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思考

  本文关键词：问题意识、知识生产与关系建构——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思考，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新闻大学

·新闻理论·

JOURNALISM QUARTERLY

2011年第1期 总第107期

问 题 意 识 、 知识生产与关系建构
——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思考
孙 藜
（上海政法学院 社会学系，上海 201701）

【摘要

】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取向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认
为，包括新闻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自主性要求学者通过独立和反思性的研究，定义自身角色，承担道德和政治义 务，以提出真问题、提供理解洞见的方式生产并推动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以此建构起与其他实践领域的合理关系。论文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指出，自主性研究要求新闻传播学者对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及渗透在研究对象、知识工具和学 科建制背后的各种价值，做彻底的质疑和反思。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研究；自主性；价值；反思；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关系建构”以“知识生产”为中介
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反思，是当下中国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题 。 [2] 大体而言，探究这一问题的路径包括“内部性”和“外部性”两种角度 。“内部性”是从学者 知识生产、研究过程入手，“外部性”则着眼于诸如学术标准、课题申请、文章发表、招生培养 等种种学术制度。笔者以为前者更为重要，对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考察，首要的就在于分析何为规 范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哪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干预、侵扰、破坏了 社会科学自身逻辑，进而形成了何种研究自主性缺席或被压制的制度性关系。 从规范的角度，本文认为，学术研究同其他任何社会实践一样，都是在特定意图支配下的 社会行动，“自主”在最低层面上意味着对自身研究行为、意图的自觉，但仅仅“自觉”地意识 到自己在“做什么”尚不足以构成“自主”，研究者还必须对“为何做”和“如何做”进行深入 反思和批评，对知识生产的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即研究者如何确立自身的角色、学术立场、研究 方法等，如何以此处理与研究对象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等诸方面，进行充分的质疑和追问。本 文由此出发，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特别对研究者的提出问题的方式，作一理论思 考。之所以将讨论集中于“问题意识”，因为它是整个研究活动的起点，也是知识生产过程中最 为关键的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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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致 谢]

孙藜（1972—），男，山东安丘人，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文曾蒙黄旦教授、张军芳、石发勇博士指点，特致谢忱。亦特别向潘忠党教授对初稿的翔实批评致谢，尽管未能充分吸 取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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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意识、学科自主与研究的意义
反思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在知识生产的语境下首先遇到两个基本问题，其 一是学科自主或新闻传播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其二是所谓的“学术研究本土 化”问题。两个问题都与具体的知识生产过程密切纠结，从本文的视角看，前者涉及到新闻传播 研究能否在整个学术领域内提出有自身特定贡献的问题，并通过对之的解决推动知识积累；后者 涉及到研究者在提出、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知识依凭。本文依据这两个层面，展开对问题的初步思 考。 最近国内学界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展开了有质量的反思。以第一个问题为例，《新闻大学》延 续19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新闻史研究自主性的讨论，组织“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讨论的 核心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宁树藩先生（2007：4）指出，讲“本体意识”是针对 新闻史学科建设而言，只有强化“本体意识”才能“建立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所谓“本体 意识”在他看来，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 揭示其内在规律。