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规律研究

发布时间：2018-04-11 09:12

本文选题：明清时期 + 山西　；参考：《中国中医科学院》2013年博士论文

【摘要】：疫病社会史是从1990年以来逐渐兴起的学术研究领域。与以往通史性的、单一疫种流行史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不再局限于粗略的历史考察,而是深入于某一地区,对疫病流行的时空规律进行研究,或者将某次大疫置于自然和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探讨疫病暴发和流行的深层次原因。灾害学、地理学和气象学专家也介入其中,从古代气候变迁、地域环境特点角度揭示灾害形成的宇宙因素和历史演化趋势的同时,大大推动了疫病特征和成因的研究。这些使得疫病社会史综合了医学、生态学、灾害学、社会史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具有边缘性质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利于全面地揭示各地区疫病流行的规律。显然,研究目的不只为了重现历史的原貌,更让世人从重大疫病事件中,产生对天地、生命万物和人类关系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充分吸取历史上防治灾疫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今这个疫病重新肆虐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明清时期是特殊的天文历史时期,包括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两个自然灾异群发期,与以往历史阶段相比较,灾害和疫病的发生更为频繁和剧烈。山西是明清时期疫病流行的重灾区,万历、崇祯、康熙、道光和同治间都有大规模疫病流行。特别是光绪初年暴发了历史有名的“丁戊奇荒”,山西几乎全省被灾,继发的旱疫影响到56个州县,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对整个国家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山西地理位置特殊,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其自然地理气候特点和经济、军事和政治状态,使得疫病流行特征和形成原因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因此本文采用目前疫病社会史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对山西疫病流行情况、疫病形成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和探讨了山西疫病流行的规律,并从政府和社会的赈救措施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疫病防治提出了应当借鉴和重视的问题。同时,本文对山西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也将为国家大型学术性文化工程《清史》中“卫生防疫篇”的充实和修订提供依据。本文以唯物史观和实证史观为指导,在整理统计明清时期山西疫病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流行病学、医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使文献资料分析与科学定量分析相结合、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力图能够真实反映明清山西疫病流行的概况,揭示其内在规律和成因。本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回顾了疫病社会史的研究进展,介绍了选题依据、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为“疫病流行概况”,分四节。第一节说明了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通过收集整理明清时期史书、地方志、碑刻、笔记、歌谣等,形成“明清时期山西疫病资料长编”,制作《明清山西疫病流行年表》,统计疫病次数和波及县次,并绘制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趋势图,分析明清流行的时空分布规律。在统计疫病次数这个问题上,避免了以往以县次数代替疫病次数的缺点,应用疫病次数和总县次两个指标分别对疫病发生频率和范围进行量度。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分析认为,史志所记载之“疫”一般都是大疫,疫病烈度统计没有意义,忽略此项分析内容。第二节为“疫病流行特征”。统计结果显示,明清时期共发生疫情149次,波及507县次；其中明代疫病次数为48次,波及288县,平均5.76年发生一次大的疫病；清代101次,波及219县,平均2.65年发生一次大的疫病。总体来讲,清代疫病发生频率比明代要高。疫病流行趋势图显示出明清山西疫病的历史波动规律。明朝疫病流行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明洪武至成化十五年,历史资料显示无疫病的记载,基本上没有大疫的流行；第二时期为明朝成化十五年以后至成化末年,特别是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有连续的疫病流行,但规模不大,发生在个别州县；第三时期为弘治至万历六年,基本上无大的疫病流行；第四时期：从万历六年至崇祯末年,瘟疫暴发的频率和规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其中万历和崇祯年间暴发了波及全国的疫病。清代疫病流行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顺康雍年间,疫病的频率较高,范围较大；第二时期：乾嘉期间,疫病发生次数和波及范围都很小；第三时期为道光至宣统年,疫病频度和波及范围明显增加,光绪“丁戊奇荒”期间,疫病流行达到了高峰。疫病主要发生于春、夏、秋三季,三季之间无明显差异,而冬季很少有疫病发生。明清时期盆地是主要的人口分布地区,也是主要的疫病流行区,体现在除忻定盆地外,处于其他五大盆地的府州疫病频次都比较高；其他频次较低的府州均为山地丘陵地区。东南部的泽州府地处泽州盆地,潞安府地处长治盆地,这两个府疫病发生率为最高,平均县次数≥5。其次为绛州、太原府、大同府、解州、平阳府、朔平府和平定州；解州和绛州地处运城盆地；太原府地处太原盆地；平阳府地处临汾盆地、大同府地处大同盆地,而朔平府与大同府相邻,平定州位于太行山西麓,为山地丘陵区；7个府、州差别不大,疫病发生频率较高,平均县次数5,≥4。蒲州府和沁州府平均县次数均为3.33,疫病发生频率稍高。汾州府和保德州,疫病发生频率稍低,平均县次数3,≥2。代州、隰州、辽州、忻州,平均县次数2,≥1,疫病发生率较低。霍州与宁武府则很少有疫情记载。疫病分布与人口密度无明显关系,与各府州经济水平、军事政治地位有关。第三节是“疫种的鉴定和分析”。史志主要记载了大头风(肿颈、头项肿)鼠疫、白喉、霍乱、瘴疫、斑疹、黍谷或采谷(麻疹)、疟疾、黄肿以及人畜共患病等病种,其中流行规模和死亡率最高的是大头风、鼠疫、白喉、霍乱。从发病原因、易发季节、流行特点和临床特点对疫种进行了鉴定。