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激励与外部约束——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的户籍制度改革逻辑
发布时间：2021-03-06 17:47
"趋利避害"的政绩竞争动机与"用脚投票"的社会认可约束相互嵌套,两者产生内生性影响,决策者倾向于将其竞争政绩的政策偏好通过户籍改革政策表达出来,而在人口由"负担"转化为"资源"的背景下,社会个体"用脚投票"的自主性对决策者的任性干预设置了边界。关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化解释路径,本文提出"内部激励+外部约束"的解析框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解释变量交叠而成的四种改革类型。本文的贡献在于,不仅为目前多样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清晰的学理性呈现,还揭示了户籍改革在工具理性占优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边际性突破之根源,提示了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然性的前进方向,并丰富了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2019,35(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图文】：
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与户籍人口规模示意图
市经营方式的差异，即以自我融资为主还是以再分配融资为主。图2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与户籍人口规模示意图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我们可以将户籍人口规模视为行政规划的力量，将常住人口规模视为社会个体“用脚投票”的自主性选择，两者之差值则代表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对冲。一般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大于户籍人口规模的数值越大，则代表着其户籍制度改革的空间越大。图2所展现的状况确实印证了此前学者的判断，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呈现出依城市规模的增大而逐渐降低的趋势。图3区域中心城市常住人口与新流入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随着小城镇的一元化改革进展顺利，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进一步放开，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就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那么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否可以用一句“改革力度最小”来概括呢?如图3所示(数据来源于《2017年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我们选取了60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大城市的改革力度是较为一致的，指代新流入人口排名的黄色曲线应该与指代常住人口排名的蓝色直线基本重合。而事实上，各大城市的改革力度显然与预期并不一致:一方面，诸如北京、上海、09治理研究2019年第2期①②王美艳、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张小劲、陈波:《中国城市积分入户制比较研究:模块构成、偏好类型与城市改革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谢Ъ?矸菟?艽?吹?各项资格准入权利与再分配福利。户口含金量是吸引人口的重要因素，但含金量越高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性负担越中，因此也就意味着取得本地户口的难度越大。其次，城市户口的“相对含金量”，即在城市内部，公民权利与城市福利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差异程度。这是影响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平性认知的重要衡量指标。综合考虑各城市在“政府绩效竞争动机”与“城市户口含金量”两方面的异质性，会形成四种城市类型(如图4所示)。图4内部激励与外部约束内生性作用下的改革类型首先，图4左上角对应着政府绩效竞争动机弱且城市户口含金量低的城市类型，以东北地区城市为代表。在结构性的城市差异化格局中，这类城市扮演着“人口输出”的角色，地理区位条件的偏僻、对再分配资源的依赖导致这类城市在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对于这类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来说，其“止损”的重要性优先于“竞争”。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东北地区呈现出人口净流出的态势，2000年和2010年进行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由8.42%降至8.22%。根据2018年的人口数据，2017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人口分别减少4.6万、12.18万、20.29万人，三省合计减少37.07万人;作为省会的哈尔滨和长春人口规模分别减少7.05万和4.5万，只有沈阳增长了3.2万(数据来源于各城市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其次，图4右上角对应着政府绩效动机强且城市户口含金量低城市类型，以西安、武汉等城市为代表。此类城市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刘守英,王一鸽. 管理世界. 2018(10)
[2]“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周黎安. 社会. 2018(02)
[3]中国城市的权利二元结构——城市化地区居民权利结构分析[J]. 周庆智. 学海. 2018(01)
[4]中国城市积分入户制比较研究:模块构成、偏好类型与城市改革特征[J]. 张小劲,陈波.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6)
[5]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研究[J]. 邹一南. 人口与经济. 2017(02)
[6]超越工具理性: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反思[J]. 涂一荣,鲍梦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4)
[7]城乡制度一体化:破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J]. 肖倩.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02)
[8]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碎片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J]. 王清. 学术研究. 2015(04)
[9]论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体制改革[J]. 甘行琼,刘大帅. 财政研究. 2015(03)
[10]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 肖瑛. 中国社会科学. 2014(09)
博士论文
[1]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华东师范大学 2012
本文编号：3067531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2019,35(0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图文】：
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与户籍人口规模示意图
市经营方式的差异，即以自我融资为主还是以再分配融资为主。图2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与户籍人口规模示意图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我们可以将户籍人口规模视为行政规划的力量，将常住人口规模视为社会个体“用脚投票”的自主性选择，两者之差值则代表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对冲。一般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大于户籍人口规模的数值越大，则代表着其户籍制度改革的空间越大。图2所展现的状况确实印证了此前学者的判断，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呈现出依城市规模的增大而逐渐降低的趋势。图3区域中心城市常住人口与新流入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随着小城镇的一元化改革进展顺利，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进一步放开，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就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那么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否可以用一句“改革力度最小”来概括呢?如图3所示(数据来源于《2017年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我们选取了60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大城市的改革力度是较为一致的，指代新流入人口排名的黄色曲线应该与指代常住人口排名的蓝色直线基本重合。而事实上，各大城市的改革力度显然与预期并不一致:一方面，诸如北京、上海、09治理研究2019年第2期①②王美艳、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张小劲、陈波:《中国城市积分入户制比较研究:模块构成、偏好类型与城市改革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谢Ъ?矸菟?艽?吹?各项资格准入权利与再分配福利。户口含金量是吸引人口的重要因素，但含金量越高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性负担越中，因此也就意味着取得本地户口的难度越大。其次，城市户口的“相对含金量”，即在城市内部，公民权利与城市福利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差异程度。这是影响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平性认知的重要衡量指标。综合考虑各城市在“政府绩效竞争动机”与“城市户口含金量”两方面的异质性，会形成四种城市类型(如图4所示)。图4内部激励与外部约束内生性作用下的改革类型首先，图4左上角对应着政府绩效竞争动机弱且城市户口含金量低的城市类型，以东北地区城市为代表。在结构性的城市差异化格局中，这类城市扮演着“人口输出”的角色，地理区位条件的偏僻、对再分配资源的依赖导致这类城市在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对于这类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来说，其“止损”的重要性优先于“竞争”。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东北地区呈现出人口净流出的态势，2000年和2010年进行的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由8.42%降至8.22%。根据2018年的人口数据，2017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人口分别减少4.6万、12.18万、20.29万人，三省合计减少37.07万人;作为省会的哈尔滨和长春人口规模分别减少7.05万和4.5万，只有沈阳增长了3.2万(数据来源于各城市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其次，图4右上角对应着政府绩效动机强且城市户口含金量低城市类型，以西安、武汉等城市为代表。此类城市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刘守英,王一鸽. 管理世界.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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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超越工具理性: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反思[J]. 涂一荣,鲍梦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4)
[7]城乡制度一体化:破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J]. 肖倩.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02)
[8]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碎片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J]. 王清. 学术研究. 2015(04)
[9]论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体制改革[J]. 甘行琼,刘大帅. 财政研究. 2015(03)
[10]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 肖瑛. 中国社会科学. 2014(09)
博士论文
[1]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华东师范大学 2012
本文编号：306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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