黄旦先生将之总结为以何者为中心和主体的问题，在《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 刊》（2007：53）一文中他指出，“报刊主体的视野对于报刊史而言是必需的，否则根本产生不 了自己领域的问题，完全被其他历史学科牵着鼻子走。只有当具备了这样的意识和视野时，报刊 史才能看到其他学科学者所看不到的，才能为中国的历史提供自己独特的贡献。”就语境而言， 学者的讨论是如何通过具有自身视角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使之与政治史、思想史、革命史相区分， 避免被其他学科“牵着鼻子走”，其实质，正是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反思在新闻史领域 的具体体现。 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更一般的前提，即新闻传播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尽管从国家学科建制 的层面，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就已位列一级学科名录，但“合法性”更重要地体现于此学科领域 的研究实践中，而非国家学科建制本身，这正像面对1952年后由大学院系调整而来的凋零和1980 年代以来的蓬勃，我们却不能说新闻传播研究时而“合法”时而“非法”一样。换言之，某个特 定学科之存在的价值、进而以此学科为专业的研究者的存在合法性，不是一个自明的出发点而是 尚待解决的疑问，更不能由其他外在力量来设定。 如华勒斯坦等人（1997：7）指出，现代社会的分化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即是专业化，“19 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 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其合理性在于对“思想上创造性”的有效保证。尽管出于对其后学 科建制化“画地为牢”的批判，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下国际学术界迫切的吁求，但 是“跨学科”并非彻底取消学科——没有人能有上帝般“全知全能”的视角，学科化和专业化的 “宗旨”恰是为了更有效地“生产新知识”和“培养知识创造者”，——毋宁反过来说，要在学 科分化的现实下实现“分化”之内在目的，恰要求对学科的立足点、理论和方法，以及不同学科 [3] 之间差异进行彻底的反思 。 因而一定意义上，反思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就是探究置身于此学科的研究者如何 “生产新知识”、进行“知识创造”，在具体研究中就体现为其问题意识。事实上，宁先生所讲 的“本体意识”也就是问题意识。本文更倾向于以黄旦（2007：51）、李金铨（2009）等文所表 达的取向来定义“问题意识”，即“所谓主体，就是以报刊为中心和视野，并以此展开史实， 分析报刊和社会关系，以及揭示评价其意义和价值”。撇去针对的对象，简要地说，自主研究的 问题意识，就体现为研究者将新闻传播现象置于中心地位来研究社会理论的普遍问题（凯瑞， 2005：84），即描述分析新闻传播活动与其他社会力量由历史而来的特定关系，并揭示、评价其 意义和价值。更简洁地说，自主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就是要提出真问题，创造性地生产知识洞见。 同时需要指出，作为问题意识的一部分，学者必须对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保持清醒及深入的反 思性认识，因为无论“关系”还是“意义”，都不会是对象的自动呈现，需要研究者发现、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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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之做出评估。而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彷佛进入一场对话，双方的“关系”和各 自的“意义”都在对话中得以澄清和呈现。 紧接而来的问题是，为何研究者要树立此种问题意识？换言之，为何此种问题意识就可以作 为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体现？ 恰如黄旦先生（2008）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要克服功能主义思维框架给当下国内传播 研究带来种种弊端，需要适当地向建构主义转化。上述对问题意识的理解，背后是一种建构主义 取向。在多元化的学术生产领域，这或许是一种“偏向”，但如米尔斯（2001：20－1）所言， 把“偏向”表述而不是遮藏起来并得到公开讨论，“是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客观性形成的前提条 件”。 作为传播研究建构主义取向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传播学者凯瑞（2005：14－21）曾借用一 个地图的小例子谈及传播研究重新定向的问题。在他的例子中，地图作为一个勾画空间关系的符 号表征，可以帮助小孩理解从家到学校的地理路径并指引他的行动。而传播研究也正像一幅“地 图”，一方面为人们描画了传播的过程（即“关于传播的模式”，a model of），这个“地图” 从特定的角度表现了现实中的特定关系，因而“活在不同的地图视野中其实也就是活在不同的现 实里”；另一方面研究所描画的模式又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即“为……传播的模式”，a model for），无论作用大小，它都在“引导人类人际的或大众的互动过程”。 因而，凯瑞指出，传播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进一步把握传播这一‘奇妙’过程的本 质，而是为重构一种关于传播的模式并为传播再造一种模式提供一条途径，为重塑我们共同的文 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同上，引见：21）。