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票据抗辩限制制度

　　[论文摘要]票据在商事领域中具有高度的流通性，为保障其流通，票据法在制度设计上给予无因性，票据抗辩切断的保护措施。票据法保护持票人的信赖利益，在没有信赖利益可言的情况下，票据债务人可以抗辩之。文章就票据法抗辩制度与民法抗辩制度的区别来比较分析票据抗辩的特殊性，从间接恶意抗辩与知情抗辩的区别来比较分析适用票据抗辩的限制与例外。

　　[论文关键词]流通性 票据抗辩 抗辩限制与例外

　　一、票据抗辩的概述

　　（一）票据抗辩的价值
　　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特征之一是票据具有流通性，作为一种支付，交易，信用工具在商事领域中流通。流通就是票据的生命，这也是在对票据关系立法中着重保护票据权利人权利——支付请求权与追索权。在票据法律关系中，汇票的承兑人作为主债务人之外，持票人之外的票据签章人都是票据义务人，对票据权利人的权利给予保证，也是对票据流通的一种信用保障。
　　在票据制度中，作为票据权利人与票据债务人，其权利义务应当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票据抗辩相对于票据权利存在的必要。研究票据抗辩，不仅是为票据债务人在出现法定事由时提出抗辩拒绝票据义务履行的权利，也是通过对票据抗辩的规定以划清票据抗辩的适用范围防止票据债务人滥用票据抗辩，损害票据权利人的正当票据权利，损害票据流通性。
　　票据抗辩是指票据义务人对于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时予以抗辩的行为。对于此定义，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票据抗辩者，乃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权人之请求，得提出抗辩事由，而拒绝履行之谓。”“票据抗辩者，系指票据债务人对特定之票据债权人或一般之票据债权人，得以拒绝履行票据债务之行为。”我国《票据法》第13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
　　票据抗辩与其限制从某种角度而言都是对票据权利人的一种保护，这是票据法立法根据票据的属性特征所采取的立场。因此研究票据抗辩与其限制，在给予票据债务人一定抗辩权的情形下，起到规范票据行为的作用。
　　（二）票据抗辩的制度与民法抗辩制度的区别
　　票据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子法，两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两者在票据抗辩上的区别十分明显，这是由票据的特征——无因性、流通性等决定的。研究票据抗辩与一般民法上的抗辩对于票据抗辩的认识有极大的作用。下面从五个方面分析它们的区别：
　　1.行使主体的不同。票据抗辩是由票据债务人提出的，以汇票为例，承兑过的远期汇票，承兑人是第一债务人，其余的出票人，票据保证人，背书人是第二债务人，即票据抗辩的行使主体是特定的，这也体现了票据文义性的特征。但民法上的抗辩，以合同抗辩为例，在双务合同中未规定履行次序的，双方当事人皆可以提出抗辩。
　　2.提出抗辩的内容不同。票据抗辩的内容是票据债务人对票据权利的完全否定以及不履行。比如，当票据缺失必要记载事项而使票据归于无效时，此时是对票据权利的完全否定，而如果是持票人在票据未到期或者履行地点发生错误，那么票据权利并未丧失。在民法上，抗辩权行使的前提是承认义务的有效存在，但因出现法定事由而拒绝履行义务，其抗辩正是肯定权利存在的证明。
　　3.抗辩延续性不同。票据抗辩具有切断延续的特征。票据具有无因性，原因关系下做出票据，之后的票据流转与原因关系就无关了，顾票据义务人不能就自己与前手间的原因关系去对抗持票人的请求。同时这是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性维护交易的流畅继续。而在民法中，抗辩具有延续性，其制度的平衡点在保障债务人利益，债权在流转过程中，债务人可以基于对前债权人的抗辩事由援引对抗现在的债权人。在债权代位权上，次债务人可以就其对债务人的抗辩对抗主债权人。而票据法作为商事法律，其强调的不仅是公平交易，更加侧重于对流通的保护，对交易效率的保护。
　　4.抗辩行使的效果不同。票据抗辩的行使无溯及力，即票据债务人行使抗辩后并不影响票据上其他人的权利义务，除了票据无效的场合，票据仍有效。而在民法上，抗辩的行使具有溯及力。
　　5.在保证抗辩上的不同。在票据上载明以保证人身份为背书人或出票人保证的就是评价上的保证。保证人也是票据债务人之一，作为票据债务人，保证人负担的是连带责任，没有民法上给予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其次保证人也因为票据抗辩的切断不能援引被保证人的抗辩事由对持票人进行抗辩。可以说票据保证人在票据法上与其他的背书人享有的抗辩权相同。
　　综上所述，票据抗辩区别于民法上的抗辩在于票据无因性、流通性、文义性等特征。票据抗辩的立法立场是站在票据权利人这边的。所以在研究票据法时，学者多从票据权利出发，其实研究票据抗辩与票据抗辩的限制也是为票据流通，票据权利人权利的实现。

