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代性”:“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探究
本文关键词：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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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代性”:“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探究
发布日期： 2012-05-02 发布：
2008年第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究竟是谁最初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一名称或术语，现在已经无法可考。一般认为，“新世纪”从2000年开始（另有人认为2000年是“世纪末”，“新世纪”应该从2001年开始）。但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召开过一个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研讨会，不过，这里的“新世纪文学”主要是一个预设，即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文学的展望或者说期望。那个时候，“新世纪”还是“将来时”，相应地，“新世纪文学”就是一个纯粹时间性的文学阶段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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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过去时”的意义上即在历史的层面上讨论“新世纪文学”是2005年，这一年，《文艺争鸣》发表了杨扬等人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文章，沈阳师范大学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了题为“新世纪五年与文学新世纪”专题研讨会，这标志着“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现象或者说研究对象的正式“命名”，标志着作为文学史概念被确认。虽然不论是当时还是之后，“新世纪文学”其性质、对象范围以及时间区间等都存在着争论，但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它的研究和言说。2005年之后，“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得到普遍的尊重，研究也得以广泛地开展。
但反思近年来的“新世纪文学”研究，我的判断是，我们基本上是对时间性的新世纪的文学现象进行归纳和描述，对现象进行具体的研究，但“新世纪文学”整体性理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包括新世纪文学的时间、性质以及时间与性质的关系。实际上，时间的划分是极人为的，2000年不过是一个人为的“自然”时间，仅仅因为在数字上的“整数”和“转折”就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历史阶段的分期标志，这缺乏充分的“事件”根据，凭什么我们把当代文学的自然发展从这里截断？再比如，“新世纪”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如果这样，“新世纪文学”就只能是一个非常浅薄的命名，“新世纪文学”作为文学时段的命名得以成立，还应该与它的性质有关系，但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性质，我们却缺乏理论上的深入追问。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我们感到，新世纪的文学承续90年代文学而来，它与新时期文学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但究竟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它与90年代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的探讨明显不够。最近读到张未民先生的长文《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我感觉这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收获，它对“新世纪文学”的时间范围和性质都进行了新的论述，提出了“新现代性”这一概念，试图从哲学上解决“新世纪文学”的理论基础问题，这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张未民先生是“新世纪文学”讨论的发起者之一，也是“新世纪文学”具体观念最重要的表述者之一，其文章《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研究“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新现代性”则是“新世纪文学”的理论溯源，它主要是对“新世纪文学”内在品质的一种理论归纳或者说探讨，所以它既可以看作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延伸和深入，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话题、新的理论问题。
我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是一种话语，所谓“话语”并不是说它不具有社会性、不具有实践性，而是说它从根本上是我们对社会性和实践性的一种总结、归纳、概括和命名，是一种言说。当某种归纳在内涵和范围上与过去的归纳差异太大，也即无法涵盖过去命名的品性时，就要有新的总结、归纳、概括和命名。“现代性”是我们对19世纪以来社会和文化的最重要的言说，“现代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品性，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与“现代性”异质的精神和现象越来越多，比重也越来越大，“现代性”作为一种言说越来越捉襟见肘、名不副实，所以就有了“后现代性”的归纳和命名。我认为，“后现代性”的命名非常好，既表明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差异，又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后现代性”的确与“现代性”具有异质性，但同时它又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绝然分隔。张未民先生提出的“新现代性”也是这样一种逻辑，不同在于，它更具有中国化的特点，是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归纳和命名。80年代以来，“现代性”话语成为言说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主流话语，或者说，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的最重要品性被概括为“现代性”，但是，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化越来越偏离“五四”传统，其精神和现象越来越难纳入“现代性”的范畴，越来越难以用“现代性”进行表述和言说，但它和西方的“后现代性”又不一样，所以我认为用“新现代性”来命名是非常合适的。在西方，“后现代性”具有“反”现代性的意味，而中国9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主要是新现实与新精神，它虽然与传统的现代性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但“反”的意味并不强烈，所以很难用“后”来概括，同时，中国90年代新的社会与文化品性又是在传统的现代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对传统现代性的扬弃，又有承继，仍然不脱离现代性，所以是“新现代性”。