这句话的意思是，传播研究所生产出来的各种 知识，实质上都是对现实因而也是对人们社会关系的建构、维系、修正或改变，从此种理解出发 的传播研究，必然视自身为人类共同生活和文化创造中的一部分，赋予自身通过“有价值”的知 识生产活动，“再造”出更理想的传播关系的学术使命。 凯瑞的传播观首先是对传播研究者自身实践活动的反思，是对渗透、体现于知识生产过程中 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澄清。这一观念的价值，在于不是仅仅对研究者自己的角色和使命做 道德呼吁，而是将之彻底地对象化，对传播知识生产的过程做严格的社会学分析。恰如他所分析 的，通过“为……传播”而研究建立起来的研究模型，能够参与到社会传播的建构中去，它标识 出了一种特定的传播关系，可能会由此拓展人们建构彼此关系的想象和可能。当然，也可能因对 此的不自觉而走向反面。事实上，凯瑞着重指出的，正是因为传播研究与社会生活发生着如此重 要的互动，它自身也不能“豁免”于人们的检视。传播研究与其他社会力量的这种互相建构，本 身即是我们研究对象的一部分，需要研究者“发掘、明确、批判他们自身那份工作的道德和政治 义务”（同上：79）。 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既有研究中，布迪厄对学术与权力关系的表述，已经成为重要的 “批判的武器”。布尔迪（2004：17－8）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了的、由各个具有自身价 值观、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而非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个共享文化、纵横交 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学术研究领域的逻辑不仅不 能化约或被替代为其他任何政治、经济或文化领域的逻辑，事实上不同场域之间及场域内部恰恰 存在着竞争、冲突或者说权力支配的复杂动态关系。这些不同场域本身是社会历史的，也是竞争 和冲突的，，自身都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学术领域与其他不同场域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关 系，也都与权力这一“元场域”（mate-field）发生着紧密关系。 无论是凯瑞还是布迪厄，正是从学术研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指出了学者的角色、使命以及 研究的价值问题。从具体的研究过程来看，这种理解恰恰与前文所指出的问题意识相呼应。换言 之，从建构主义出发理解的新闻传播研究，既是诸种文化实践中的模式之一，又具有自身重要的 特定道德和政治义务，这就要求学者的问题意识，必须基于对自身角色、价值、立场和使命的理 解；在其提出并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问题”中，也要体现着他们对自身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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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性认识。无论是分析新闻传播实践的组织及其与社会力量的历史及现实关系，还是揭示、评价 其意义和价值——二者本身即是不可分的，这种种分析都要建基于这样的立足点之上。 由是，自主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在提出问题、建构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中，辨 识、澄清学者自身的价值立场。用米尔斯（2001：82）的话来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提出自己的 问题的过程中，“只有知道它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把问题陈述清楚”，或者用新闻传播领 域研究者潘忠党先生（2008：33）的表述，面对业界的问题或官方的对策需要，“我们需要提出 并考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体在特定的场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这些问题？这本身反 映了哪些社会张力和变迁？不同社会主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将形 成意识形态与现实的何种形态的勾连？”对“谁的问题”进行质疑和追问的过程，正是澄清学者 自身立场的过程。无论业界、官方还是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着区别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不同逻 辑（价值观），这些逻辑都以在其观念支配下行动或制度的方式，体现于与新闻传播相关的社会 生活中，即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与现实发生“勾连”，如果新闻传播研究者不对此进行质 疑和反思，那么，种种业界或管理者的逻辑，就会借助研究者的不自觉而进入到新闻传播研究的 知识生产中，而如此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知识”，自然也会参与到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失去了 学术研究自身逻辑，不仅无法科学地建构起自身的研究对象，其所谓的“研究”也就被其他场域 权力所支配、成为对其他场域实践所做的依附性的注脚，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打上了重重的疑 问。 不妨以凯瑞（2002）的一个判断为例。在对美国新闻传播研究及教育的反思中他曾这样指 出，“在前苏联也有媒体和传播，甚至也有类似新闻机构的单位，但没有新闻。原因是缺乏使之 产生的惟一条件——民主”，“机构的民主是新闻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奋斗目标”。说前苏联“没 有新闻”，显然是出于凯瑞对“新闻”的认定，换个立场，不用说前苏联恐怕很难认同，就是 1950年创刊的《人民日报》副刊《新闻工作》，也将其宗旨定位在以“系统的努力”介绍“苏联 新闻工作经验”（方汉奇，1999：166－7）。