　　二、抗辩限制的概述

　　（一）抗辩限制的立法
　　我国《票据法》第13条规定了三项内容，第一项就是票据抗辩限制的两个外延，第二项规定了票据抗辩事由，第三项是对票据抗辩的界定。从法条的立法顺序中可以看出，票据法在立法上的立场是对票据抗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护票据权利人为出发点。
　　票据抗辩的传统分类是将其分为对物抗辩与对人抗辩。对物抗辩是基于票据本身的瑕疵或无效而形成的抗辩，具有客观性，因此不会因为票据的流转而切断抗辩。票据抗辩的限制是针对对人抗辩而言的，以保护持票人不因前手的原因损害票据权利的实现。
　　（二）票据抗辩的限制价值与分类
　　票据抗辩的限制，主要是基于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的理论。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者持票人前手之间存在着非票据关系的法律关系，包括票据基础关系和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依据此一般之债，票据债务人享有若干抗辩权，单词抗辩权的相对人应为直接授受票据的当事人，而不是出票人或相对人的后手即持票人，那么票据债务人依据一般之债所产生的对一般之债的相对人的抗辩权不能向持票人行使，否则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同时继受了票据的瑕疵，一方面加重了票据权利人的义务和负担而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否定了票据抗辩切断的制度，违背票据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了票据抗辩限制的种类：
　　1.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善意持票人。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主要是指因基础关系而产生的。主要由两种情况：
　　（1）票据承兑人或付款人基于资金关系的欠缺，与出票人之间形成抗辩事由。此时承兑人或付款人不能因为出票人为履行他们之间的资金关系义务而拒绝善意持票人的付款请求。
　　（2）除承兑人或付款人之外的票据债务人，基于原因关系的欠缺，与出票人之间形成的抗辩事由。如票据法上的保证人不能因为与出票人之间的协议完成为由对抗善意持票人。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善意持票人。所谓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主要是指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前手间的基础关系中发生的抗辩事由，有以下几种情形：
　　（1）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前手间的基础关系存在缺陷而产生抗辩事由，如此原因关系的无效，当且仅当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是原因关系的直接当事人时，票据债务人才能抗辩。
　　（2）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之前手是票据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的关系，为进行票据保证而发生的抗辩事由。
　　（3）付款人或承兑人与持票人前手之间，在票据关系之外另有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的抗辩事由。
　　（三）关于表见代理的争论
　　有学者提出“票据法除应对人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予以限制外，对票据效力的抗辩，即对票据无权代理的抗辩等也应进行限制。”也就是说票据抗辩不仅包括人的抗辩，还有票据效力的抗辩，此称为双重说。采取此种学说的观点，以案例说明就是，B以A的代理人名义签发一张本票给C，后C背书转让给D，D又背书转让给E，A可以以无权代理为由对抗D和E，但对于C，A负有表见责任，所以在C举证表见代理成功后，A就不能对抗C。然而，对于善意持票人C的背书转让行为应是有效的，也就是说，A对于自己的过失所承担的表见责任应该是对C、D和E的。所以表见代理不是票据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对于直接善意第三人的表见责任的承担也不是出于抗辩限制的范畴。

　　三、抗辩限制之反限制

　　票据抗辩的限制是出于对票据无因性的保障，对票据流通、信用的保障，但票据限制过大也会妨碍票据的流通。例如票据债务人的票据抗辩行使主体，其身份在为流转票据之前也是票据权利人，所以如果立法对票据抗辩施加过重的限制，就会引导商事主体避免进入票据法律关系，从而打击票据的信用价值，流通价值。这也是票据抗辩限制的反限制存在的必要，以此来缩小抗辩限制，平衡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切实保护交易的顺畅。
　　上文所述票据抗辩限制，而对于票据抗辩限制的反限制或者称之为例外，我国票据法规定的例外主要由三种。
　　1.无对价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予等方式无对价（无偿）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2.间接恶意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2条第1 款规定，明知前手有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此规定将对直接恶意取得票据的抗辩延续到间接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3.知情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但书做了规定：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明知即是恶意，我国票据法对于票据抗辩限制仅在于保护善意的持票人，而对于明知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仍可以依据此但书进行抗辩。
　　对于上述的间接恶意抗辩与知情抗辩的区别有必要加以明确。我国《票据法》第12条规定了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第13条规定了票据抗辩的限制与其例外。两者有相似处，如票据抗辩限制是基于持票人的善意。但两者的不同也是明显的，表现在：
　　（1）适用的情形不同。间接恶意抗辩权适用于对直接恶意取得票据的明知，而知情抗辩适用于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票据抗辩事由。即两者的明知内容是不同的。
　　（2）抗辩主张人不同。对于间接恶意抗辩，一切票据债务人都可以主张，因为此时的持票人不是票据权利人，不享有票据权利。而知情抗辩，仅限于明知的基础原因关系的当事人，其他票据债务人不享有，这体现出了票据的无因性与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持票人本身可以是享有正当票据权利的人。
　　（3）抗辩效力不同。间接恶意持票人在背抗辩后的效果是其不享有票据上的权利，而明知抗辩的效力是持票人并不丧失票据权利，只是需使用追索权或其他救济途径实现票据权利。

　　四、总结

　　我国现行的《票据法》是在1995年制定，1996年生效的，至今已有近20年时间，期间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取得飞速进步，而票据法的滞后性也愈加明显。
　　在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环境下，对于票据的需求，对票据法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要求。我国《票据法》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缺点，如不彻底的无因性，在该法第13条的规定中票据抗辩的事由须待补充等。
　　票据是一种有价证券，具有高度的流通性，是商业信用的体现，无因性、文义性为其流通提供基础，辅之以票据抗辩切断制度。票据法的立法价值导向是票据权利人的权利实现，但在权利义务的平衡上也给予票据债务人抗辩权，这不仅是在票据法权利义务体系上的制度完善所需，也是在对票据法上权利义务人的行为加以规制，最终是对票据权利人的负责，因为每个持票人前手曾经是持票人。本文主要就票据法上的抗辩与民法权利体系上的抗辩的区别做了比较分析，进一步确定票据抗辩的特殊性；在票据抗辩方面强调了表见代理
　　不是抗辩事由的观点；在票据抗辩的限制与例外上，就善意取得制度与知情抗辩做了比较分析，对其适用作出明确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