提出以往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万历八年、九年,万历十四年至十六年的“肿颈”、“大头风”、“头项肿”为鼠疫或脑积水性脑脊髓膜炎”的看法不正确,应是现代医学所讲的的“颜面丹毒”；万历三十八年的“喉痹”也不是鼠疫,而是白喉。道光年间所发生的霍乱与当时全国性流行的真性霍乱一致。黍谷或采谷是山西麻疹的别称。斑疹的现代疾病名称难以确定,可能是风疹、猩红热、鼠疫、流脑或者斑疹伤寒等。黄肿可能是“食劳疳黄”,因长期饥饿导致胃肠功能衰弱,又突然饱食,导致食积伤脾,出现萎黄浮肿的疾病,但不能排除急性肝炎暴发或钩虫病传染的可能。第四节是“疫病流行的相关因素”。文献资料显示,多种自然灾害和战乱与疫病暴发有直接的关系。山西主要以旱疫为主,在所记录的灾害因素中,旱灾致疫的情况占一半以上；其次是霜降和蝗灾,有时与旱灾相合并,加重饥荒的程度,从而导致疫病发生；雨雪和大寒大热引起疫病的次数较少；地震最少,提示地震不是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战乱尤其是崇祯末年农民起义与疫病的形成有关。第二章为“重大疫情分析”。对成化、万历、崇祯、康熙、道光、同治、光绪年间11个主要的疫病流行时期进行了详细研究,对疫病发生的原因、季节、病种和流行情况进行了描述,并绘制了重要年份的疫病流行区域图。成化年间有疫病记载的是成化二十年(1484)和二十三年(1487),成化二十年疫病主要发生在泽州府的个别州县,二十三年主要发生于潞安府。万历年间主要包括三个流行时期：万历八年至十年(1580-1582)、十四年至十六年(1583-1588)、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10-1612),均与持续旱灾饥荒有关。万历八至十年,疫病主要分布于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共波及42州县；万历十四年至十六年共波及中部、东南部、南部共72州县；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共波及中部和南部共80个州县,三十八年的喉痹流行最为严重,发生于秋季,波及68个州县。崇祯年间包括崇祯六年(1633)和崇祯十六至十七年(1643-1644)两个流行时期,与旱饥、战乱有明显关系。崇祯六年疫情主要分布于东部辽、沁,东南部的泽州府和南部的个别地区,共10个州县；崇祯十六至十七年处于全国持续大旱时期,由于旱饥、气候寒冷及战乱,疫情波及北部大同府、朔平府及东南部潞安府共24州县,特别是潞安府明确记载了鼠疫流行的情况“腋下有一核吐淡血辄死”。康熙年间也为旱疫流行,括三十一年(1692)和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697-1698)两个时期,康熙三十一年旱疫,主要波及解州、绛州、泽州府14个州县：三十六至三十七年的旱疫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共13个州县。道光元年(1822)秋八月在南部地区发生霍乱,属于全国真性霍乱流行的一个部分,但波及范围不大。同治元年(1862)疫病流行地区散在分布于北部、中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共15个州县,疫种有疟疾、霍乱等不一致。光绪初年由于“丁戊奇荒”暴发,旱情连年不断,疫情出现于光绪三至五年(1877-1879),主要分布于旱灾最严重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各地区流行极不规则,同一地区的不同县区有的在春季暴发了疫病,有的则在夏季或秋季；疫种多样,旱、热、地震、狼灾、鼠患多种灾害重叠,危害十分严重。第三章为“疫病流行的背景和成因”。本章分五节：第一节说明了明清处于特殊的天文历史时期,包括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两个灾异群发期,有关的天文气象学研究成果显示,疫病流行与宇宙因素相关。第二节介绍了明清时期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量屯田垦荒、毁林焚山、大兴土木等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第三节从山西“重商轻农”固有的经济结构缺陷,康雍乾时期对农耕、仓储、备荒的重视,以及清末大量种植鸦片、烧锅酿酒所致的严重后果,说明忽视农业生产和储粮备荒粮对灾疫的形成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最后第四节从万历怠政奢靡和崇祯战乱两个方面说明社会政治形态对灾疫形成所起的作用。四个方面综合阐述了天文气候、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三者紧密联系,三方面因素促成了灾疫的形成,大疫是灾害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或是灾害发展的最终结果。第四章为“地方医药卫生与灾疫的赈救”,本章分六节。第一节地方医药概况,概述了地方医学成就和中药行业的发展；第二节介绍了地方预防卫生状况,包括居住环境、避疫与隔离、种痘术的推广三个方面；第三节介绍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观”,政府和民众应对灾疫的心理对防疫产生的影响。第四节概述了明清各个时期灾荒的赈济情况。第五节通过方志记载的医家事迹,说明了明清时期疫病治疗的技术水平。第六节介绍了疫病防控和治疗方法,包括辨证论治思想和具体治疗的方剂和药物。第五章为“总结与反思”。本章分三节,第一节总结了山西疫病流行的规律。疫病主要分布于大同、太原、临汾、运城、长治5大盆地,疫病分布与府州的经济水平、军事政治地位有关；论述了旱灾为大疫形成的主因,形成了疫种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危害最大,以及发生在春夏秋三季的特征；阐述了疫病的波动趋势与社会状态有关的观点；提出局部地区疫病的反复流行有特殊原因。第二节论述了明清灾疫的赈救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赈济力量不足和措施不得力,以及国家医疗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缺乏三个方面。第三节讨论了当代防治疫病应当借鉴和重视的问题。山西作为一个重工业为主的省份,疫病预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应当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重视农业生产及仓储水利建设以减少灾疫的发生,健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制,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治疗优势,从而有效地防治疫病的流行。本文共参阅明清史书30种、山西各种地方志248种,碑刻、歌谣与档案资料20种,除去其中重复记载,共辑录疫病相关文献415条(源自方志402条、碑文10条、歌谣3条),制表7个,绘图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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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R181.3;K24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