是否认同凯瑞的判断是一回事，但是他的判断明白 地提醒我们，作为独立自主的研究者，必须对“新闻”背后机构的价值（业界或官方）保持的清 醒的认识，必须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对之做出评判。回顾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 首先从划清“新闻”与“宣传”的界限开始（张宗厚、陈祖声，1983），学术研究中所谓“以新 闻为本位”的趋向（单波，2001），以及新近展开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本体意识”的讨 论，实质上正是研究者努力独立自主地建构学科自身的对象、以特定价值立场凭借知识生产参与 到“新闻业”的重构中去。 再如学界自身屡屡诟病的“对策研究”，其中固然有着来自诸如种种“横向”“纵向”课题 基金赞助、职称职位的晋阶等制度，在利益上的诱惑、吸引乃至规驯，但不可否认更为重要的， 恐怕还是在于学者在提出问题过程中对自身价值立场反省的缺失，更有甚者，这种缺席本身会延 伸成某种“自觉创造”，诸如“政府新闻学”、“媒介军师”等风光一时的术语及系列论著，以 [4] 及已被诸多研究者所指陈的研究中的“实用”或“功能论”倾向 ，都反映着新闻传播者研究者 将自身使命拱手让出的情状。

知识工具、批判分析与价值评判
仅仅辨识出了“谁的问题”，或者说反思性理解了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及研究者自身的立 场，尚不足以保证研究的自主性，还需要将这种理解贯穿在学术研究的生产机制中，即对自身 研究的操作过程和思考工具也要进行彻底质疑。可以说，缺失了对学术生产每个环节的反思和追 问，必然直接妨碍到研究者将“问题意识”落在实处。 研究过程即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思考工具是生产的手段，这些手段本身是由特定类 型的“知识”构成，包括了研究范式、问题框架、概念、技术与方法等诸多方面。之所以要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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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彻底地反思，其一，研究者事实上无法回避对此的依凭，甚至是其手中唯一的依凭；其二， 更为重要的，秉持前已指出的建构主义的立场，这些“工具”本身是新闻传播研究乃至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的历史积累，是经由处于不同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研究者建构和传承而来，更深入地说， 这些“知识”渗透或体现着特定时空下生产者所建构（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的与其他场域的 关系，如果不对这些“社会预先建构之物”（social preconstructions）（布迪厄语）进行彻 底、全面的反思，那么，原本特定时空下的场域关系就会进入当下研究者的不思之中，妨碍着他 们“真问题”的提出，进而也遮蔽着可能的“洞见”。 正如米尔斯（2001：84）指出的，“我们要选择所研究的问题，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 价值，我们陈述这些问题时，要使用一些核心观念，在这些核心观念之中，也包含了价值，价值 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在新闻传播或任一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我们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都要 借助一些“核心观念”，这些观念有抽象层次的高低不同，体现在不同层次的概念勾连中，甚或 就体现在一些核心概念中。例如“新闻”、“新闻学”、“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大 众”、“传播”、“文化研究”等等。从知识的角度倒推回去，即可换作格尔茨（1999：5）的 表达，每个概念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由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这意味着，“语言是人们实 践社会活动的中介”（吉登斯，2003：81），任一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有意义的特 定的实践活动在语言中的沉淀，因而每个关键概念事实上都有自身彼此联系着的社会史和观念 史，都反映着特定时空下人们在特定实践中所结成的关系（威廉斯，2005）。而且，必须同时看 到，一方面，由于人类实践的多样性和历史性，就新闻传播研究与社会的互相建构而言，这些概 念中所呈现的意义既是多样的，也是不断演变的；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中介，也必然纠缠于场域 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前所分析的其他社会领域对学术研究领域的控制，也往往借助于研究者对某 些概念不假反思地接受。 新闻传播研究者所身处和面对的，正是这样的社会世界。也正由此，决定着真正自主的新闻 传播研究，必须做艰苦的“知识”反思和清理工作。这也就是研究规范中要对前人研究成果做批 判性梳理的规定，只有借助此基础工作，才能在学术史的脉络中把握住“真问题”，也才能清楚 自身研究在何种层面、哪种程度上提出了“洞见”，推进了前人的研究。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 要么忙于开辟新的领地，要么在一些老问题上低水平的重复，多半与缺乏这种反思性积累有关。 而在反思性积累基础上推进知识生产才是“创造知识”或“生产新知识”，是社会科学场域自身 逻辑的体现，应当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离开了这种逻辑，严格意义上，所生 [5] 产和再生产的就不是社会科学的“知识”，研究者是无法自主地与其他实践者展开互动关系的 。 