堂锜：〈“民国文学”研究的时空框架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台北)，第26期(2014年12月)，页76。

　　39、41、42　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页56;59;59。

　　40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9);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43、44　参见张晓平：〈“乡土”与“本土”的纠结——论台湾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页83-87;85。

　　45　即基于本土意识(本土认同)、本土题材的多元化文学，包括原住民文学、母语(闽/客语)文学、都市文学、女性文学、政治文学、同志文学、网络文学等。

　　46、55　许俊雅：〈如何台湾，怎样文学史?——“台湾文学史长编”编写之意义及

　　省思〉，《台湾文学馆通讯》，第35期(2012年6月)，页10。

　　47、48　吕正惠：〈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读书》，2007年第8期，页3;8。

　　49　参见黄仪冠：〈台湾乡土叙事与“文学电影”之再现(1970s-1980s)——以身份认同、国族想象为主〉，《台湾文学学报》，2005年第6期，页159-92。

　　50　在中国大陆，与近年来兴起的文化、文学“民国热”迥然不同的是，政治、

　　外交方面，却是表现为始终一贯的“民国禁忌”与“去民国化”。

　　51、63　黄怡菁：〈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权力政治：以《中华民国文艺史》为观察对象〉，《台湾学志》，2010年第1期，页78;92、78。

　　52　孟樊：《文学史如何可能：台湾新文学史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页1-14。

　　53　陈少廷编撰：《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春晖出版社，1987);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54　国立台湾文学馆编：《台湾文学史长编》(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1-13)。

　　56　参见陈芳明：〈台湾研究与后殖民史观〉，《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页41-46;刘涤凡：〈六〇年代台湾新诗本土意识的研究——以“笠诗社”为考查对象〉，《中外文学》，第30卷第1期(2001年6月)，页84-113;林玲玲：〈历史、种族与风土——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分期〉，《黄埔学报》，2007年第52期，页43-64;陈明台：〈从横的移植论台湾现代诗的成立与展开——其与日本诗潮关联的考察〉，《文学台湾》，第63期(2007年7月)，页98-121;张修慎：〈战前台湾“现代性”的思考与1937以后所见台湾知识份子之“乡土意识”〉，《台湾史学杂志》，第11期(2011年12月)，页26-55;陈培丰：〈乡土文学、历史与歌谣：重层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诠释共同体的建构〉，《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4期(2011年12月)，页109-64;洪鹏程：〈三〇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后台籍日文作家乡土意识书写〉，《侨光学报》，第35期(2012年10月)，页29-42;山口守：〈作为契机的乡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台北)，第24期(2013年12月)，页21-42。

　　57　陈芳明：〈序言：新台湾.新文学.新历史〉，载《台湾新文学史》，上册，页7。

　　58　姜穆：〈左联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载《三十年代作家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页1。

　　59　陈芳明：〈民国文学的史观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台北)，第26期(2014年12月)，页53。

　　60　诸如孙如陵编：《三十年代文艺论丛》(台北：中央日报社，1966);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龙云灿(吴若)：《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现形录》(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5)、《三十年代文坛人物史话》(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7);丁望：《三十年代作家评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陈纪滢：《三十年代作家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陈敬之：《三十年代文坛与左翼作家联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三十年代作家论续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等等。

　　61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页1。

　　62、64　张堂锜：〈“禁区”与“误区”——台湾的“三十年代作家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页25。

　　65　参见黄怡菁：〈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权力政治〉，页75-97;孟樊：《文学史如何可能》。

　　66　参见李怡、张堂锜：〈民国史观及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台北)，第26期(2014年12月)，页48。

　　67　目前只有《国文天地》第28卷第5期(2012年10月)的“民国机制与民国文学史”专辑，发表了大陆学者李怡、丁帆、张福贵、张中良、李光荣、周维东及台湾学者张堂锜的相关论文;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台北)第26期(2014年12月)以“民国史观及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为专题，发表了大陆学者李怡与台湾学者陈芳明、张堂锜及张俐璇的相关论文。

　　68　张堂锜：〈从“民国文学的现代性”到“现代文学的民国性”〉，页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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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2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