就文学来说，中国现代性文学主要是“现代性”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深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表现为普世主义的“宏大叙事”和以科学、民主、自由、权力、个人主义为工具的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启蒙主义”性质。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舶来品，缺乏本土性，我们可以批评普世主义的“宏大叙事”，可以对启蒙主义的缺失进行反思，我们也承认启蒙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性，但我们又必须承认现代性“宏大叙事”和启蒙主义的合理性，这既是由中国当时的现实语境决定的，也由历史事实得到了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从内部走向现代社会，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借助西方，必须借助于西方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西方在物质上的强大成了我们无法反驳的学习理由，而西方物质的强大则是以它的文化方式作为基础的，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具有一体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中国在思想上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反思过程，也经历了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到“文化”学习的社会实践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激进的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社会改良运动，被陈独秀称为“最后之觉悟”。这种叙事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就是救亡、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形成全民共识、富国强兵以及强化科学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等，这是典型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五四”时期，从现实语境出发，提倡启蒙话语，这是正确的选择。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对中国人构成了巨大的束缚，要把人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理性”、“人权”等都是非常有效的武器，事实上，正是在“人的文学”的意义上，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深刻地区别开来，“人的文学”也成为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到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地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赞同当代文学界对1976年之后中国文学走向的基本表述，70年代末基本上是回复到“十七年”的状态，80年代进一步回溯到“现代”状态，而90年代之后则是在“现代”的基础上前行，完成“五四”未完成的现代性。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属于“文艺复兴”，而90年代之后的文学则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文艺革新”。它不是简单的回复“五四”，重现“五四”的辉煌，而是发展“五四”的辉煌，延续“五四”的辉煌。我们看到，80年代的文学在思想上很多都是“照着”“五四”说，而90年代之后很多思想则是“接着”（1）“五四”说。
中国社会从“五四”时期到当下，中心任务各不相同，因而“现代性”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我不赞同作者把现代性严格地区分为“启蒙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和“生活现代性”“三型”，不论是在历史上的层面上还是在理论上的层面上，它都有不周详的地方。事实上，三种现代性任何时候都是交错的、并行的，并且具有一体性，“五四”时期由于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所以那时候最显著的时代特性可以概括为“启蒙现代性”，但人的解放、知识、理性等不过是工具，终极目的仍然是社会的解放、民族国家的强大，包括民生的改善，就是说，“启蒙”从根本上是为了“救国”。30年代至40年代，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生存与危亡成了中国社会最为迫切的任务，所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是当时社会现代性的显著内容，但启蒙现代性和生活现代性并没有被拒斥，比如30年代张申府、陈伯达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就是试图把“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与“民族的自觉与自信”（2）二者结合起来，可见启蒙并没有因为救亡而被废弃。同样，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计民生”成了现代化的中心内容，但“人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仍然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人的精神、个性、国家前途等仍然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只不过它们更多地与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具有了当代生活的特点。“新现代性”也是“现代性”，它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现代性”在当代社会的合理发展。
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新现代性”是以“生活现代性”为主体的现代性，它包容传统的“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与传统的“现代性”相比，“新现代性”突显了“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这一维度，正是这种维度突显使它在内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发生了范式的转变，这种“范式”的转变，既是指现代性内涵上的，更是指现代性作为理论话语言说上的。比较90年代的文学和“五四”时期的文学，就“现代性”这一点来说，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同。启蒙主义可以是“五四”时期文学的“主旋律”，这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现代转型以及反封建性有很大的关系，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理性等，它们首先是以知识的形态进入中国的，它们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主体，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根基，技术社会本质上是它的衍生物，也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它进入中国首要意义是填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缺陷，它首先是一种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对现代知识的渴求。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把启蒙主义引入中国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知识的方式把中国社会引导到现代社会，从而走出传统。在“五四”文学中，启蒙主义同时还是一种宣传的工具，或者说革命的工具，它以一种“先进”或“进步”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中，从而使其反封建具有合法性。但是在90年代，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启蒙思想虽然仍然是文学所表现的内容，，但它已经不再像“五四”那样显赫炫目，也不再具有反抗的工具性，不再具有新的知识性，不过是传统的承继和张扬，并且变得具有中国性。一句话，启蒙现代性在90年代的文学中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式微，至少不再是主流。