对中国包括新闻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而言，还存在着一个特定问题：即作为研究工具 的“知识”本身，主要是从西方社会历史中生产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其传播也是19世纪以来欧 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的一部分（华勒斯坦等，1997；沃勒斯坦等，1999：3）。中国新 闻传播研究建立自主性的迫切性之一，在于如何面对自1980年代开始迄今方兴未艾的西方理论的 大量引介，近年来为学界不断呼吁的“本土化”即是确证。这意味着无论对诸如“议程设置”、 “话语分析”这样具体的理论和方法，还是面对“媒介事件”、“信息拜物教”这样的系统研 究，都应当将之放回到知识生产本身的语境中反复推敲，放回到知识史、学术史的脉络中精心推 演，就像审思研究者自身思维一样，也将这些研究论著背后的思维呈现出来，批判性分析他们所 提出的“问题”及“洞见”，理解其所揭示的不同场域之间或特定场域内部的关系，进而解释研 究者所持的立场、方法是如何体现在其“知识”建构中的。只有做出这样的反思，中国新闻传播 研究者才能获得与西方理论对话的自主立足点，避免消化不良的学术“移植”甚至是“殖民”； 也只有在做过这样艰苦而基础的“知识”消化、反刍之后，才能摆脱来自“知识”本身的控制， 独立地发现、提供我们自身的“问题”和“洞见”，参与到对世界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贡献中 （翟学伟，2005；王怡红，2007等）。 特别需要指出，所谓“本土化”，并非意味着等同于狭窄地研究中国问题，尽管这可能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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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从自身问题情境出发研究国外社会历史中的新闻传播问题，从而观照中 [6] 国的历史与现实，毫无疑问也是具有“自主意识”的“本土化研究”体现 。事实上，所有好的 问题或研究必然蕴涵着一种比较的意识。这同时也意味着身处特定国别下的新闻传播研究还有着 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它力图拓展人类的交流，通过理解他人在说什么把在另一个舞台上表演的 人们纳入我们的世界”（凯瑞，2005：63）。近些年学界先贤呼吁在分析单位上以“世界”取代 “民族国家”（华勒斯坦等，1997），从本文的视角看也是力求在“知识创造”中打破种种国家 意识形态的规制，在对人类交流传播的观照中理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在对特殊性的分析中 推进对普遍性的理解，研究者只有置身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本土化”的研究，才能真正做 到更为自主、具有更为深厚的创造力。 在厘清了这样一些较大问题之后，再回到本文的主旨自主性的“问题意识”上。如前文所指 出，这要求学者在对新闻传播与社会关系展开分析的同时，能对牵涉其中的各种社会实践者的意 义和价值给予揭示，并进行评价。问题真正的复杂恰在于此，“揭示”要求研究者能够运用一种 [7] “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 ，在准确把握各个社会实践者的行动及其意义的基础上，将之置于社 会历史结构中重新认识，而“评价”则要求研究者运用自己的判定标准，对对象所体现着的意义 关系对当下及未来的影响做出研判和估计。 由此出发决定了在研究中提出问题绝非一蹴而就或是一劳永逸，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艰难、 不断推进的过程，是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不断穿梭、在“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之间 不断往返的思维过程。因为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将对象和知识都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看到作为对 象的主体和作为知识积累的主体，其价值立场是何，其立场如何体现，换句话说，“除非把问题 所蕴含的价值和这些价值所遭受的威胁说清楚，我们才可以完整地表述问题。这些价值和危害它 们的东西都是构成问题本身的基本条件。”（米尔斯，2001：139）这意味着学者秉持自身立场 和价值观念，并将之与所研究的对象联系起来，考察在此问题上的公共价值关怀是什么，它受到 哪些力量、来自哪里、何种程度上的干扰控制，从而使得“美好的事物无法实现”。事实上，当 [8] 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时，批判即蕴涵其中 。 不妨以“新闻自由”问题为例。一提及这个概念，国内许多学者已经习惯性地使用所谓“自 由与控制”、“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新闻自由”这样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甚至由此生发出对西 [9] 方“新闻自由”的严厉“批判”。这种“凭感觉说话的直觉主义” 的思路，事实上严重阻碍着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真正具有自主性的研究者摒弃种种简约化的理解或是“批判”，而 是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何谓“新闻自由”？何者是、何者不是“新闻自由”？它由谁们、在 何时、何地提出，又历经了怎样的变化？为何在此时此地提出，又为何会有这样的演变？为何需 要“新闻自由”，没有了“新闻自由”会如何？中国的学者为什么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 有多少超越前人、超越西方学者的东西？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研究者要进入一场艰难 的对话，他/她自身的价值构成对话的前提要件，且在理解他人价值和行动的过程中时时接受质 询，这种发生在研究者头脑内部却是互动的思维过程，最终使得研究者自我和他人的价值都在研 究中得到清晰呈现。 