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的肝主疏泄

发布时间：2020-05-04 22:38

【摘要】：目的：针对宋金元时期,朱丹溪提出了“肝主疏泄”,对后世影响深远。当前对于肝主疏泄的源流分歧和概念探讨莫衷一是。而丹溪当时提出的仅是“司疏泄者肝也”何以成为现今教材厘定,中医基础理论奠基,中医学术思想约定俗成的“肝主疏泄”五种含义。基于以上问题,采用知识考古学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肝藏象概念在宋金元时期医家著作中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由此呈现“肝主疏泄”概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肇端源流。方法：采用知识考古学话语构成分析的方法,考察宋金元医家研究著作中肝脏概念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主题策略的选择等内容,分析朱丹溪的“肝主疏泄”何以形成和当时的状态。 1.历代医家文献中关于肝概念的对象形成,存在于医家论述治疗疾病的诊疗体系中,也就是肝的疾病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这一时期关于肝的生理论述也存在于医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的个人理论见解中。 2.诊治肝病的陈述方式,即论述肝的概念,是以怎样的方式,与哪些概念,怎样的位置关系出现在治疗肝病的论述中。 3.肝从属的主题,即是论述肝时医学发展的大背景。结论：两宋时期,肝藏象并未出现完全独立的生理功能论述共识,病证诊断标准,对应治法和方药,不能构成因、机、证、治和组方完备的内伤杂病诊疗体系。这一时期的肝具有解剖实体性,多样性,寓于五行体系之中,对于病证的指向性多为粗略的列举并分为五类,此时肝的生理特性和病证特点借助五行体系中的风、木等比附呈现。肝的经络病变和肝脏腑病变没有分开。病性以寒热虚实分类。没有针对一致病证的病机理论作为指导遣方用药的指针。诊断需借助脉象和五行归类体系,或依据经络病变确定。治疗上用脏腑虚实和五脏生克制化关系说明病情的轻重和转归。治法多根据五行生克关系拟定“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原则,治疗时重脉象。没有病因、病机、证侯、诊治的完整理论指导用方体系。遣方用药多从汗、下两法立方。丹溪论述的肝主疏泄并非当今之意,是丹溪借助相火概念和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加以阐发,赋予肝一整套功能、特性,并以此立法用方。在论述方药的陈述方式中,参与肝病的病因、病性并以病名方式出现,将肝作为药物的作用部位提出。此处肝存在于指导方药治疗的病机阐释体系中。金元时期对于肝论述的陈述方式与宋时期略显不同,论述方药时,更多出现有肝气、肝热、肝虚等,丹溪创立的相火论,服从区别于两宋时期对于肝的论述,即：从五行色彩,重视脉证,到其自身所处的金元时期,以方药为主。肝主要出现在：论述方药的治疗方法和方药功用的过程中。金元时期治疗肝病在方剂和药物的变化中更加多样化。宋金元时期肝藏象理论的形成具有自身的演变特点,是从形象化的解剖实体转变为病机参与指导用药的过程。其转变的背景是当时伤寒论治疗疾病的辨证诊治体系的扩展和消解,加之方剂学由博返约的发展,方论的成熟,药性理论的丰富。可以认为：病机、用药组方理论参与了藏象理论的形成过程。由此,因机—证—治—方药联系起来,在治疗内伤疾病中形成有效的诊疗方案。五运六气和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渗透了脏腑阴阳和气机升降理论,丰富了病机学说的内容,使病机学说进一步参与后世脏腑辨证体系。朱丹溪的肝主疏泄并未在当时形成一个完整的术语概念,它处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中,确立的调理气机,重视情志调护,以及治疗气、血、痰、郁、火的治疗思路为后世治疗肝病提供了借鉴,使得后世医家纷纷援引肝主疏泄作为说理工具。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R2-09;R256.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