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则突显出来，“生活现代性”成了90年代文学的主流。我们当然可以把以“生活现代性”为主的多元化的现代性称之为“现代性”，但它与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以“人的现代性”和“国家现代性”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显然有很大的差异，继续用“现代性”来言说显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现代性”是一种话语方式，“新现代性”也是一种话语，它从根本上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品格的一种总结，作为总结，它一方面说明了90年代文学对于过去文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说明了90年代文学新的发展性，其最大的意义就是开始有意识地把9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以及更前溯的现代文学区别开来，开始寻求90年代文学新的内涵和精神品质，开始寻求新的话语方式对它进行新的言说，或者说是寻求更合适的话语以便使言说更切近90年代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性”话语相比，“新现代性”话语更强调90年代中国文学的本土性、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9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更强调现代性的复杂性与包容性。作为话语它主要不是来自于传统话语的承袭，而是来自于对新的文学现象的总结，特别是对90年代文学现象中异质的关注与敏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新现代性”理论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一种深化，如果说“新世纪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文学现象的话，那么，“新现代性”理论就主要是为“新世纪文学”研究寻求哲学基础，它不仅仅只解释“新世纪文学”实践来源与演变过程，呈现“新世纪文学”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解决深层次上的理论问题。
当然，究竟什么是“新现代性”？“新现代性”应该如何定义？ “新现代”与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后现代性”是什么关系？在文学的层面上，“新世纪文学”的“新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是什么关系，这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继续讨论。张未民先生强调“新现代性”的生活性，强调它的经济建设和物质建设的基础，强调它的中国特色或者说“中国因素”与“本土经验”，强调它与现代科技以及现代传媒之间的关系，这既与“现代性”相区别，又与“后现代性”相区别，显示了作为概念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最根本的是，它解决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阶段文学的时间和性质的理论问题，从这里我们看到，“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从“新世纪”开始的。如果说现代文学主要是“现代性”文学的话，那么，新世纪文学就主要是“新现代性”文学，“新现代性”是“新世纪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一个时段的最根本原因。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新时期文学一直是在回溯性的期待中生长起来的，回归“十七年”，回归“五四”，既是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期望，也是我们对它的预设，还是我们能够想象和接受的限度。的确，新时期文学具有回归性，比如现实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的回归、多元化的回归、批判精神的回归、个性主义的回归等，但新时期文学如果仅仅只是这种回归或者说复辟，那它的价值就是非常可疑的，虽然我们承认即使只是在回归的意义上，它对于“文革”文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事实上，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既有“复辟”又有“革新”，既回归“五四”也超越“五四”，这种超越在9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只是我们没有及时地总结，对于异质的东西缺乏敏锐。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80后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女性写作”（这些概念有交叉）等，它们不论是在文学观念上还是在写作技巧上，都迥异于传统，不仅不同于现代文学传统的经典化写作，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先锋写作，启蒙主义的言说，国家民族主义的言说对于它们来说显然是无效的。
文学已经走出了“五四”，但我们的批评话语和文学史话语却还停留在“五四”，“现代性”的“前见”严重地束缚了我们对90年代文学的评价和书写。新时期文学是在一种启蒙现代性的言说中前行的，但前行的过程中它越来越脱离启蒙现代性而进入“新现代性”，但我们的言说并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文学已经开始了“平面化写实”、“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叙事圈套”、“反体裁”、“民间化”、“口语化”、“私人化”、“反崇高”、“语言游戏”、“物欲化”等，但我们的言说话语和评价标准却还是“典型”、“内容与形式”、“思想意义”、“反映生活”、“共鸣”、“真实”等，用传统的话语来言说新的文学，实际上说是用传统的标准评价新的文学，必然会造成言说错位、评价错位，先在性地压抑和遮蔽新质，误会和曲解就自然难免，这是90年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矛盾与尴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回顾9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看到，虽然“后现代性”话语非常热闹，成为新潮，但“现代性”仍然是主流的批评话语，启蒙、理性、主体性原则、精神价值、使命感、认识与教育功能等仍然是批评的“关键词”或者说核心内容，这样，“现代性”的文学和文学因素就被高度关注并被放大，而“现代性”程度不高的文学以及“非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文学就不同程度地被曲解、塑造、附会、淡化、压抑、批判、否定、排斥甚或干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发生和不存在。“新现代性”理论的提出，我认为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和新的话语方式，更意味着“新世纪文学”研究试图进行范式转换，试图和传统观念告别，开始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新现代性”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概念，并且是一个开放的概念，随着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它的内涵将会更加丰富和充实。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区别于“现代性”的新的概念，它追求的是更加有效地解释90年代以来新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新质，为我们研究“新世纪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注释：
（1）“照着”与“接着”，是借用冯友兰的概念，见冯友兰《新理学》“绪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原概念“接着”为“接著”；“照着”为“照著”。
（2）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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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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