这也涉及到新闻传播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纠缠不清的老话题，所谓“价值中立”或 “道德中立”。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如果不采纳一种能同时定义、描述、评价及表现社会 现象的语言，就无法从事学术工作”，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将科学从道德与政治中剥离出来， “不如去发现这些行为方式的内在关联，并使这些关系变得更清晰、更可靠。”（凯瑞，2005： 77）既然社会世界由具有不同逻辑的场域构成，每个概念背后都存在一张“意义之网”，这些 “意义之网”（或者说“不同逻辑”，也就是不同的“价值”）本身就是值得研究者认真对待的 “事实”。“自我理解完整地与理解他人联系在一起”（吉登斯，2003：80），独立自主的新闻 传播研究者反思、理解自身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与这些“价值事实”对话的过程，他们生产知识 就是在对话中做出分析、评判。因而，这规范着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能清晰准确地把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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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实践者的不同“价值”，并能通过各种“材料” 证明这些“价值”确属出自实践者自身，而 非研究者的臆测或强加，这就是研究的“客观性”或者说“价值中立”。只有在这样把握的基础 之上，研究者才有可能进而将之置于历史社会过程中，对之研判、评估；也只有如此进行的对话 和评判，研究者对问题的回答才可能蕴涵着其他实践者所不见、又能为其承认并带来启发性理解 的“洞见”。 更进一步说，在特定问题上（诸如“新闻自由”）学者的立场，一方面来源自对学术研究 自身使命的理解，另一方面正是将此理解不断反复地诉诸、投射于具体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中形 成的。换句话说，对“新闻自由”的理解不能简单地从“自由”中推出，它必须基于学者对“新 闻”这一特定实践领域的深刻洞察。这再次回到了前文所指出的学科自主的问题，所谓“新闻传 播”的视角或问题意识，究其实质，只能来源于对新闻传播历史现实的深入思考，对思考这一历 史现实的知识的再思考，来源于开放的思维下对问题的咬定，以及对“新闻”所具有的那种“连 植物也具有”的自身内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一句话，“存在于对各种问题、对象和思维工 具的社会演变史的探讨中”（邓正来，2008：30），而不是任何现成的政治或知识权威。由此也 不难发现，研究者对自身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解，是如此紧密地纠结缠绕在一起，以至于离开了 研究、离开了他的问题来谈学者的价值、立场和使命，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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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研究与民主
正如库利（1999：103）所指出的，“每一种社会现象只是我们在个人意识中发现的集体意 识”，或者用凯瑞（2005：16）的表达，“思想主要是公共的、社会的”，无论从它的产生还是 传播、应用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循着库利、凯瑞等人的“洞见”不难理解，作为以学术为业、与 “思想”打交道的研究者，坚持不断地对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进行反思， 对于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具有何等重要意义。“每一个新闻的概念都与政治相关”（ Carey， 1999；转引自：黄旦，2005：85），也就都与我们的公共生活相关。还是借用米尔斯（2001： 205）的反思，从理想的角度，社会科学是“人类事务中理性的首要载体”，从现实的角度，由 于种种科层制和实用取向，社会科学已成为“当代民主的主要问题”，如果研究者选择独立自主 的角色，就“意味着我们努力在一个非全体民主的社会中以民主的方式行事。但我们的作为却仿 佛就处于全体民主的社会中，通过这种做法，努力消泯‘仿佛’，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而能 否实现这样的使命和前景，取决于我们对自身价值、立场和知识工具的反思，取决于我们参与公 共生活其中的提出问题和生产知识的方式。在此立足点上，无论中西，概莫能外。

注释： [1] [2] 笔者在此将新闻传播研究归入社会科学范畴，更准确地表达，应当是新闻传播研究在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两边端点的连续光 谱中更靠近社会科学。新闻传播研究更近于人文还是社科，不同研究者会有不同看法，但这不妨碍对本文主旨的探讨。 此处借用了邓正来（2008：7）的说法，在最初发表于1996年题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一文注释10中也指出这两种 视角内在相关，只是一种分析上的区分，后来，邓修正认为“关系性视角”的表达更为确当（2008：41）。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 代表性学者，邓正来先生在长达十余年时间内以系列论著对探索这一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邓正来，2004；2008等） 此处的着眼点牵涉但主要不是在传播研究作为“学科”还是“领域”意义上的讨论。作为人类整体知识的一部分，新闻传播研究 不应也无法将自身领域封闭起来，它事实上也无可避免地要从其他学科借用一些概念和术语，甚至如学者所指出，“大众传播研 究只有在社会学理论背景中才有意义”（纽博尔德，2004：8），但此处的主旨，是新闻传播研究者以何种视角、新闻传播学知识 贯穿以何种逻辑的问题。 这里不是否定“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而是要指出，即使是这类研究，也必须是在学者立场下以及知识基础上进行。