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抑郁人际高风险—应激模型实证研究—多时段追踪和抑郁症患者大脑灰质密度的VBM分析

发布时间：2020-05-23 19:47

【摘要】：第一部分目的：运用多时段追踪设计,探讨抑郁的发展中人际高风险因素的水平与应激水平的协同作用对抑郁发生、发展的作用,对抑郁的人际高风险性-应激模型理论进行检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班级为群,以年级分层,采用整群分层法采样,使用集体施测法,按年级分班施测。主试由经培训合格的相关专业研究生担任,在湖南省长沙市两所高校进行取样,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参加前学生签署知情同意书。对628名大学学生进行为期半年共六次的追踪研究。首次测试总共3个量表：(1)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2)大学生关系网络问卷(NRI),(3)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SHS),所有参与者均填写个人基本资料。追踪测查中所使用的量表为CES-D和SHS,了解受试对象在一个月中遭受的应激和抑郁症状表现情况。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对追踪数据结果进行分析,首先控制初次评估中的抑郁症状得分,即控制抑郁的基线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探讨人际支持数量,人际支持满意程度与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发展趋势的作用。预测指标包括抑郁基线得分,追踪过程中的抑郁得分与应激水平得分,其中抑郁基线水平、人际支持数量是个体间的变量,标准化后进入不同的模型中。而追踪中的抑郁症状、应激水平是个体内变量,个体的均分中心化后作为自变量进入方程。结果：(1)不同年龄阶段的大学生的人际支持水平与人际支持满意度差异均不明显(F=1.86,p0.05/F=1.26,p0.05)。人际支持满意度水平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性别：男,女)表明,女性大学生的人际支持数量显著高于男性人际支持数量(18.54±8.70/15.10±8.94,p=0.0001),而在人际支持满意度上无性别差异(3.90±0.66/3.78±0.84,p0.05)。(2)多层线性模型统计结果显示：在对高校大学生抑郁症状的预测中,第一次抑郁症状得分,应激水平均具有主效应(p0.001),但人际支持数量以及人际关系数量与应激水平的交互作用没有主效应。人际支持数量高分组高校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得分随应激水平的增高而增高(slope=0.12,t=4.94,P0.001)；而人际支持数量低分组高校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得分也随应激水平的增高而增高(slope=0.07, t=2.94,P0.01)；但是在表明应激水平与抑郁症状关系的两条直线中,人际支持数量高分组的斜率与人际支持数量低分组的斜率没有显著差异。在对高校大学生抑郁症状的预测中,第一次抑郁症状得分,应激水平,以及人际支持满意度以及人际关系满意度与应激水平的交互作用均具有主效应(p0.001)。两组的高校大学生抑郁症状均随应激水平的增高而增高,并且在应激水平与抑郁症状关系的两条直线上,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组别的斜率显著低于人际支持满意度低的组别,统计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1)。结论：在高校大学生中,人际支持的数量在遭遇不同水平的应激水平时,对抑郁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不支持抑郁的人际高风险性-应激模型；而人际支持的满意度与应激水平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抑郁的发展,支持抑郁的人际高风险性-应激模型。第二部分目的：运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分析方法对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的全脑灰质密度特征进行研究,探索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的大脑灰质密度的差异,并考察患者组的抑郁严重程度、应激事件、社会支持等与脑灰质改变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抑郁症患者的神经病理学机制。方法：38例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和42例健康对照接受了MRI检查,并应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方法分析其全脑灰质密度的特征,且将灰质密度与CES-D、SHS以及NRI进行相关分析。结果：(1)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右侧额中回,右侧额上回,左侧额下回以及左侧额上回的灰质密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01),而右侧楔前叶,左侧中央前回以及右侧前扣带回的灰质密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01)。(2)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左额内侧回脑灰质密度与CES-D得分呈正相关,右侧梭状回脑区灰质密度与CES-D得分呈负相关；左额内侧回和扣带回脑灰质密度与SHS得分呈正相关,左侧额中回脑灰质密度与SHS得分呈负相关；左额上回、中回、额内侧回、中央前回、楔前叶、扣带回、梭状回和海马旁回脑灰质密度与NRI得分呈负相关,未发现与NRI得分呈正相关的脑区。结论：(1)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的脑灰质密度尤其是额叶灰质密度与正常被试组相比存在结构异常。(2)首发重性抑郁症患者的一些脑区灰质密度与其抑郁严重程度、应激事件、社会支持数量与满意程度等存在一定的关联。这可能是个体发生抑郁症的脑神经病理性基础。
【学位授予单位】：中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R749.4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