同时 还需要指出，学者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实践是学术研究，虽然并非意味着学者无法或不能从事其他实践活动，例如为官方或其他利 益群体提供资讯或建议，甚至参与其社会行动。但是必须清楚的是，这些是学者的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不同性质。现下有的 学者事实上把二者混淆了。按照米尔斯（2001：207）的说法，“如果社会科学家将这些事情当作日常的活动，就是放弃了他的角 色，而这一行动也表示他对社会科学的前景和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角色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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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本研究方法的书都强调文献综述的重要，事实上这一问题不应仅放在规范技术或形式化层面讨论，实质上是研究自主性问 题。即文献综“述”是一个研究者以自身视角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的过程，有理有据地或赞同或批评，而不是如现在诸多论文中 为了所谓“规范化”而做的看不出内在关联的文献综“列”。 亦可参：刘东《形式理性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一文，载 《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期 [6] 王怡红在《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一文中对此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 第4期，页.17-28 [7] 此处借用米尔斯（2001）的说法，也可参见潘忠党（2008）的表述。 [8]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存在着所谓行政、批判、文化研究的区分认识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批判”绝非哪个学派的专利，毋宁应 当看作所有独立自主的研究者共同的思维品格，典型地体现为此处指出的反思性。“批判必须以分析为基础”（吉登斯，2007： 17），在分析中“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es）”，这些 被萨义德（2002：2）视作“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在本文看来，就是“创造性知识生产”参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最宝贵的思想启 迪价值。 [9] 这一术语借用自邓正来对中国法学研究的批评，沈莉（1997）对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问题也有类似判断：“以直觉判断为基础 的归纳总结”。这一概括基于其对《新闻大学》1981—1996年间新闻学论文的定量研究，她指出，新闻理论研究呈现外延不断拓 展的研究态势，但“忽视了对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在内涵上的深入探讨”，以至研究成果“如过眼云烟”。 [10] 也就是研究者在特定方法取向下所获得的经验材料。新闻传播的自主性要求研究者也必须对获得这些材料的方法及其使用时刻保 持严格反思。限于篇幅，这一问题不再详细展开。 [5]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修订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郭丽华、宁树藩.《树立“本体意识”、探索新闻特性、加强新闻史学科建设》，载《新闻大学》第4期，页4－8，2007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北京：三联书店，1997 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载《新闻大学》第2期，页46－48，2008 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页51－55，2007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2002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李金铨.《新闻史研究：“问题”与“理论”》，载《国际新闻界》第4期，页5－8，2009 刘东.《形式理性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载《中国书评》总第4期，1995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载《新闻大学》第2期，页31－33，2008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应用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沈莉.《<新闻大学>上的新闻理论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1981—1996）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梳理和评估》，载《新闻大学》 春季号，页5-10，1997 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第4期，页17-28， 2007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沃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张宗厚、陈祖声.《简明新闻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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